从潮汕侨批看海外潮人的女性观

    潮汕话把“信”读为“批”,用“番”表示“外来”,潮汕“侨批”,俗称“番批”,是指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汇款凭证。[1](序)关于侨批的始止年限,目前学术界较普遍认为出现于19世纪中后期,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分布于中国广东、福建和香港地区以及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
 
     潮汕地处东南沿海,是我国早期对外开展贸易、文化交流的地区之一,自唐、宋以来,潮汕就与外国通商往来;南宋末年,潮州有义民遗官因逃避战乱及不满元朝统治而移居东南亚;[3](P41)自此之后,一批批潮人或者为生活所逼,或者为逃避战乱,离乡背井,冒险前往东南亚及其他国家谋生。他们在海外艰苦奋斗,克勤克俭,并尽心竭力地将血汗钱寄回家乡,责无旁贷赡养父母妻儿,济困扶贫。其时,由于邮政建设的不完善,为了适应海外潮人与国内亲属通信、汇款的需要,就出现了替华侨捎带信款的“水客”,随着华侨信款业务的增多,一些较富裕的“水客”或侨商便开设侨信局(也称侨批局)经营侨批业务,与潮汕大部分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侨批也就持续扮演了百余年的重要角色。关于侨批的产生,《潮州志•侨批业》有一段概括的记载:“因华侨在外居留,范围既极广,而国内侨眷又多为散处穷乡僻壤之妇孺,批业在外洋采代收方法,或专雇伙计一一登门收寄,抵国内后,又用有熟习可靠批脚逐户按址送交,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仍一一登门交还,减少华侨为寄款而虚耗工作时间。至人数之繁多,款额之琐碎,既非银行依照驳汇手续所能办理;其书信书之简单,荒村陋巷地址之错杂,亦非邮政所能送递;故批业之产生与发展,乃随侨运因果相成,纯基乎实际需求而来,固不能舍现实拘泥于法也。”[2]可以说,侨批这种民间通信形式,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见证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存储着丰富的历史信息,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学术界,潮汕侨批更多被视为一份近现代政治、商贸的历史备忘录,被不少学者作为华侨的移民史和创业史、我国的金融史和邮政史等方面研究的重要对象;其实,侨批中涉及的人文信息,包含的伦理道德、亲缘关系等也相当值得探讨。一直以来,历史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观指的是男性中心社会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对女性的认识、看法。[4](P179)女性观是社会经济、政治的产物和反映,其产生和发展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应该说,研究潮汕侨批中可见到的女性观有助于更深地发掘潮汕侨批的人文内涵,更好地理解海外潮人的心理特征。下面就以《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以下简称《萃编》第一辑)收集的493封侨批为例,探讨从中反映出来的20世纪40—50年代寄批的海外潮人的女性观。从文字上看,侨批中论及有关妇女的内容相对分散,数量也较有限,主要总结起来有以下两种: 
 
     一、“男尊女卑”的女性观
 
     《萃编》第一辑共收集了侨批493封,其中,以祖父母和双亲、岳父母为收批人的有223封,占45%,直接寄给兄弟的60封,占12%,以儿子、孙子、侄子为收批人的共106封,占21.5%,寄给伯父、舅父等男性长辈的8封,占1.62%;而直接以妻子为收批人的仅12封,占2.43%,29封是寄给姑母、姐妹等女性亲戚的,占5.88%,寄给女儿、侄女的8封,占1.62%;还有44封,即8.92%是寄给非近亲的人。从收批人的身份和性别上看,基本是以长辈为主,男性居多,女性的比例很低;女性作为收批人也是上下有别:祖母在,即不寄母亲,母亲在,即不寄妻子,甚至,儿孙和侄儿看起来都比妻子更享有收批的权利。从批中的内容上看,妇女的角色被定位为主内的贤妻良母。这些都体现了当时的海外潮人具有比较浓厚的“男尊女卑”女性观。
 
     “男尊女卑”女性观是父权制社会的产物,概括起来就是规定了女性卑下服从的地位,主内治家的职责,“从一而终”的婚姻,保贞守节的意念。[4](P161)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儒家思想曾长时间地占统治地位,儒家的经典比如易学、诗学以及历代女教书包括从汉代的《女诫》到清代的《女四书》、二十四史中的《列女传》、《后妃传》等,无不贯穿着“男尊女卑”的女性观。从古代到近代,“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根深蒂固,对女性地位和角色的制约渗透到各方各面;1915年,新文化运动爆发,中国男性基于富国强民的立场提出了“废缠足、兴女学”的口号,猛烈抨击封建的宗法观与旧礼教,“争女权”、“倡女权” 的呼声风靡于中国大地,此后,中国女性及其日常生活渐渐发生变化,并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表征。潮汕地区凭借背山面海的地理优势,海运早开,对外贸易繁荣,1861年汕头被开放为通商口岸之后,潮汕地区更加速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至20世纪30年代,汕头已发展成为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成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商业城时,汕头“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上海和广州)。[2]但与经济的发展程度相比,潮人的文化和观念总是相对带有较浓的小农经济色彩,直到20世纪的50年代,潮汕地区仍处在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文化环境中,乡村社会尤为明显。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习俗上,潮汕社会都十分强调“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和长幼有序、尊长重嫡的宗族意识,“男人以社会为主,女人以家庭为主”的传统分工模式得到高度的认同。“男尊女卑”的传统女性观规范着潮人的生活方式,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生于斯长于斯的潮籍侨胞自然也不例外。
 
