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

    韩江是广东省仅次于珠江的第二大河。它的上游分汀江和梅江两支.汀江发源于福建省长汀县和宁化县交界的治平木马山北坡,汇众山之水,过长汀,奔上杭,出永定,迤逦南来,入广东境。梅江的上源琴江,发源于广东紫金县白山岽,北流过五华,至兴宁水口,始称梅江,转东北流,过梅州,有石窟河、松源溪来汇,至松口又折向东南,入大埔。汀、梅两江在大埔三河坝汇合,称韩江。南下直出丛山夹谷,在潮州城下,分北溪、东溪、西溪几道支流出海,这是韩江下游。韩江流域总面积约3.43万平方公里,覆盖闽粤两省,上、中游多山地丘陵,下游是三角洲平原。其流域,明清时期分属潮、梅、汀、漳四州。
    韩江自古以来就是联结粤东、闽西南、赣南的交通运输干线。明清时期,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推动和本身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韩江流域形成了以潮、梅、汀三州为中心,辐射到漳、循、惠、赣、抚数州的经济区。 一、韩江流域交通和经济联系的历史
   以韩江为纽带的闽粤赣边的交通及其经济关系史,可能发生得很早。尽管文献无征,我们仍然可以从目前能够取得的考古资料中,捕捉到一些信息。早在商朝后期,潮州先民就通过韩江与赣江同江西土著有了交往联系。“年代约在晚商时期的潮州浮滨类型文化,面貌上更接近于年代相同的江西清江吴城二、三期文化,便是这种文化联系的结果:浮滨墓葬出土了与吴城二、三期相同的凹刃石锛;随葬陶器的纹饰,除了本地特有的竖兰纹外,还有绳纹和方格纹,而方格纹正是吴城二、三期最常见的纹样。联饶顾大埔商墓出土的青铜戈,则是这种联系的最好证明。这种联系在秦汉间南越势力通过东江进入潮州以后还继续着。”[1] 到了宋代,韩江流域各政区之间的交通和经济联系方才有实质性的发展。
    在宋代,以韩江水路为主要干道的潮、梅、汀、赣数州的交通,由于河流中上游山长谷荒,滩浅峡险,实不如陆路便利。故《永乐大典 潮州府 官署 ;铺驿》引《三阳志》,于宋代潮州东、西、南三面的驿站地点、驿路里数都有详细记录,唯北面只说:“北路山径崎岖,便于舟行,并无铺驿。”[2]虽则如此,潮、梅、汀、赣数州间的经济交往,仍然借助这一条运输干道,发展起来.
    例如潮盐对梅循汀赣的供应。宋代,潮州有小江、招收、隆井三处盐场,管辖自饶平至惠来沿海二十七栅食盐生产,盐业十分发达[3]。出产的食盐供给本州及梅循二州[4],仍有余。当时,食盐由国家统销,汀州食福建盐,由闽江溯流经南平、邵武运至;赣州食淮盐,又须过长江、溯赣江运至。因路途遥远,盐价既高,质量也差。相比之下,潮盐优质廉价,汀、赣二州百姓,都喜食潮盐。于是,“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才毕,恒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略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格斗,至杀伤吏卒,则起而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5]。韩江变成了贩运私盐的干线,引起地方治安动荡,官府不得不让潮盐行销汀州地区。潮州产的官、私盐实际上供应了汀、赣、梅、循数州。
    由于宋代海禁不严,位于韩江出海口的潮州,海上交通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远途贩运较为发达。海上交通和贸易也对韩江流域各政区经济联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唐代潮州开始有了磁器生产与外销(潮州洪厝埔窑、北堤窑,梅县水库窑)。到了宋代,潮州的陶瓷业十分发达。以笔架山为中心的宋代瓷窑窑址的分布范围方圆达十五公里,笔架山窑址最为密集,故其地古称“百窑村”。今天,广东的考古工作者称之为“北宋的瓷都”[6]。另外,澄海县程洋岗一带也发现宋代瓷群遗址[7]。这些窑址大部分分布在韩江两岸,其产品从韩江运出海外销售。
