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泰国潮人作家作品之潮汕文化特征

    “凡有潮水到达的地方,就有潮人”。此话虽不免有夸张之处,但也从某一个角度说明了潮人遍布世界各地的状况。潮汕地区濒临海洋,地少人多,明清以来便不断有人出洋谋生。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天灾人祸,水旱频仍,迫使大批农民离乡背井,到东南亚谋求发展,其中尤以到泰国的人数最多。过去潮汕地区曾有“食到无,收拾包裹过暹罗”的民谚,可见泰国(暹罗)曾是潮人“过番”的首选之地。
    泰国的华侨、华人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确数。一说500万[1],一说1000万[2],笔者访问泰国时,也有说占泰国人口一半,即2500万者,盖因中泰人民长期通婚,其居民血统已无法精确区分。泰国的华侨、华人中,潮汕人占大多数,因此,潮汕文化在泰国的华人社会中也占主导地位。
    在目前泰国的华文作家中,潮人约占80%,而且年龄偏大,多是第一代移民,或是在泰国出生,又回到潮汕受教育。由于他们多曾在潮汕地区生活过,同时又受到家庭和周围潮汕人的潜移默化,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明显的潮汕人的心态,体现了潮汕文化的特征。本文着重阐述泰华文学作品中所表现的潮汕文化特征,例如重人伦,重亲情;努力拼搏,勇于进取;以及淳厚的潮汕民情风俗,古朴的潮汕方言,等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探讨泰华文学与潮汕文化的渊源,为泰华文学的研究提供一个宏观的文化背景。
    一潮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长期的历史积淀,特异的地理环境和民情风俗,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的融合,使潮汕文化既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又具有与中华文化不同的特质,成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正是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孕育了泰华作家群,也形成了文学的独异风采。
    潮汕地区自唐代韩愈刺潮、奖教兴学之后,教育发达,人文鼎盛,宋代即已有“海滨邹鲁”之誉。由于历代教育均以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因而儒家思想很自然地成为占居统治地位的思想。长期的儒家学说的浸淫,耳濡目染,使儒家思想在潮汕地区深入人心,逐渐形成潮汕地区儒雅淳厚的民风,而重人伦、重亲情则成为潮汕文化的主要特征。
    重人伦、重亲情的潮汕文化的哺育,铸造了潮汕人的非凡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和群体性,以及团结友爱、互助互帮的精神,在旅居海外的潮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几乎凡是有潮人聚居的地区,均有各种宗乡会馆的设立。以泰国为例,属于地缘性的,既有涵盖整个潮汕地区的潮州会馆,又有各县的同乡会,各乡的乡亲会;属于血缘性的,有各个姓氏的宗亲总会;属于行业性的,有泰国中华总商会,有各种同业公会;属于慈善公益事业的,有报德善堂等各种善堂,有泰华报人公益基金会等各种公益基金会,林林总总,数目非常可观。自1981年起,又有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举办,每两年举行一次,以“敦睦乡谊,弘扬文化,发展工商,造福社会”为宗旨,把全世界的潮人都团结起来。这种团结和凝聚力,正是潮汕文化张扬的结果。
    作为潮汕文化孕育出来的泰华文学,其小说、诗歌、散文,大都能表现这种重人伦、重亲情的文化特征,于是,讴歌人情美,倡扬互助友爱,就成了一些作品的主旋律,并且散发着潮汕文化的芬芳。我认为60年代发表的长篇接龙小说《风雨耀华力》,在表现潮汕文化的这一特征方面是最为典型的。参加撰写的李虹、乃方、李栩、陈琼、沈逸文、亦非、白翎、红缨、亦舍等九位作家,都是活跃在当时泰华文坛的颇有名气的小说家。由于作者阵容强大,主题鲜明,情节丰富,描写生动,使这部小说在报纸上逐期发表时,便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60年代泰华小说的代表作。
