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潮州与闽粤赣边的寇乱

    两宋时期,潮州社会大体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是其经济、文化开发取得一系列成就的重要原因。不过,在某些时段,由于某些原因,本地也遭受过较为严重的战乱干扰。这些战乱大体可分为山贼海寇之乱和改朝换代之际宋元军事力量在本区的交战两类。对前一类问题,学界至今尚无专题研究,而开展这种研究,对于全面阐释宋代潮州及周边地区历史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一、寇乱的社会历史成因
    仔细阅读文献不难看到,两宋、特别是南宋时期,潮汕地区出现的寇乱,绝大部分生发地都在闽粤赣边界的虔、汀两州。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潮汕是宋代重要的盐产区,在地理位置上又与闽粤赣边这个宋代、特别是南宋全国著名的“寇盗之区”相连接,故而在后一地区发生的一系列动乱,遂得波及到本区。而虔州、汀州之所以成为当时的“寇盗之区”,总的来看,是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及南宋以后国家政治中  心滞留南方,从而对原统治较薄弱的闽粤赣边加强控制和国家化的过程紧密相关。具体而言,主要似可归纳为以下一些原因:
    食盐走私  这是两宋闽粤赣边寇乱连绵的一个基本成因。且看下面几段材料。
    初,江湖漕盐既杂恶,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盐。而并海民以鱼盐为业,用工省而得利厚,由是盗贩者众。又,贩者皆不逞无赖,捕之急则起而为盗贼。而江湖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江西则虔州地连广南,而福建之汀州亦与虔接,(虔)盐既弗善,汀故不产盐,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田事既毕,往往数十百为群,持甲兵旗鼓,往来虔、汀、漳、潮、循、梅、惠、广八州之地。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而为盗,依阻险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之,岁月浸淫滋多。[1](卷196《仁宗记》“嘉佑七年二月辛巳”)
    这是李焘就北宋中期以前虔、汀两州与盐贩所到州县整个形势的记载。
    盐法乃致寇之源。缘福盐溯流而至南剑,又自邵武溯流而上汀州,其般运甚难。故盐到汀州,不胜其淆杂,不胜其贵,所以汀人只便于食私盐。自循、梅、潮、漳来颇近,又洁白,价又廉,故汀人每至冬春间,千百为群兴贩,因而行劫。官司一遣人追捕,便至拒捍杀人。此盐贼所从起也。[2](卷13)
     这是嘉定十二、三年(1219-1220年),真德秀应宋宁宗询问福建盐法事所上奏折中语。而熙宁三年江西提点刑狱张颉奏折,则具体列举了当时虔州官盐与岭南私盐的质量差价“虔州官盐卤湿杂恶,轻不及斤,而价至四十七钱。岭南盗贩入虔,以斤半当一斤,纯白不杂,卖钱二十,以故虔人尽食岭南盐。”[3](《食货志》下四,P4443)正可补真德秀之说。
    循阳风俗,亦颇淳朴,而独苦于剽盗,皆出于章贡贩鹾之徒。盖江西之盐仰给于通泰,地邈而价穹,由惠州私贩以往,地近而价廉。乃奸猾失业之民,逃亡配隶之卒,急于射利,法禁难施。赣与循为邻壤,私贩往来,十百为群,取道境内,吏不敢呵,小失其意,则驰担剽掠,已而遁入于赣。[4](“兵”之48,P6991)