     以往出洋谋生的潮人,少部分人从事经商贸易,大多数人从事苦力劳动,大都知识薄弱,不谙文义,许多人连最简单的家书也需要请人代为书写。对远涉重洋的潮人来说,把辛苦挣来的血汗钱寄回家乡赡养家人,扶济亲人并向家中的老小报平安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在风俗殊异的异国土地上,他们能够信赖和依靠的也只有来自相同文化背景的故友和乡亲,在精神上共同依靠的是潮汕母体文化的支撑。因此,当寄批人潜在地承传着传统的伦理观念时,在收批人的选择上当然也遵照着中国传统社会家族本位、尊长重嫡的要求。
 
     来言中说,儿是次寄多少银项给吾妻费用,大人认为不满意,料必是吾妻来言说者不美,所以才致没有兄弟手足等情。望大人勿有错怪寄给者,原应(因)余想生为妇人如若要买多少物件,费用事事向您妥(讨)银恐为不便。生为弟辈如若无银向您妥(讨)敬(更)为合式(适)。大人认为不可,儿下次勿写给她,要费用您可给她,因她上次来言与此事无关。望勿过(怪)她。吾们兄弟才永远还是兄弟。[1](P406)
 
     这是1955年从马来西亚的沈怀勤寄给潮安华美乡家母亲的一封侨批。从儿子在批中为儿媳辩护,向母亲表示妥协,明确表示“如果大人认为不可,儿下次勿写给她”,并信誓旦旦地说“吾们兄弟才永远还是兄弟”等意思可推知这样一个情况:同样身为女性,母亲认为儿子直接写信并寄钱给儿媳不合传统,对于儿媳收到侨批而家中其他儿子没有收到的情况,母亲非常不满并对儿子施以压力。1955年,整个中国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潮汕地区在经历了战乱、饥荒和死亡等灾难之后,人们开始走向新的生活,许多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变化。但从该批的文字中可知,儒家的以“男尊女卑”为核心的女性观在潮汕社会仍有一定的重要地位。
 
     由此可见,寄批人对收批人的选择除了海外潮人本身受潮汕的宗族意识和“男尊女卑”女性观的传统熏陶,持有高度的文化和心理认同之外,也受到海内的社会和家人固守传统伦理习俗的深深影响。海内的人以传统来要求海外的潮人忠实履行尊卑长幼、宗法血缘层层分级的古老秩序;于是,虽然远在海外,但是在与海内家庭的相处和联系中,这种强调伦常秩序,强调“男尊女卑”,注重血缘关系的传统价值观,还是在海外潮人身上被不断地唤醒和加深着。
 
     在《萃编》中还有23封比较特殊的侨批,它以他人(包括儿侄,甚至非亲人)为收批人,而内批写给妻子。这类侨批占《萃编》收集侨批的4.7%,数量不多,但也反映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潮汕当地女性地位较低下,或者没有为社会所认知的姓名,无法作为收批人收批,或者受教育程度低下,甚至目不识丁,所以无法接批读批,更无法回批。下批为1950年李广基自泰国寄批给澄邑江东佘厝洲的幼儿李静吟的,就是此类侨批之一,批中对妻子因不识字无法以文字直接沟通表现出深深的无奈: 婵花贤妹如晤:
 
      我很痛惜你,素来轻视文字,致令成为一个文盲,殊可慨也!我本拟把衷曲告你,执起笔来,就终止了。何也?因思你与文字素不识面,难免我言之敦敦,而你听之邈邈。现在只要简单地对你说吧,我前所负的债款总共糖几担,计南方券若干元,回音我知,稍候新春,或可设法应付。现在家中所耕共有多少地,种何稼穑亦须逐一告我。小儿年幼,宜善教养,勿违我言。[1](P109)
 
     以下这一封侨批是陈汉澄自泰国寄澄邑银沙乡仙市村陈万镇(民国三十五年九月十八日)的:
 