    耀华力路是泰国曼谷最繁华的唐人街,是泰国华人(大多数是潮人)聚居的地区。小说以泰南两位潮裔青年李俊和鸭脯来到曼谷谋求发展的经历和遭遇,描写耀华力路上形形色色的人和事,反映泰华社会的现实。小说中潮州方言的对话,潮汕的饮食习惯(如炒粿条、白粥、工夫茶),泰国潮剧的兴衰和掌故……扑面而来的是与唐山无异的潮汕风情。然而,构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浓厚的“潮味”的,主要还不是这些外在的表现,而是更为内在的浸透着潮汕文化精神的人情味和互相帮助、无私无悔的乡情乡谊。李俊和鸭脯这一对难兄难弟,从人生经历和性格来说有很大的差异:李俊读过书,文化水平较高,鸭脯文化水平很低,从小就在野孩子群中打滚,在底层社会接受人生的历练;李俊文质彬彬,脸皮薄,缺乏社会经验和应变能力,鸭脯精灵,乐观,随遇而安,社会阅历丰富,同时又带点儿闯江湖的狡猾。但不管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是如何的不同,他们却都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对友谊的忠贞和舍己为人的品质。尽管他们穷得叮当响,经常借债,到处受尽白眼,但他们在感情生活上是富有的。他们相濡以沫,互相扶持;他们拥有许多有钱人所缺乏的同情、理解和爱。围绕着他们在曼谷的求职、碰壁、被骗以及恋爱和生活,作者努力写出唐人街的人们对他们的帮助和支持,以及他们对友情的反馈,画出一幅展示人情美的乡土风情画。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赌场“牌龙”何清给他们提供住处,“头手罗”和“包老爷”帮他们寻找职业,“万事通”和沈淑芳帮助成全李俊与杏妹的恋爱……当然,李俊和鸭脯也力所能及地对他们的帮助给予回报。小说的反面人物“厝主奶”尖酸刻薄,唯利是图,嫌贫爱富,甚至出卖女儿,是个人见人憎的人物,即使是这样的人,当她有难的时候,周围的人仍然伸出援助之手。最后为了使她醒悟,又煞费苦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使她幡然悔悟。整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情美和人性善,虽不免有劝世和理想化的成分,但这种源于潮汕文化的互爱互助和人情味,在海外潮人中是普遍存在的。海外潮人中的成功人士比比皆是,如果离开了乡亲间的互相帮助,那么成功将是不可想象的。
    在泰华文学中,体现助人为乐、互相支持的精神的作品,当然还可以举出很多。年腊梅的短篇小说《再生》,写小学教师“我”收留越南难民阮太太母女,在她们走投无路的时候,给他们提供栖身之所。李栩的短篇小说《蚝烙伯》,写蚝烙伯初到泰国时,未找到职业,寄食在同乡“广大成”店中,后来他儿子做了对不起“广大成”阿头(老板)的事,他一直深感歉疚。黎毅的短篇小说《瞬间风云》,写阿强驾车从北标府前往曼谷时,在蒙蒙细雨中帮助了一位汽车发生故障的泰族中年人,后来又从那位中年人那里获得回报。浸润着潮汕文化的泰国潮人,在他们长期与各民族、各地域人们的交往中,实际上已把他们的亲情、乡情扩大而成为一种更为广泛的道德修养,因而在与当地人民的长期共处中,能够相安无事,安居乐业。
    泰华散文无论抒情写景,咏物言志,也都有其独特的文化蕴涵,都弥漫着潮汕文化的氛围。泰华散文名家司马攻写过不少思乡怀旧的散文,极力抒写人伦、亲情、乡情,字里行间激荡着情的波涛,荡漾着潮汕工夫茶的清香。恋土情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粹,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上,产生过数不尽的思乡怀旧的诗文名篇。许多脍炙人口的诗句,诸如“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千古传诵,撩拨着天涯游子的乡思。司马攻的散文名篇《明月水中来》,既继承了中国古代诗文的传统,在思想内涵上却又有新的开拓。文章着重描写的是一把冲潮州工夫茶用的朱砂茶壶,壶底刻着“明月水中来”五个字。这把小茶壶原属于“我”的祖父,祖父去世后,“我”把它带到泰国,用它冲工夫茶,而且茶瘾越来越大。但是,“我”的儿子对潮州工夫茶却丝毫不感兴趣,有时勉强喝了小半杯,就嚷着:“哎呀!这样热,这样苦!我不要啦!”于是,“我”有了这样的感觉:这把传了三代的小茶壶,到了儿子这一代,将传不下去了。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是: 
 