    宋代相当发达的潮州陶瓷业,可能是赣、汀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尽管从现在我们所能得到的材料看,宋代潮州陶瓷的产销,与韩江上游赣、汀、梅诸州都未曾直接发生联系。但是,如果仔细考虑息唐至宋潮州陶瓷生产的发展变化,仍然可以体会到本地区与赣、汀、梅诸州经济联系的存在。唐代潮安窑所产磁器,以青釉器和酱黄釉器为主,入宋以后,则以青白瓷为主。青白瓷又称“影青瓷”,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间,青中带白或白中显青。据不完全统计,潮安宋窑窑址出土的陶瓷标本中,青白瓷约占标本总数的50%。青白瓷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磁器,在宋代,出口量大。其烧制中心是江西景德镇。江西吉安、南丰,福建德化、泉州、安溪、同安等窑口也有出产[8]。考虑到福建诸窑生产年代不早于潮安窑,几乎可以断定,本地区青白磁器的制造工艺是由江西传入,并在海外贸易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如是,这种新工艺传入的途径,必经赣、汀、梅诸州。
    总之,地处韩江流域的赣南、闽西南、粤东诸州府,在宋代已经发展起一定的经济联系。但各政区的经济基本上仍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尚未形成一个有分工合作,彼此依存的经济区。 元明两朝韩江交通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为韩江流域经济区的形成,提供了十分必要的条件。
    元朝,广东在建置上隶属江西行省,潮梅与汀赣的交通也就变得更为重要。
    元初,由江西行省的治所龙兴(原名隆兴,今江西南昌)至潮州,行陆路,取道抚州(今江西临川),经福建邵武、延平(今福建南平)、泉州,再转潮州,全程2350里。这条驿路虽称坦途,但不免过于迂回。到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九月,改行水路。由抚州经汀州(今福建长汀)、梅州直至潮州,全程1600里,较原路缩短了750里[9]。这一条驿路,以赣江和韩江为交通干道。上引《三阳志》记载元代铺驿,说“元混一区宇内,制度更新,陆置马站,水置船站”,而潮州在城水站一,“船五只”,海阳县水站二,“三河站船三只,产溪站船四只”[10]。这一段驿路,正沿韩江北上。可见此时韩江已渐辟为通衢。
    明代,有内陆驿道与河流航道联结的两条商路经过潮州。一条是从广州途径潮州前往福建漳州的商路,全长1900里,全途有25个水陆驿站码头。其中通过潮州境内的程乡、大埔、饶平、海阳四县的一段,长470里,有8个水陆驿站码头[11]。另一条就是自江西赣州经福建汀州至潮州的商路,有水陆二程,贯穿三省近十个府县。明代徽州商人黄汴编撰的《天下水陆路程》对此有详细的记录:
    赣州府。水,六十里雩都县。百二十里会昌县。八十里瑞金县,十担小船。四十里古城。陆路,五十里汀州府。下水,九十里三洲驿。九十里蓝屋驿。七十里上杭县。四十里大孤市。七十里峰头。遇山。一十里石上,属潮州。六十里大埔县。四十里河驿,百里产溪驿。七十里潮州府。
    陆路自赣州六十里,岑口冈又六十里,沉香村宿。又六十里瑞金县,四十里古城,五十里汀州下船[12]。
    此时,韩江汇合广东境内的程江、梅溪、石窑溪和福建的鄞江(汀水),成为粤东和闽西、赣南的大动脉。
    福建汀州府作为韩江、赣江、闽江、九龙江的分水岭和发源地,在这一时期水上交通也十分发达。当时的汀州方志专设“水路”一节记载:自石上埠溯鄞江过上杭县可达郡城长汀,再西行50里陆路,就是位于贡水上游的古城寨;长汀比邻的清流、宁化、归化、连城四县,都可以由清溪经永安下延平(今福建南平)入福州;石窑溪从武平上行,可接贡水之源羊角水,换船下会昌抵江西;另外,在永定县也有小船可通漳州[13]。与汀州上杭县接壤的大埔县石上埠,因有鄞江在这里流入广东境内汇于韩江,嘉靖时“凡潮惠仕宦、商贾,赴京入闽及江浙,舟止此处转输,络绎不绝”[14]。发源于平远县流经福建武平县再折回镇平县(今广东蕉岭县)的石窑河,“为江西雩都、兴国、会昌、宁都、瑞金,福建武平等埠运道”[15]。