     至于此后,凡有接吾批信,欲有认识,有信封之信,便是有重要事件,须切先持与天利兄观看,劳他代写;如无信封之信,便可公开,方遂便他人代写。为夫因恐天利兄有时事务太多不敢次次多扰他身。[1](P78)    作为出洋在外的丈夫,对驻守家中的妻子实在非常不放心,因为妻子没有文化,所以他不能直接寄批给妻子,在批中他只能再三嘱咐妻子应如何分辨信件的重要程度,又应如何交托可信任的人复批。侨批既是海外和海内的家庭经济支持和感情联系的重要纽带,从其文字中,亦可真实地提供当时的社会情况。
 
     不少海外潮人把女性定位为以依附、被动、服从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妇女角色,他们经常在批中反复叮嘱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必须谨遵勤劳节俭、尊长爱幼、诚恳谦逊、顺从丈夫的传统伦理道德,希望其在家中“各事从俭安为” [1](P334),履行好贤妻良母的职责。
 
     但尔在家,对于家庭,须欲调整,一切为要。过森小儿,需要读书,不可游玩。家中粮食,什物用款,亦须回明,以免吾念。吾为为(家)庭生活门(问)题以致远别,这等白话,尔须详明。(郑钦桂寄揭邑桃都白石下乡郑过森,1946年)[1](P82)
 
     家中诸事,尔须调理,各事勤俭克成,切不可乱意任为;及儿女须宜教养,一概家务需要谨慎,如米粮不足各等事件,至切回明来知,以免吾们挂念。(郑钦桂寄揭邑桃都白石下乡郑过森1947年)[1](P84)
 
     虽然潮汕自唐代以来就重视办学,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但受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女性观的影响,潮汕相当部分的女性与教育无缘,没有职业,无以自立;近代的潮汕社会,许多家庭都与“侨”字沾边,家庭的经济基本指望着海外亲属寄来的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侨批了。由于出洋谋生的大部分是男子,经济基础的依附性决定了女性只能被牢牢地束缚在繁琐的私人家务劳动中,大部分女子从可以帮忙家务的年龄起,就是在琐碎的家庭劳动中度过的,在乡村,除了料理家务,女子还必须完成在家庭中的其他劳务,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少之又少,社会活动的参与面窄小。
 
     而对未成年的女子,寄批人总要嘱咐她们在家学好裁衣等手工技艺,从各方面把自己培养成为可亲可爱的营造和谐家庭的贤妻良母。如许利扶寄澄邑莲阳下社敕书楼巷许宅慈亲的侨批:
 
     利富吾弟在校读书定卜进步,利容、利华二妹定有工夫可做,但利华年已长成。慈亲须宜教导裁衣为要,免使下日手工全无。[1](P23) 以上侨批的内容表明:女子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没有家庭资源的拥有和控制权,也没有自主权和对家庭重大事务决策的发言权。男子无论在家与否,都主宰着家中的一切大权。 
 
     二、提倡接受教育,追求自立的女性观
 
     虽然,世代积淀的传统思想和文化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和规范着海外潮人的行为,但是,从相对偏僻闭塞的潮汕乡村走出来的海外潮人,在海外求生存,求发展的这一艰苦谋生的过程中也接触到了更多的人和事,他们的视野变得宽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南亚各国相继走向独立,大批海外潮人在新的对华政策限制下被迫从庄园迁移到城镇,由于之前积累了资金和经验,他们从苦力劳动逐渐转向经营工商业;此外,还有不少潮人加入了居住地的国籍,融入了居住地的社会。发展的经历、职业的转变、身份的更换等等均潜移默化地对海外潮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影响。
 
     丽卿女儿最好入学读书一二年后再下叻。现今女儿年纪幼稚,但如抵隆寄居吾五弟家中,对风娥见识甚无,恐他教坏女儿,故未可进行。(1956年蔡盖泉寄澄邑上外区南界乡家慈亲)[1](P410)
 
      许多潮人因自己在家乡时十分贫穷,无法读书识字,文化水平很低,以致到了海外吃了许多苦头,只能干些底层的苦力活;因此他们深切地体会到培养后代、使后代识字知理的重要性,即便是对自己的女儿或姐妹,其要求也已经不是停留在学会女红、培养手工技能的程度,而是希望她们能至少入学读几年书,学会识字甚至培养独立能力。
 