    有一天,那是一个假日,我出外访友回来,当我踏进客厅里时,我大大的吃了一惊,我那个十多岁的儿子,他坐在我经常坐在那儿喝茶的地方,用他那生硬的手法,拿着这把小茶壶,正在冲他的工夫茶喝[3]。 
 
    这个意外的发现,使“我”改变了以前的悲观的想法,并且确信:“这把小茶壶将不会寂寞,它又将有新的主人了。它前时是我祖父的,现在是我的,将来是我的儿子的。”
    文章中的这把小茶壶,既具体代表了潮汕茶文化,同时又是整个潮汕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的象征。文章的内涵与过去的思乡怀旧诗文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落叶归根式的恋土情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发展成为落地生根式的文化薪传。司马攻所期盼的,或者说海外潮人所期盼的,已不再是落叶归根的遐想,而是故土文化能在新的乡土上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司马攻在拓展思乡散文的内涵的同时,对故乡的含义也有了新的推展和延伸,并提出了“两个故乡”[4]的概念,他的散文《祖母的芒果树》、《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荔枝奴》等篇,以花木喻人,从移植新的乡土后的不能开花结果,到最后的苦尽甘来,结出丰硕的果实,写出了“故乡”概念演变的历程。“我”的祖母是地道的泰国人,30多岁时,跟随“我“的祖父从泰国到中国,并且长留于中国了。离开泰国的时候,她带了一些芒果树苗,种植在中国的土地上。芒果树在异乡虽能长大,也能开花结果,但因水土关系,果实却不能固着在枝上。每年四五月间,狂风暴雨一来,便把一树小芒果都把打落在地上了(《祖母的芒果树》)。“我”成长并受教育于潮汕故乡,长大后到泰国谋生,并长期居留于泰国。“我”最喜欢的是故乡的水仙花,曾托友人从汕头带了一些水仙花头到泰国,并在花盆里精心培育。但是,水仙花只长叶,不开花,使“我”非常失望,不禁慨叹:“水仙啊!你为什么不开花?这里不适宜你生长么?还是你太固执!”(《水仙!你为什么不开花?》)被称作“荔枝奴”的龙眼,当其刚从中国南方乡土移植到泰国之后,开始也曾经历了不能开花结果的阶段,但是,“龙眼树在泰国,经历一百多年的奋斗,它们遭遇了多少次的枯萎,又得到多少次的重新萌芽;它们经过几多次的迁移,多少回压条,多少回接枝,忍受了多少煎熬,才换得到今天的花开簇簇,结朱实之离离。”(《荔枝奴》)
    司马攻在这几篇散文中写芒果树,写水仙花,写龙眼,其着眼点当然还是为了写人,写潮人在泰国的历史变迁。他们初到泰国的时候,也像这些花木一样,忍受着枯萎和煎熬,但经过数百年的奋斗,现在已经苦尽甘来,就像龙眼荔枝一样,共同在这微笑的国土上开花结果。文章中的“我”,既热爱他的潮汕乡土,也热爱他的第二故乡泰国;“我”的祖母既热爱她的泰国故乡,也热爱她的第二故乡潮汕。作者通过人伦和血缘的纽带,把中国和泰国两个故乡联结起来了。当潮汕文化在泰国这一新的乡土上扎根之后,故乡的概念也随之延伸了。可以预期,两个故乡的概念必然会使已经移植于泰国的潮汕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多采。 目前,潮汕文化虽已在泰华社会扎根,但随着泰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渐西化,潮汕文化也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挑战,尤其是一些从小受西式教育的第二、三代潮裔青年,更显出亲情淡薄,伦理荡然。在泰华文学中,也有一些作品接触到这方面的内容,表现了作家们的关注和忧思。李栩的短篇小说《光华堂》,写尤老头辛苦一生,省吃俭用,供给儿子读大学,但儿子大学毕业后,因为怕被人知道他有一位收买破烂的爹爹,在结婚宴会上竟然拒绝与父母一起照相。