    通过这条交通干线,潮梅赣汀漳经济联系变得紧密起来。韩江为一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并促进了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粤赣边经济区的形成。 二、韩江流域经济区的形成
    明代中叶开始,中国的社会经济向商品经济倾斜,农业商品化程度提高;手工业区域分工与专业化有所发展;流通市场扩大,区域性商人集团活跃;工商业市镇在长江三角洲等先进经济区兴起。这种社会经济面貌的变迁,在南中国,造成了一股“海洋商业文化”的气派[16]。
    这种社会发展的新潮流,还联系着更为广阔的国际背景:十六世纪初叶,西方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相继东来,他们各以满刺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和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为根据地,将势力伸张到南中国海。欧洲人的东来,刺激了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
    以潮州、汀州、赣州为中心的闽西南、粤东、赣南经济区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并与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两大经济区域联结成一个覆盖中国东南沿海的庞大的商品经济网络。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以韩江为主要交通干道的潮、梅、汀等行政区,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产品交流活动,各以地理所宜自发实行生产分工,而这种分工反过来加强了生产商品化程度,促进商品交流,从而造成韩江流域这个自然区域内部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经济关系。
    这个过程是从明代中叶以后开始的,而这一经济区域的真正形成,则在清代乾隆之后。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内的生产分工与产品交流,起初是由地理环境的差异自然形成的。韩江三角洲滨海一带,地多斥卤,居民多航海经商或以渔盐为业。韩江中上游的梅、汀和与之相邻的赣、循诸州,都靠这里生产的食盐供应。食盐在明代前期仍然由国家专买,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载,潮盐北销,除了从南雄越大庚岭之外,还有一个去处,就是沿上述“潮—汀—赣”商路,从“东界等场买盐”,经广济桥纳税后,运到三河坝,再溯汀江,“逾岭过赣州袁、临等府,瑞金、会昌、石城等七县,从东关而下,谓之汀盐”。赣、汀、梅州和漳州西北都由这一条商路取得潮盐的供应,到明代中叶,允许盐丁交纳银两并放松对余盐的控制。万历十八年(1590)起,政府听任潮盐溯韩江“运至长乐县,过清溪岭,入龙川、和平二县”发买,循州的大部分地区也得到潮盐的供应[17]。韩江中上游山多林密,盛产木材和铜铁,沿海商人渔民造船,赖之以成。而韩江三角洲和榕、练两江流域,“平原沃野,高下别壤,宜稻宜黍”,居民多从事粮食生产,故揭阳、潮阳、普宁三县“素号产米之区”,不但“潮之饔飨,半取资于兹土”,即如“嘉应、镇平不下三十万户,一岁所受,仅备三月,必仰给于潮州……”[18]。
    乾隆以后,潮州人口急剧增长。人口压力使原来的生产分工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在韩江三角洲和榕、练两江流域特别明显。此时平原地区生产的粮食已经不能满足潮州消费的需要。于是,一方面必须仰仗海米输入,解决日益众多的人口的食粮问题,“其自海南诸郡转输米石者,尤为全潮所仰给”[19]。这又成了刺激沿海航运发展的因素,使潮州从事商业活动人口增加。例如地处韩江三角洲西部的海阳县“隆津、南桂、上莆、东莆、龙溪五都”(今潮安县龙湖、东凤、采塘、金石、庵埠五镇)居民,原来多以农为业,而嘉道以后,“民则力农圃而事懋迁,其逐海洋之利者,多拥厚资”[20]。另一方面,由于可能获得商品的供应,许多原来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都改种经济作物,以求在有限的土地上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养活更多的人口。至有佃农批佃田主粮园种甘蔗,每年仍然用稻谷交纳园租的例子[21]。在潮州广泛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甘蔗、水果、烟草、落花生、蓝靛等。
