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潮人文化

    五岭迤东,南海之滨,有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就是以历史文化古城潮州和新兴特区城市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地区。在这里,既有中国传统大陆文化历久的积淀,又有中华主体文化的另一分支海洋文化的传统。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仅有的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有机结合。金黄色与蔚蓝色的交融,在这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在中华文化形态中,潮人文化有着特别的典型意义。研究其中的海洋文化成分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市场经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促进海峡两岸的统一,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海洋文化的内涵
    海洋文化,亦即海洋文明,是文化史中对文化形态的特定称谓。但在目前大多数中外词典中都找不到它的定义。这是因为它首先是由中国人起的称谓,生活在海洋文化中的并不特别看重这一点,他们重实际而不重称谓,而中国传统文化“必也正名”,很强调称谓,这才有了海洋文化的说法。在此以前,舆论都认为中国是非海洋文化国家,海洋文化则专指西方列国,一般用西方文明代之。但如果认真地说,海洋文化并不等于西方文明,因为中国也有海洋文化。
    就中国本体的文化构成来说,海洋文化与沿海地区文化也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二者不能混淆,也不能替代。确定文化类型的根本依据是生产方式,而不是生活方式。海洋文化指依赖海洋进行商品生产所形成的文化观念和形态。中国的封建时代的内陆文化正与此相反,是依赖土地进行自给自足的生产所形成的。因此沿海地区文化不一定都是海洋文化,就很容易理解了。
    我们在研究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时,为了从不同角度进行剖析,就产生了不同的概念分类法;如从时间角度,我们划分了先秦文化、汉文化、隋唐文化,宋元文化、明清文化等;从地域角度,我们划分了齐鲁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潮汕文化等;从群体角度,我们划分了晋商文化、青邦文化、客家文化、潮人文化等;从生产形态角度,我们划分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以致近代的工业文化、旅游文化等。这些都是为了从不同角度研究的方便,其含义既不相同,也就可以相互交叉,比如我们可以说,吴越文化是沿海区域文化,属于农业稻作型文化,这样多维的限定,具体概念就比较清楚一些了。
    海洋文化的典型是以古希腊为中心的地中海文化。其特点是以海洋及近海陆地为生产基地,以海上商品交换为主要生产方式。海洋文化的生产并不仅限于打渔、制盐、造船,也包括种田、冶铁、手工业,但其产品并不仅仅是为了自给自足,或在小范围内的原始交换,而是有目的地进行大批量生产,用于海上贸易。由此生产方式才衍生出一系列海洋文化的特点,例如商品意识、开放意识、由航海、造船引起的对天文、气象、数学的重视以致对自然技术科学的重视、对统一语言的重视、对金当量货币的重视等等。
    这些与以农牧业为主的大陆文化绝不相同。大陆文化以家为本位,海洋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海上行船主要靠个人勇敢和技术);大陆文化重视调整人与人的关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海洋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注重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大陆文化中社会科学理论发达,而海洋文化中自然科学理论发达;大陆文化重舍生取义,海洋文化重死里求生。这样的区别可以列举很多很多。因此,沿海地区的文化并不都是海洋文化。例如南美洲的智利文化、古非洲的大津巴布韦文化。中国沿海的齐鲁文化与吴越文化恰恰是构成中国大陆文化的精髓。
    这里必须指出,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都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文化形态,并无高低优劣之分,各自都有长处和短处,而且并不互相排斥。二者是并行、竞争的关系,而非天然地对立。80年代盛极一时的电视系列片《河殇》在这方面做了误导。《河殇》总的指导思想是批判黄色文明的结果,呼吁蓝色的海洋文明。作者说:
    只有当蔚蓝色的海风终于化为雨水,重新滋润这片干旱的黄土地时,这些只在春节喜庆日子里才迸发出来的令人惊异的活力,才有可能使巨大的黄土高原重新获得生机。
    作者的意图是,只有海洋文明才能挽救大陆文明,看不到随着时代的发展,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本身就具有向大生产和商品经济转化的潜力,并不需要外来的“救世主”。这种自身进化的过程,避免了海洋文化所带来的诸多弊端:掠夺、战争、走私、唯利是图等等。我们倡导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走的正是这条道路,而避免了海洋文明的“弯路”。 二、为什么中国广大沿海地区未能形成海洋文化?