黎毅的小说《一个老华侨的故事》中的彩票婶,比尤老头的遭遇更为不幸。她嫁后不久便长期守活寡,后来收养了一个儿子,培养他读大学,但儿子大学毕业,娶了媳妇,竟然把母亲赶出家门,流落街头。倪长游的小说《丁伯的喜讯》,有意把中西文化作一比较,丁伯听信妻子的懂英文能赚大钱的说法,让三个儿女都接受英文教育,又送往美国留学。丁伯的堂兄却坚持让儿女都接受中文教育,读唐人书。儿女长大成人之后,两家的境况就显出差异了。堂兄一家父慈子孝,和睦相处,生活非常融洽愉快。反观丁伯一家,三个儿女到美国留学,定居,都娶了红毛媳妇,嫁红毛丈夫,从此一去不回头。妻子到美国住了一段时间后,学了英语,竟与大儿子的岳父自由恋爱,在教堂举行了婚礼。作者对这两种文化的褒贬态度,在小说的叙述和对比中,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二潮汕地区自唐宋以后,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因而民风淳朴,知书识礼,表现在文化艺术各方面,也多以精巧、秀美、冲淡、雅致为其特色。因此,有些学者在论述潮汕文化特点的时候,认为潮汕文化“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5]。马灿龙的《潮汕文化特点浅析》一文,就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该文主要从潮汕民性、潮剧、潮汕工艺、潮菜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认为潮汕民性“不乏精明、机巧、温和、沉稳的一面,却缺少刚烈、魄力、豪放、忧患、勇猛的另一面”,“多媚俗柔软委婉之风,少苍凉悲愤豪放之气”;潮剧“曲调轻婉低回,优美动听,表演细腻俏丽,幽怨悱恻”,“而少有慷慨激昂、令人可歌可泣的英雄绝唱”;潮汕工艺“以精致纤秀巧丽而蜚声中外”;潮菜的特点则“可用清淡、巧雅来概括”,“追求的是新鲜、清淡、平和”。基于以上论述,该文概括潮汕文化的风格是“精巧、阴柔、轻婉”,“阴柔有余而阳刚不足”[6]。
   上述观点确实有道理,可惜有点绝对化,这就难免有片面性之嫌。君不见潮汕文化艺术中,既有潮剧之宛转抒情,幽怨悱恻,也有英歌舞之粗犷英武,气势磅礴;既有弦乐悠扬动听,轻婉低回,也有潮州大锣鼓之雄浑奔放,豪气干云。潮州菜虽以清淡平和为主,然也还有佐料浓烈,颇需要有点冒险精神才敢吃的生鱼、生蚝、生虾、生蚶。至于潮汕民性,更不是一味“媚俗柔软委婉”,历代敢于抗争,涉难历险者,大有人在。
    潮汕居民之族源,据考证是由岭南百越族土著居民与中原汉族移民融合而成。土著之百越居民,原本就民风犷悍,泰汉时期以至唐代,移居潮汕之中原汉族,则多为戌守岭东之军人及其后裔,因此,潮汕地区民性强悍,在唐宋以前应是其主要特征。直至清同治年间,潮阳知县冒澄还在一份《通禀地方情形》文告中说:“潮属地方,民情犷悍,素称难治之区”[7]。在潮汕地区,历代敢于反抗、敢于斗争的例子,不胜枚举。宋末的抗元,明末的抗清,以至于反抗官府的封建压迫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史不绝书。这种强悍的民风,并没有由于唐宋以后的儒家理学影响而趋于泯灭。因此,用“媚俗柔软委婉”来概括民性,是不全面的。事实上,潮汕文化既有阴柔的一面,也不缺乏阳刚之气。 潮人的阳刚之气不仅表现在敢于反抗封建统治,而且也表现在敢于开拓,勇于进取,富有冒险精神。这种冒险精神,特别表现为向海洋谋求发展。明清以来,潮人出洋谋生者,络绎不绝。一叶孤舟,飘洋过海,九死一生。侥幸得登彼岸,则繁重体力劳动的折磨,瘴疠的侵袭,使不少人埋骨异乡。尽管前途坎坷,生死难卜,然而潮人冒险出洋者,仍然前仆后继,义无反顾。潮人的开拓性和冒险精神,尤其表现在经商方面,往往赤手空拳出洋,经过艰苦奋斗,若干年后便已成为海外富商。泰华文学中,也有一些作品是表现这方面内容的。50年代初,泰华报纸曾连载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坤銮的故事》,在当时颇引起轰动。作者修人(他的另一部名作《座山成之家》则署名谭真),原名许业信,当时在曼谷一家商店当“心贤”(会计)。据他后来回忆,他这部长篇小说中的坤銮,是概括了许多潮人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后写出来的。小说在报纸上逐日刊登时,还曾有一位朋友认为是写其祖父呢[8]!