    这一时期,韩江流域甘蔗种植面积很广,遍及潮、梅、汀三州,尤以揭阳、潮阳、惠来、海阳为多。经济作物的广泛种植,带动了加工业的兴起。以蔗糖为例,上述数县皆产糖。乾隆十三年潮阳县令李文藻在《劝农诗》中这样写:“岁岁相因是蔗田,灵山脚下赤寮边。到冬装向苏州卖,定有冰糖一百船。”[22]《(嘉庆)潮阳县志》“黄糖白糖,皆竹蔗所榨,商船装往嘉松苏州,易布及棉花”的记载,可为其注脚[23]。《(光绪)揭阳县续志》载:“糖,榨蔗汁而成,有乌糖、沙糖、白糖数种。白糖即糖霜,糖霜有谱,惟揭中制造为佳。棉湖所出者白而香,江苏人重之。今栽种益繁,每年运出之糖包,多至数十万,遂为出口者货物一大宗”[24]。《(嘉庆)澄海县志》也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资往各乡买糖;或先发帐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25]。可见乾隆以后潮州蔗糖制造业的兴旺。
    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促进了闽粤赣边区内部原料生产、成品制造和再加工的地域分工。在清代国内市场上,有三种显誉大江南北的潮州货。一种是上面提到的潮州白糖,另外两种是潮烟和潮盐[26]。“潮烟”这种名牌货,实际上是闽粤赣经济区域内地域分工的成果。从文献记载看,清代潮州种植烟草的,只有潮阳一县,而粤东北部的镇平、平远、大埔和闽西南的永定则有较大面积的种植,潮阳所产的烟叶,色乌味厚,是制作乌烟(又名盖露烟)的原料。专供吸水烟用的皮烟丝(又名条丝烟)则以永定、大埔等县所产的烟叶为原料。清道光年间起到清末,潮州府城有数十间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烟行开业,其生产原料主要从永定、大埔等地采购。清代为人称道的“潮烟”,便是种植于粤东北部、闽西南,加工生产于潮州,而行销于北地的[27]。关于成品制造和再加工的地域分工,可以举纸张及其加工品为例。闽西南汀州龙岩一带山区,盛产苗竹,是造纸的上乘原料。汀州自宋初已开始造纸,明清是汀州造纸业的全盛期,长汀、上杭、连城、武平、古田、龙岩等县一共有几十万纸农,土纸年产量最高达十余万担,开始大量外销。清代,潮州府城成为汀州土纸的集散地。神纸加工业也随之兴起。其生产中心先是在饶平黄冈,清末移到澄海莲阳。所生产的神纸运往天津、青岛和烟台销售的叫北金,运往暹罗、安南及新加坡叫南金。在辛亥革命前后,神纸成为潮州的一项大宗输出品,从事此业的商号在70家以上,每年贸易总值约为300 万至400万元。当时,“在松口,庵埠,澄海,尤其是在3万人赖以为生的澄海莲洋铺,都在大规模地制造神纸。”所用的原材料是由汀州供应的纸张、从云南购进的锡、新加坡进的树胶和从梅县来的槐花[28]。
    经济网络的形成,带动了区域内同一行业的技术交流。潮州陶瓷业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的气象,到嘉靖年间,在大埔高陂、饶平九村等地又重新兴旺,并在景德镇精美的青花工艺影响下,由南下的江西瓷工传授技术,开始生产青花器。美国学者李汝宽的论文《关于御土、水东、渤海、汀州和横峰五个窑若干问题的讨论》曾经提到一个青花上字大果盘,并这样鉴定:“1127年,广东汕头出口,产地是福建汀州,直径39cm,圈足径16.5cm,高7cm。”作者指出,在著名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里面也提到汀州产的蓝色磁器物美价廉,“而汀州磁器向海外输出,是从汀州经过韩江运到汕头,现在普通叫做‘汕头器’(Satbel)”。把这件青花器的年代鉴定为1127年(宋高宗建炎元年),时代似乎过前。从制作工艺考察,这个青花盘“烧成时是放在砂垫的底面上,所以在圈足和盘底上沾有砂粒”。“圈足沾砂”是陶瓷专家鉴定明代潮州窑瓷器的一个依据。饶平九村窑考古发现,明代该窑在瓷器的烧制过程,采用圈足底垫细沙的方法,来防止器物搭釉粘连,因而形成器物“砂足”的特征。汀州窑的产品也带有这个特征,正好说明当时潮汀两地的陶瓷制作工艺方面,有互相交流的现象[29]。