   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自然的,二是政治的。
   中国有一万多公里的海岸线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18世纪以前海洋线更长,大约从鄂霍次克海沿岸直到越南南端。在这漫长的海岸线的对面却较少有可以力所能及的商品交换对象,很难形成一个平等的商品交换市场,而面对的是人类尚无法征服的太平洋。从堪察加半岛到海参崴,面对的是日本的北海道,古时都未开发。古时的朝鲜半岛多是中国的附属国,包括日本在内的文化基本上是中华文化类型,无法形成不同的文化的交流。环黄海交流与环渤海(辽宁、山东、河北、天津)交流没什么大不同,都是同一生产方式的内部交流。只有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在日本出现了不同生产方式的经济势力,这时与青岛、连云港、上海的海上交流才带有海洋文化性质。这种海洋文化交流的雏形又被明清封建政治所扼杀,未能进一步发育。从连云港到上海之间的广大海洋多是内河冲积而成的沙岸,没有远洋航运价值。台湾和海南繁荣较晚,其文化类型基本是大陆移民文化,海南岛主要是苏东坡等五公带去的儒家文化,经济类型都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广阔的南沙群岛海域至今未形成经济实体,自然也谈不到文化类型了。从自然经济条件上看,只留下从台湾海峡到珠江口这一带可与东南亚各国形成商品交换,具有孕育海洋文化的条件。
    中国老古代长期处于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奉行“万事不求人”的闭关锁国政策。陆地上修筑长城隔绝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的商品交换。游牧经济主动要求商品交换,与农耕经济的闭关保守,这就是北方连年不断战争的根本原因。由于东方海上奉行海禁政策,渔业生产在开明时期也仅限于自给自足水平。而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先行发展起来的日本要打开中国市场,中国封建政策严行海禁政策,甚至实行“寸板不许入海”,断绝海上交通与贸易,自然也就扼杀了海洋文化的发民。 三、潮人文化是中国的海洋文化
   潮汕,是指中国东南以潮州、汕头为中心的地域。潮人文化涵盖着闽西、赣南、粤东以及海外潮人居住的广大地区。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向被称为“省尾国角”,距北就2000公里,相隔五岭、江河;距菲律宾只有700公里,距泰国也只有1000多公里,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皆一水隔之。这些都在地理上提供了与海上不同文化类型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性。
    正因为这里与中原阻隔,就成为中原战乱的避难所。历史上几次向潮汕的大移民,几乎都发生在战乱时期。再加上中央的贬官不断到此。他们将中原地区正统的文化思想和先进生产技术带到这里。善于经商的山西人,捧着他们的保护神关羽的圣像,经福建莆田来到这里。他们的商品意识与本地海民的海上经济一拍即合,目光共同投向了东南亚和东北亚各地。
    潮汕土著分二类。一类山民,以狩猎、农耕为主,保护神是三山国王。这些人除客家人外,还有发源于凤凰山的畲族,以狗为图腾。这些早期居民并不属于海洋文化。另一类是海民,以打渔、晒盐、行船运输为生,俗称疍民,保护神是妈祖。他们有极丰富的闯海经验。于是,经商的精细与航海的勇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的潮人。汕头市外马路至今还保留着开埠时期并排建在沙汕头上的两座庙——天后宫与关帝庙。正是这种文化结合的最好象征。这可以说是潮汕形成海洋文化的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这里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这里气候温润,雨量充沛,较少旱涝之害,作物每年三造,物产丰富。除本地的石材、手工艺品及各类食品外,还汇集了闽西、赣南汀江、韩江流域的木材、药材及土特产品,形成了很强的商品出口能力。仅在潮州笔架山发掘的一个宋代窑址,按其容量推测,其每年生产的瓷器,足够当时本地人口自用十年以上,可见大部分产口是作为出口商品外运的。外贸的主要方向是东南亚地区,北到韩国,西到欧洲。遗址中就有西洋狗和洋娃娃制品。
    第四个条件,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由于山高皇帝远,中央的海禁政策在这里执行得并不十分认真。封建时代的地方官许多是被贬至此,对贫苦渔民出海也多取宽容态度。
    潮人文化的海洋文化特点,大约形成于唐宋时期,以鸦片战争以后为高潮。至现在已形成海内外各有一千多万潮人相互联系的商品市场。再加上鸦片战争后快速形成的珠江口一带的商品经济,使南海沿岸基本上形成了海洋文化的特色,我认为只有这些,才能代表中国的文化,是可以与地中海、波罗的海、加勒比海等同日而语的海洋文化,从而显示我们中华文化的多样性和博大精深。 四、潮人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特征 1.市场意识。这是海洋文化与大陆文化最主要的区别。其起源于海洋文化最早的物质基础是船、鱼和盐。从事打鱼和晒盐的人,必须能过商品交换,才能换得生活的其他必需品乃至扩大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因此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以商品形态出现的。内陆的农民在自家菜园中种上一点葱蒜,是为了自己吃用的,不视为商品,把它给邻居吃,乃是礼尚往来。