   小说的主要篇幅是写“坤銮”(坤是尊称,銮是泰国的官爵名,属第四等)的发家历史,时代背景是清末民初。坤銮原名郑通,广东潮阳人。他尚未出生,父亲便远涉重洋,到马来亚谋生,后来在山区垦荒时,因身患重病,客死异乡。剩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郑通12岁时,母亲又被乡里土豪毒打,不治而死。他不得不离开家乡,到汕头当小伙计。16岁时,又踏上父辈的路,到暹罗冒险了。抵达暹罗后,他由一位老番客陈水牛的介绍,在一家火砻当杂工,没有工资,以劳力换饭吃。不久,陈水牛被倒下的米包压至重伤,吐血而死。郑通也因忍受不了火砻头家的虐待,离开火砻,寄食在一位靠饲养鸡鸭为生的亲人阿叔家里。不幸的是,郑通来后,连续发生鸡鸭瘟,连三餐也难以为继了。郑通不愿拖累亲人亚叔,便随同乡亚李前往山芭的锡矿当矿工。还不到三个月,又染上“芭病”,卧床不起,险些与父亲一样成为异乡的孤魂野鬼。幸得亚李和另一位矿工把他背出矿山。带回曼谷后,在亲人亚叔家中养病,才免一死。病好后,郑通为了生活,向亚叔借了一条小船和一点本钱,在湄南河做小生意,不料祸不单行,小船被一条大船撞沉,血本无归。郑通无面目回去见亲人亚叔,后来幸亏有一位佛寺住持收他当徒弟,才免于饿死。在佛寺住了一年多,又得到师父的资助,买了一条大船,来往于山芭与曼谷之间,运货做生意。经过一番艰苦奋斗,生意越做越大,终于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富商。
   《一个坤銮的故事》最大的成功,便是通过郑通形象的塑造,把潮汕人的敢于拼搏精神和开拓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郑通屡仆屡起,艰苦卓绝,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这是他获得成功的基础。而在他开始赚钱之后,又有两次重大转折,一次是接受“波立(警察)头”乃盛的建议,创设一家酒铺;另一次是承包皇家酒税、烟税。两次转折关头,他都是投入全部资金,孤注一掷,破釜沉舟,这才取得了一次比一次更大的成功 ,表现了他的胆识和冒险精神。虽然在泰国潮人中,像郑通这样获得成功的,毕竟是少数,但潮汕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拼搏精神的,却十分普遍。小说中的郑通,只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化而已。
    泰华文学中,描写开拓、奋斗精神的,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作品。黄重先的短篇小说《许乌仕与他的运输马队》,写许乌仕看准在珠山搞运输能够赚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把老婆祖遗的一间老屋连同二莱地皮一起卖掉,买进四匹马搞运输。由于估计准确,不到三个月时间,便以马队运输代替原来的大象运输,获得了成功。林文辉的短篇小说《金银树》,写父子二代人奋力开垦山芭种值像胶树,使像胶树变成了金银树。
    总起来说,泰华文学中描写这种开拓精神和冒险精神的作品还不算多。如能有更多的作家注意收集这方面的题材,把潮人先辈梯山航海、筚路蓝缕的奋斗事迹加以典型化,写成文艺作品,将成为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对于教育后代,也会起很好的作用。
    三泰国潮人作家作品的潮汕文化特征,不仅表现在作品所蕴含的文化精神,而且也表现在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各种文化形态。
    移居泰国的潮人,由于聚族而居,因此,即使三四代以后,也仍然保留着潮汕故土的生活习惯、年节礼俗以及潮剧、潮州音乐、潮州民间艺术、潮州民谣、潮州工夫茶、潮州方言等文化传统。正是这些潮汕民情风俗和文化艺术,对敦睦乡谊、增强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忠于现实的潮人作家作品中,也生动地描写了这些生活习惯、年节礼俗和各种潮汕民间艺术,在读者面前展现了一幅色彩斑斓的潮汕风情画,而潮汕方言词语的运用,也使作品平添了一股潮汕乡土气息。