    从上面论述可以看到,自嘉靖年间开始,闽粤赣边区内部逐渐形成具有地方特点的原料生产、成品制造和再加工的生产分工,促进了边区内部的商品流通,使得各地区的经济互相依存、共同发展。这正好证明,以韩江流域为中心的闽西南、粤东、赣南三边地区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 三、闽粤赣边经济区域贸易中心的南移
    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形成之初,其贸易中心在闽西南的汀州府。据嘉靖年间的方志记载,汀州府已有不少大市集,例如郡城南门外的店头市,“下通河边,盐铁蓝靛杂货,于此贸易”;与店头街接连的五通庙前市,有“四方货物辏集于此”[30]。每年,汀州还举行一些很有特色的周期性大型贸易集会。在长汀县东南五十里有羊角庵,“每年正月二十日,四方商旅各以物货集于庵前,与乡人贸易,至二十二始退”;在连城县市,“每罗四月八日为连城会,先期三月下旬,直隶江浙闽广各处客商,俱赍土货集于县前,至四月朔日,各以财货互相贸易,十日而退”;归化县有六月市,“在县治前,每年六月十一日惠利夫人华诞,四方商旅辐辏,各贩珍异货物,列肆交贸,至七八始退”;清流县有樊公会,“每岁在八月二十八日,相传樊公诞辰,邑人迎神赛会,先期八月,直肃江浙闽广各处客商,俱赍本地所有货物集于县中,至期各以财货互相贸易,至九月初方散,四方人欲市货者,皆如期至会市之”[31]。这时,汀州府的大型贸易集会达到高潮。到九月初九,清流县四保,有参加樊公会的商人,“携余货在此发卖,数日而退”,名为“转水会”;十月初,客商又集中到清流县梦溪里,交易数日,名为“余朋会”[32]。至此,到汀州贸易的各地客商,方才散归。这种持续数月的大型贸易集会,使汀州府能够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
    汀州能够在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形成之初,成为贸易中心,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汀州地处韩江、赣江、闽江、九龙江分水岭的优越位置。二是这一时期外地流民不断移居山高谷荒的闽粤赣边界地区,开垦山林,辟成良田。三是这一时期长江三角洲经济上的领先地位和湖广江西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得其经济影响有可能向闽西有和粤东辐射[33]。
    嘉靖后期,韩江口外的南澳岛,走私贸易相当繁荣,四方客货汇集,私番船只未曾断绝,成为一个重要的民间对外贸易港口[34]。潮州武装海商集团步浙闽海商之后,开始以走私贸易的形式,与欧洲人接触。继而又涉足于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与欧洲人竟争。例如嘉靖末张琏据旧港(今印尼苏门答腊东南岸巨港一带),林道乾奔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万历初林凤驻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潮州的农业经济出现了新变化:在人口增长的条件下,农业生产管理由粗放逐渐变得精细,加上粮食新品种的推广,粮食亩产进入全国先进行列[35];经济作物如甘蔗、棉花、水果等种植面积扩大;农业经济的商品化倾向加强。这种变化促使本地区的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陶瓷业在萧条了近两百年之后重新兴旺,制糖、纺织、矿冶等新行业兴起;民间贸易日益活跃,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从事商业活动的人数日增。