邻居如果给钱,农民不认为是客气,而是“骂”他,表明要与他绝交,因为他不认为这是商品交换行为。但在潮人观念中认为,给钱或者回报相应的物品,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一切商品都是有价值的。这种行为往往被大陆文化的人指斥为“重利轻义”,“人情淡漠”。只有当全国都转向了市场经济以后,这种商品意识才逐渐树立起来,“宁舍钱财,不欠人情”逐渐成为时尚。潮汕人在商品意识上是先行者,这一点已用不着繁琐举例。 2.金融意识。金融意识是在市场经济发达以后形成的。大陆文化中的市场仅仅是自给自足经济补充,早期采取简单的物物交换形式。只有其突破自给自足经济补充阶段的时候,金钱成为重要中介物。人们逐渐生发了“以钱生钱”的金融意识。中国最早的是山西商人和潮汕人。山西商人进军国内市场,潮汕人进军东南亚市场(主要是劳务输出),换回来的的大量的汇票和侨批。潮汕乡村老太太也懂得如何利用侨批升值,借贷关系习以为常,这才出现潮汕人看《白毛女》与内陆人不同的感受,认为杨白劳“躲债”还是不对的。金融培养了潮人“重契约,守合同”的信念。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商人个个抱怨很难和潮汕人做生意。原因就是两种文化形态的差别。北方人习惯在饭桌上谈生意,得到口头承诺后以“干杯”表示达成协议。而潮汕人认为,只要不是订了契约的事情,情况变了,协议也可以变,于是被北方人骂为“不守信义”。 3.灵活性。内陆文化是保守于田园故土的,从前黄河经常决口,冲毁田园,百姓背井离乡逃亡。当水退之后,他们还千方百计回到原来的地方搭窝棚、开田地。为了在这一片黄泥中能找到原来的“家”址,便立了许多铁牛之类的标志物,以便以此为标准点,确定自己的势力范围。海洋文化是流动的,打鱼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死守。由此形成的价值观也与大陆文化不同。潮汕人崇尚流动,只要走出潮汕这“省尾国角”就被认为是“有出息”,至今在海外有一千万人,大部分是成功者。海洋文化的人头脑灵活,转向快。潮汕人临街住的居民个个开商店,如果一个月不赚钱,马上就换别的商品卖,或干脆改行。 4.富于开拓进取精神。海洋文化主要是面对人与自然的矛盾,而人在自然面前是平等的,决定命运的是自己的努力。在大海的风浪面前,如果退缩、投降,只有死亡。恶劣的自然环境培养了拼搏精神。潮汕人碰上杨白劳的境遇绝不会自杀,他们认为:既然连死的决心都有,要么就拼个你死我活,要么就带条水布下南洋,远走高飞。乘红头船在大海上飘荡,九死一生,本身就是一场生存的拼搏。潮汕没有肥沃的土地,作物的高产是靠辛勤的劳作换取的。反映到经商上,内陆人往往看什么东西畅销,一哄而上。潮汕人则专找别人没有的行业去干,卖别人没有的商品,由此才能成功。汕头经济特区建设的重要经验就是“喜新厌旧”,善于开拓新领域。 5.冒险性。灵活性和开掘性发展到极致就是勇于冒险。而在明清实行海禁的时代,为了生存,只能冲破“寸板不许入海”的禁令,到海上谋生,或打鱼、或走私,占岛为寇,形成海上武装走私集团,被封建统治者称为海盗。南澳、桑浦山,都是历史上冒险反抗者的重要基地,有的威震东南亚各地。到现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老百姓有正路好走谁要走邪路?但影响到人的素质中,仍然有“发横财”的思想。前些年公社化每天劳动工分不值几分的时候,很多人逃港、下南洋,仍是这种冒险精神的延续。海洋文化的人崇尚“以小博大”,梦想暴发,暴发户视为英雄,因此也往往成为赌博、抢劫的动机。 6.迷信天命。海洋文化的人在与自然搏斗屡败屡战的经验中,总结出“人算不如天算”的信念,这在当今科技条件下不能认为全错。汕头牛田洋“7.28”海难事件就是违反科学的实例。中国现代对诸神崇拜最殷勤的潮汕、泉州、温州地区全在沿海,正是海洋文化崇尚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的遗存。这与大陆文化的鬼神迷信不完全相同。潮汕人多是“信”而不“迷”,决少有内地愚昧者靠吃香灰治病的傻瓜,而是一面打针吃药,一面求菩萨保佑。后者只是做为一种保险方式,至少对自己是个心里安慰,有如柯受良在飞越黄河前,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最后他要向上天祈祷,群众也为他祝福。这不能说是迷信,因为人们知道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努力,而不是上天的保佑。潮汕人敬神的心态大体如此。
 
    潮人文化中的海洋性特征,在物质生活方面也有许多。但文化主要是指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这方面还需要有识之士进行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凡有潮人的地方,就有潮人文化。潮人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典型,研究潮人文化就等于研究了中国的海洋文化。中国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认识、掌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而作为海洋文化的实践者,潮汕人显然是先走了一步,必然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本文就是想抛砖引玉,引起大家的议论,以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者: 
隗  芾
来源: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公元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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