    泰国潮人都保留着故乡的年节礼俗,春节、清明、端午、中元、中秋等传统节日,都与故乡无异。不用说,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要数春节了。姚宗伟的小说《番客世家》,年腊梅的小说《小年夜》、《招财进宝》,李栩的散文《唐人年》等,都写到泰国潮人过春节的情况。《番客世家》写老番客丁海珊一家,每逢过农历新年,三代人都团聚在一起,围炉吃年夜饭,贴春联,祭拜祖先……这些习俗成为一种亲和力,使一家三代人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如果说泰国潮人过年习俗有与潮汕不同的地方,那就是“拜好兄弟”了。据姚宗伟《拜好兄弟》一文所述,所谓“拜好兄弟”就是祭拜那些昔年过番又客死异乡的无主孤魂:“许多过番的人,不是好汉也要做好汉,他们要吃得苦,撑得起腰,自己照顾自己。最可怕的就是病倒,小病可找些草药医治,大病就只有等死。许多埋骨异乡,成了游魂饿鬼。便有一些善心的乡人可怜不过,每逢度节过年,办些祭品招魂,好让游魂饿鬼吃个饱,善事相传,蔚为侨乡风俗”[9]。这种新风俗的形成,可以看作是潮汕人重视亲情乡谊的精神的延伸,其源头仍然是潮汕文化。
    潮剧于清代传入泰国,到现在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曼谷耀华力路一带的戏院,常年都有潮剧戏班演出,下面各府的大乡小镇,逢年过节,或者迎神赛会,都要请潮剧戏班演出,有时连演三五夜。对于长期在外的游子来说,正是通过欣赏家乡的戏剧,聊慰乡思。长篇小说《风雨耀华力》中《梨园春秋》一章,年腊梅散文《我看潮剧四十年》,林文辉散文《大锣大鼓的潮剧》,谢增泰散文《会演潮州戏的泰人》、《日趋没落的潮剧》,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介绍了泰国潮剧的兴衰演变以及末来发展趋势。本世纪30年代,是泰国潮剧的全盛时期,耀华力路一带,有老梅正兴、老宝顺兴、老怡来春、老中一枝香、老中正顺兴五大戏班日夜演出,争奇斗艳,盛极一时。50年代以后由于“新唐”减少,影视冲击,新一代潮裔对潮剧不感兴趣,于是泰国潮剧开始走下坡路。70年代末至80年代,迫于经济上的压力,戏班班主雇不起专业潮剧演员,便雇用泰国佬族人担任跑龙套和一些小角色,间也有担任主角的。到后来,泰国潮剧团又推出泰语对白和演唱的潮州戏。对潮剧的这种变革,论者见仁见智,有的认为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也有的认为这种革新型潮剧是中泰文化交流的结晶,有发展前途。
    英歌舞、潮州大锣鼓等潮汕民间艺术在泰国也十分流行。例如北榄坡每年农历正月初四的迎神游街盛会,就都有英歌舞和潮州大锣鼓的表演。谢增泰的《热爱中华文化的洋人》一文,详细记叙了剑桥大学东方学系主任龙彼得教授五次到泰国采访潮州民间艺术的故事。龙彼得在剑桥教中文,专门研究潮剧、英歌舞和潮州音乐。他所掌握的潮州民间艺术的知识,连身为潮州人的作者都深为吃惊。尤其使作者感到惊奇的是,他第一次到泰国,竟是到各佛寺搜集潮州“功德乐”(做丧事的庙堂音乐)的资料,又花钱录下了整场的功德乐,还索取演唱功德乐的歌词。此后龙彼得又数度访泰,观赏潮剧演出,到北榄坡拍摄英歌舞和潮州大锣鼓游行的全过程。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写道:“……这可看出许多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关注,他们认真地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去探求、访问,然后著书立说,反观这里部分中国人的子弟,父母不让他们读中文,当他们面对这些研究汉学的外国人,不知有什么感觉?”[10]字里行间,强烈地反映了作者对潮汕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在泰国的前景的忧思。
    泰国潮人作家喜欢在作品中掺入潮汕方言词语,十分普遍,其中小说使用的潮汕方言最多,散文次之,诗歌除潮州方言诗外,一般较少使用方言。泰华的几部主要长篇小说,如《破毕舍歪传》、《风雨耀华力》、《一个坤銮的故事》、《座山成之家》等,其中的对话都使用了很多方言。
    泰国潮人作家喜欢在作品中杂用潮汕方言,一方面是为了本地人读起来更加感到形象、生动、贴切,另一方面也与读者的文化水平不高有关。泰国的潮人先辈多数是文盲,他们的后代虽然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但由于泰国政府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华文水平实际上也不高,因此,在作品中掺入一些方言土语,也就成了一种权宜之计。