    此时潮州的城乡聚落景观也有很大变化。嘉靖间,潮州府城以东韩江下游沿岸,兴起了众多固定市集。《(嘉靖)潮州府志》记载海阳县的市集,除在城外,有云步、塘湖(今潮安龙湖)、采塘、冠陇、辟望(今澄海澄城)、梅溪等处,志书还加按语说:“潮七县,称市集者亦繁多,特书海阳者,以其旧无志也;不尽书,特志其大者,以见居积多也。”[36]集市规模之大,可举冠山(即冠陇)为例。隆庆6年,冠山书院落成,刘子兴为作《冠山书院记》,说:“冠山旧隶海阳,井几万户。”[37]冠山市井规模接近万户,以户5人计,已有4、5万人口了。出现这种大集市,可见其时潮州的商品经济已经开始兴旺起来。万历时,著名地理学家王士性入粤,对潮州有如下记载:“今之潮非昔矣,闾阎殷富,士女繁华,裘马管弦,不减上国。……潮国初只领县四,海阳、潮阳、揭阳、程乡,今增设澄海、饶平、平远、大埔、惠来、普宁六邑,此他郡所无。”[38]
    自此时起,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中心,逐渐下移到潮州。
    清朝开了海禁之后,潮州府城成为闽粤赣边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城市.
    乾隆时,“粤东城之大者,除省会外,潮郡为大”,城内和近郊“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39]。城中商贾辐辏,外地商人来潮贸易,各自建有会馆、乡祠,作为聚散之所,至今旧址尚存者,还有江浙商人所建的“两浙乡祠”、闽西南商人所建的“汀龙会馆”、梅州蕉岭县商人所建的“镇平会馆”[40]。
    这一时期,韩江上游的石上埠、平围墟,下游的庵埠、澄城、樟林、汕头,也都是闽粤赣边经济区域货物转运的要地。
    石上埠附近汀水绵花滩一段河道,礁多流急,来自粤东“各处贸易行舟至此过山”[41],赣南闽西“百货至此,必起岸入行,转雇肩挑过山十里,由广东石上,改轻舟,经大埔潮汕而出海”[42]。故自石上埠过福建处,货担来往,川流不息,行店相连,十分热闹。平围墟在广东镇平(今蕉岭)与福建武平的交界处,发源于武平的松源河从这里流入广东,经松口注入韩江,“上则闽之鄞将与漳泉诸郡,下至韩江,横达惠阳,皆以此为总会”。各地商贾来贸易者,“连衽成帏,挥汗如雨”。平围墟“生齿之繁,胜于都会”[43]。
    庵埠位于韩江下游梅溪西侧。清初,梅溪出海口东港、西港、溪东港都有埠市,“商贾舟船所聚,兴贩所集”如“云曼星繁”[44], 庵埠东西的梅溪码头,“商贾舟楫辐辏”[45],故在庵埠设海关。到乾隆十四年,“以吴越八闽之舶,时挟资来游,丛聚日众,移通判以驻其地”[46],于是庵埠成为韩江西汊上下转运的枢纽。澄城位于韩江东溪入海口,县城南门外有南港,康熙后期开海禁后,往来商船多在这里停泊,商人们在岸上白沙地方,“建铺千百,竟聚为埠”[47]。,虽然不久即为县官驱散,但也曾盛极一时。樟林位于韩江三角洲东北部,韩江北溪流过其西南之东陇后分汊出海。樟林在嘉靖年间建寨,天启时已有埠市。康熙年间,在东陇设海关正税口,樟林是隶属东陇口的小税口[48]。乾隆七年,樟林扩埠,由“县宪杨给示,招民户将樟林沟两旁沟墘荒地许民首建盖铺,东西两共计建一百零二间”[49]。此时的樟林,“人烟稠密”,有商船户七十余家[50],成为“商渔船只停泊之处,米谷聚积之所”;而东陇也是“商船停泊之处,为海船出入要隘,木筏、盐船、货物总汇之地”[51]。到嘉庆年间,樟林发展成一个六社八街的大市镇,“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52],商贸活动,极为繁荣。
    汕头,原称“沙汕头”。在康熙末,这里已有商船停泊贸易,到嘉庆年间,因溪东等诸港日渐淤积,航道不畅,汕头成为“商船停泊之总汇”、与樟林齐名的商埠。汕头以梅溪为航道,与潮州上下交通;横过牛田洋,可达潮惠;溯榕江而上,可抵揭普。地理位置的优越,使得汕头能够在嘉庆以后,取代庵埠,压倒樟林,确立粤东第一商贸港口、闽粤赣边经济区域对外开放门户的地位,并且在1862年以后逐渐超过潮州府城,成为这一经济区域的贸易中心。 四、结 束 语