     銮云妹此次期考列第二名并奖金各种文具,闻之甚喜悦也。但母亲切知时常勉励她,使将来能成为一有用之人。(1948年李芝敏寄汕头澄海莲阳上巷乡家慈亲)[1](P470)
 瑜妹:客岁寄邮局之家信中,夹一书与汝,想阅读多时矣。于今又是三月有奇了,尚未接回音,念甚。“光阴易过,老又易老”,妹斯言,令兄读后徒增无限悲感。盖兄年以三十一了。长此以往,若再不得吾志,则不堪设想矣。言之心痛,听天而已。汝姐因被日贼所误,未偿志愿。我于今年元月有去函安慰,令勿悔志,善佐其夫,将来自有佳境,夫复何言。妹今年算来亦十七矣,四年音讯不通,未知有进学校继续研读否?兄前有言,欲妹求达自立阶段,后因战祸终止,未能达愿。今幸年龄尚稚,我愿负“不自量”之名,要妹继续求进,以继我未竟之志。我因昔年校董谊重,叫我帮理校政半年,盛情难却,故而重临旧地也。校中目下尚有目不识丁之女学生十六七岁,妹若尽力求进,四年师范时光不难也。兄意下半年探听汕头有否女子师范,或女子职业学校可攻读,前去继续,如何与母亲磋商。我因失学被误,大妹亦因生意所累,故不愿你亦然也。汝侄儿现已九岁,来信曾言入学,未知是否识得涂鸦,幸家中有妹为导,不然亦枉然,徒费血汗钱而已。有抄写等成绩可寄一张来,书名取未?吾意取名(廉正),盖欲其前程之远达也。(求学事勿声扬恐生祸害为妥)(1946年陈应传寄汕头澄海山边乡中社)[1](P240)
 
     从19世纪末开始, 潮汕的女子就逐渐获得了接受教育权,从教会女校到自办女学,女子教育不断发展,女子享有与男子平等受教育的权力,尤其是享受高层次教育权之事也相继得到了实现。但从上批结尾的附言可知,鼓励女性继续读书在当时当地可能还是很难得到其他人的赞成,甚至可能引起争议和矛盾的,在此情况下,寄批人对妹妹继续求学、求进步达自立的殷切期望还是呼之欲出,愿负“不自量”之名予以大力的支持。这表明,海外潮人对妇女角色和地位有了不同传统的认识和定位,他们开始冲击腐朽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保守观念,支持鼓励年轻的女性亲属接受高层次的教育,谋求职业,改变依附男性的地位和状况。
 
     不仅如此,远在重洋的海外潮人也对家中女性的婚姻持更加谨慎和负责任的态度。如陈孝声寄汕头澄海山边乡家慈亲(1956年)一批: 母亲大人敬禀者,承示一切均详悉。对于润銮婚事,候卿妹之来信后再决定之。最好有像片寄一张前来,然后寄回。年龄若干,一概示知。所谓庶母合式(适),以甚么做标准,人品呢?才学呢?家世呢?我之二位妹妹就是因此而将前途毁灭,前车可鉴,希注意也!卿妹环境大不如前,大人心中有何感想?[1](P415)
 
     人是社会环境的产物,“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7](P45)成长在以小农经济形态为基础、宗法意识强烈的潮汕地区的侨胞,中国传统的女性观在其社会文化与心理结构中有深厚的积淀。但是,当潮人漂洋过海,历经磨练,接触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他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的改变了,现代文明中的“尊重女性”、“独立自主”等理念也逐步被他们所接受,于是,他们对女性接受教育、凭借自身能力得以自立、婚姻的选择和幸福等问题有了不同于古老传统和潮汕保守习俗的想法和主张。这种提倡接受教育,追求自立的女性观相对于“男尊女卑”的女性观是一种进步,亦可视为海外潮人在思想文化上自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综上所述,从对《萃编》第一辑的侨批的整理和归纳中,我们可看到海外潮人在40—50年代持有的两种女性观:“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和提倡接受教育,追求自立的女性观,前者为传统的,后者为开放的,前者把妇女定位于在家中教养子女、孝敬公婆、顺从丈夫、料理家务的角色,后者鼓励女性走出家门、认真求学、追求进步和自立。海外潮人的两种女性观透视出这样的信息:在40—50年代的潮汕社会,传统文化和习俗还是具有强大的保守性,“男尊女卑”的女性观入风化俗,积淀成海外潮人的一种心理定势和潜在意识;虽然海外潮人的意识里还有着潮汕本土文化的延续性,但由于自身的经历,以及各种客观的原因,其女性观也从传统逐步走向现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对整个潮汕社会和习俗观念产生一定的推动力,促进了潮汕社会的发展。
  
     注释: 
     [1]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 潮汕侨批萃编(第一辑)[M]. 香港:公元出版社,2003.  
     [2] 饶宗颐总纂. 潮州志•实业志• 商业•侨批业[M]. 汕头:潮州修志馆发行,汕头艺文印务局印,1949.  
     [3] 潮汕百科全书[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4] 魏国英. 女性学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5] 朱杰勤. 东南亚华侨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  
     [6] 杨群熙辑编点校. 潮汕地区侨批业资料[M]. 汕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汕头市文化局、汕头图书馆,2004.  
     [7] 马克思,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8] 杜桂芳. 潮汕侨批:义务与权利——以强烈的心理需求为特征的家族观念,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5,(4).  
 

作者: 
杜式敏
来源: 
汕头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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