    老羊的短篇小说《横陇姆》,塑造了一位心直口快,说话没有遮拦因而得罪了不少人但又心地善良的老妇人形象。由于作者在小说中使用了很多潮州方言词语、民谚、民谣,因而使横陇姆的形象显得十分生动,真切,就好像她是我们邻居的阿姆、阿婶一样。下面抄录小说中的一段,以见作品的语言特色: 
 
    住在横陇姆隔壁的阿顺,夫妻俩见到横珑姆便扭转头。听阿顺说,横陇姆撕了他的脸皮,并且存心挑动他们夫妻斗殴。他亲耳听见她大声念了一句又一句:“十胡九不仁”,阿顺是货真价实的连鬓胡;“嘴阔食四方,免赚就有食”,阿顺的嘴巴张开来,自己的拳头伸得进。他说,这两句还可忍得过去,有两句实在难耐,“天生人唔平,有人蛀齿,有人重牙,有人无仔,有人双生”。阿顺夫妇结婚三年,尚未产下一男半女,听这话真如鱼骨哽喉。更加尖刻的还有,“刀着哗,女亩
    着叱,鼎着揪,翁着咒”(意思是:刀必须磨,妻必须骂,锅必须擦,夫必须咒)。恰逢阿顺两口舌战一阵刚休战不久,顺嫂认定这是有意火上加油,既讥笑他夫妻叱来咒去,又存心挑拨他们再叱再咒。她说:“老人食太饱,想看戏哩!” 
 
    上面一段,如果删去了横陇姆的那些用潮州音押韵的潮州民谚俗语,小说的生动性和人物的形象性就要大打折扣了。
    由于泰华社会是潮汕人占多数,因此影响所及,一些非潮籍作家也常把潮汕方言词语写进作品中。泰华老作家吴继岳原籍梅县,他写有一本长篇小说,书名为《侨领[半去下面出头]正传》。这个“[半去下面出头]”字,是泰国华侨根据潮州方言创造的新字。在潮州方言中,“[半去下面出头]”是一半的意思。“侨领[半去下面出头]”翻成普通话,是半个侨领、准侨领、所谓侨领的意思。但“侨领[半去下面出头]”语带讽刺,半个侨领、准侨领、所谓侨领也不完全能表达原来的意思。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此书时,把书名改为《“侨领”正传》,虽然意思近似,但在本地人看来,那韵味就差远了。
    在文艺作品中夹杂一些方言词语,是否破坏汉语的纯洁性,是否值得提倡,各人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我想,如果只是在作品中写进少量经过提炼的,外地人一般能够看懂,或者经过稍加解释能够看懂的潮汕方言词语,应该是可以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将使作品更加形象生动,而且具有更加浓郁的潮汕文化色彩。
  
     注释: 
     [1] 杨万秀主编:《海外华侨华人概况》,(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页4。 
     [2] 司马攻:《危机中的生机》,引自提交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论文,页1。 
     [3] 司马攻:《明月水中来》,(泰国:八音出版社,1989),页12。 
     [4] 司马攻:《这是一个梦外之集》,载司马攻著:《明月水中来》(泰国:八音出版社,1989)。 
     [5][6] 马灿龙:《潮汕文化特点浅析》,《学习之友》,1990年第10期,页59。 
     [7] 转引自马风:《也谈潮汕民性》,《韩山师专学报》,1992年1期,页20。 
     [8] 谭真:《历史的回顾――谈谈〈一个坤銮的故事〉与〈座山成之家〉的撰写经过》,《华文文学》,1989年2期,页82。 
     [9] 姚宗伟:《拜好兄弟》,载《泰华散文集》(曼谷:泰华写作人协会,1989),页213。 
     [10 谢增泰:《热爱中华文化的洋人》,载《湄南河畔采风行》(曼谷:大众摄影广告有限公司,1986),页3。 参考书目: ① 马风,《潮汕文化丛谈》。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90。 ② 赖伯疆,《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 ③ 杨万秀,《海外华侨华人概况》。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 ④ 马灿龙,“潮汕文化特点浅析”,《学习之友》,第10期(1990年)页59。 ⑤ 马风,“也谈潮汕民性”,《韩山师专学报》,1期(1992年)页20。 
    
 

作者: 
陈贤茂
来源: 
华文文学(199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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