    本文论述了潮汕地区与赣梅汀漳的交通及其经济联系的发展史。在回顾这段历史之后,必须强调,闽粤赣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作为一个独立经济区域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经济格局有两个决定性的因素:第一、韩江作为交通干道,第二、明代中叶以后,传统社会经济结构中商品经济的比重增加。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如《1912-1921潮海关十年报告》指出的,由于商业上的便利,经济区域制造业的中心有向通商口岸移动的倾向[53]。正因为这样,近几十年来,由于韩江航道淤积和公路交通的发达,加上经济政策不利于对外开放和发展商品经济,导致这一经济区域联系的松懈,并呈现缓慢的解体趋势。 
 
     注释: 
     [1] 参见:拙作《祀蛇与古代潮汕地区的民族融合》,《韩山师专学报》1989年第一期。 
     [2][10]《永乐大典》残卷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卷5343,页2461。 
     [3]《永乐大典》卷5343,页2458引《元一统志》。又《岭南文史》1988 年第二期庄义青:《宋代潮州的人口增长及其经济发展》、《韩山师范学院学报》1997 年第三期吴榕青:《宋代潮州的盐业》二文对宋代本地区盐业的论述,可参阅。 
     [4]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23“盐法”,引《文献通考》。 
     [5]《宋史•食货志》“盐中”,《二十五史》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页5745。 
     [6] 曾广亿等:《广东陶瓷的历史》,《广东省博物馆建馆三十周年论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页213。 
     [7] 澄海博物馆编《澄海文物志》,内部印行,1987年,页17-24。 
     [8] 参考:a.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年,页264-273;b.广东省博物馆编:《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9] 中国道路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道路交通史》,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页389。 
     [11] 杨正泰校注:《(天下水陆路程)三种》,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页221。据该书页419“广东由潮惠二府至福建路”,则全程1920里,潮州境内“650里。 
     [12]《三种》页243-244。 
     [13] 邵有道:《(嘉靖)汀州府志》卷1。 
     [14] 陈尧道:《(嘉靖)大埔县志》卷3。  
     [15] 黄钊:《(光绪)镇平县志》(又名《石窟一征》)卷2。 
     [16] 参阅傅衣凌主编:《明史新编》“前言”,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17] 参阅:a.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00,广东四,潮州府,盐法;卷96,福建六,郭造卿:《闽中兵食议》。b.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23,引明李橒:《盐政金书》。 
     [18] 参阅:a.刘业勤《(乾隆)揭阳县志》卷7“物产”;b.萧麟趾:《(乾隆)普宁县志》卷10《请捐足本县再行收捐议》;c.蓝鼎元:《鹿洲公案》,“五营兵食”;d.《广东文征》卷23,吴兰修:《与沈芗泉明府书》。 
     [19][25] 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8,卷6。 
     [20][46] 吴道镕:《(光绪)海阳县志》卷7,卷3。 
     [21]《清代地租剥削形态》页580-582第286条。 
     [22] 张其曾羽    :《(光绪)潮州县志》卷22。 
     [23] 唐文藻:《(嘉庆)潮阳县志》卷11。 
     [24] 李星辉:《(光绪)揭阳县志》卷4。 
     [25] 蔡鸿生:《靖代苏州的潮州商人》,《韩山师专学报》1991年第一期。潮烟,即刘鹗《老残游记》第五回描述的“兰花潮烟”,是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烟丝.潮蓝是扬州染房使用的蓝色染料,即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所记的“蓝有潮蓝,以潮州得名”。 
     [27] 翁兆荣:《潮州烟丝业的历史始末》,《潮州文史资料》第五辑。 
     [28] 参阅:a.黄顺炘等主编:《客家风情》,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376—368。b.Decennial Reports,1912—21,VolⅡ,pp.177—178;转引自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页47。 
     [29] 参阅:a.陈历明主编:《潮汕文物志》,汕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内部印行,1985年,上册页77-79。b. 李汝宽《关于御土、水东、渤海、汀州和横峰五个窑若干问题的讨论》,载《中国古陶瓷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年,页199。 
     [30][31] 邵有道:《(嘉靖)汀州府志》卷3。 
     [32] 陈桂芳:《(嘉靖)清流县志》卷1。 
     [33] 参考上引《明史新编》第七章第一节。 
     [34] 李龙潜:《明代广东对外贸易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91。1993年8月份在汕头大学召开“海上丝绸之路与潮州文化学术研究”,不少论文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讨论,其中有一组文章载于《潮学研究(三)》,汕头:汕头大学出版,1995年,可参阅。 
     [35] 拙作:《潮汕地区元明清粮食亩产量探估》指出:“明末清初,本地区粮食平均亩产量估计数字为406斤,已超过南方水稻平均亩产392斤的水平。单就明代后期看,潮州平均亩产已达440斤,更高出整个南方平均亩平的10%以上。”文载《潮学研究(三)》,可参阅。 
     [36] 郭春霞:《(嘉靖)潮州府志》卷2。当时潮州府属有海阳、揭阳、潮阳、程乡、大埔、饶平、惠来七县。 
     [37] 饶宗颐:《潮州志•教育志上》,页36下。 
     [38] 王士性:《广志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101。 
     [39][51] 周硕勋:《(乾隆)潮州府志》卷3、40,卷30。 
     [40] 黄梅岑:《潮州街道掌故》,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1991 年,页26,110,57。 
     [41] 洪先寿:《(嘉庆)大埔县志》卷10。 
     [42] 丘复:《(民国)上杭县志》卷13。 
     [43] 温仲和:《(光绪)嘉应州志》卷12。 
     [44][45][47][48] 李书吉:《(嘉庆)澄海县志》卷8、卷2、卷8、卷14。 
     [49] 澄海博物馆:《澄海文物志》,内部印行,1987年,页136,《乾隆澄海县樟林埠扩埠碑记》。 
     [50] 据现存樟林天后宫乾隆《重建樟林天后庙碑》。 
     [52] 尹佩绅:《拨充风伯庙祀祭香灯章程碑记》,转引自黄光舜:《闲堂杂录》,1994 年油印本,页96。 
     [53] 中国海关学会汕头海关小组编:《潮海关史料汇编》,内部印行,1988年,页99。
 

作者: 
黄  挺
来源: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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