    这是嘉定十三年,循州知州牛斗南就赣州(绍兴二十三年由虔州改名)盐贩骚扰过境地循州而言的。上述资料基本上把宋代闽粤赣边因食盐走私致寇盗生发的历史成因、表现形式及盐贩对过境地的骚扰情况,全面呈现出来了。所需强调的是,就李焘记载八州郡中的四个盐产地漳、潮、惠、广言,对虔、汀(实际上还有梅、循)的私盐供应,潮州最为重要:地近且有便捷的韩江水道。这是其他三产盐地所不全具备的;还有,私盐自惠、广两州经东江、大庾岭入虔,较早就得到官方有效的控制:据载,太平兴国中,杨允恭以殿直掌广州市舶“以海盐盗入岭北,民贩者众,请建大庾县为军,官辇盐市之,诏建为南安军。自是冒禁者少”[3](P10160)。相形之下,私盐经韩江进入虔、汀,却不见政府出台得力的防范措施。故而,潮州与虔、汀、梅、循的食盐走私在宋代始终是被勾连在一起的,前引李焘、真德秀等人的记载,就足以说明这一问题。而这种走私所带来的纷争搅扰,在整个宋代潮州都难以止息。所谓“潮与漳、汀接壤,盐寇畲民,群聚剽劫,累 政 以 州 兵 单 弱,山 径 多 蹊,不 能讨”[5](卷11)。引文中未提及虔,当然有失全面。综上所述,宋代出入潮州兴风作浪的盐贩之中,虔籍人士不少。
    盐法既为致寇之因,不合理性显而易见。那么,宋王朝为什么坚持不允广盐进入虔、汀?以前许怀林先生专就广盐不许进入江西事有所论述:江西人多、米多、茶多,但是缺盐;而沿淮之地,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烹,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所以,宋王朝规定漕船每运江西大米、茶叶至淮南,必须装回淮盐贩卖。如果改食广盐或通商,则很大一部分利权转入商贾,且导致淮盐滞销,漕粮也将受损[6]。这种分析也适合汀州。
    官府科扰与赋税不均  这方面的问题于宋代各地普遍存在,但在虔、汀似表现得尤为突出。如淳熙间先后出任江西路判和福建路安抚使的赵汝愚就曾指出:
    臣(赵汝愚) 伏见比岁州县盗贼滋多,其间类多汀、赣之人者,非惟两州山川气习固然,亦由居官者扰之特甚。故百姓弗安其居,强者四出为盗。……臣昨任江西路运判时,所见江西十一州内,赣州地最险,俗最悍,而官吏科扰为最盛。臣今任本路(福建),八州内,汀州与赣州为邻,亦地最险,俗最悍,而官吏科扰为最甚[7](卷319)。
    对于科扰太甚及赋税不均的问题,赵氏真切陈述了汀州的情形: 至今有税者,未必有田,而有田者,未必有税。比岁诸县逃亡者众,有司窘于调度,不肯为之从实倚阁,遂将逃亡税赋,均及现存邻保,邻保又去,则辗转及之,贫弱之民横被追扰。其间却有豪猾之家,不纳租赋。一强者为之倡首,则穷弱者从而附之,至有一乡一村,公然不肯纳常赋者。[7](卷319)
    对此,官府的措置是知难而退,转移矛盾。赵氏接着说: 县道无如之何,遂将上项最难催理去处,径拨与诸寨,以为寨兵衣粮,令自摧纳。其寨兵催官物者至,皆被甲持刃,遍下乡村。此既饥寒切身,彼方固拒不纳,互相仇怨。
    结果是寨兵与百姓相互为敌,“动相仇杀”。
    官府科扰及赋役不均,还反映在官盐的强行抑配上:作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官般盐的配额在宋代、特别是南宋,实际上是官府强加于民众身上的一项沉重的赋税。赵汝愚在他的论政奏折中,详细地披露了汀州的情形:
    本州地势最高,去海绝远,祖宗旧法,系以运盐了办岁计。近岁诸县阙少本钱,官吏苟简,所运盐纲,尽不及祖额。其运盐船户,复大为奸弊,多以灰土杂之,其盐已甚恶矣。却有奸民,就近私贩广盐入界,比之官盐,不致杂恶,其价复贱,常差数倍,致官盐发泄不行,遂有配抑之患,上下减刻,其弊尤多。故强悍者皆拒而不受,其贫弱易制者,则抑配无时。又每盐纲内例有转运司增盐、通判厅经总制盐。诸县已难敷卖,而本州复有自运岁额盐,又分命诸县变卖,故有转运司盐,有本州盐,有通判厅盐,有本县盐,或以委令丞,或以委巡尉。文书旁午,杂然并出,其民诚不胜其扰矣。闻每有欠户入县,则诸厅吏卒,擒捕纷然,致百姓有终身不敢望县门者,故宁以死抗拒官司,而官亦无如之何也。[7](卷319,P826)
    其中,“近岁”二字,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虔、汀两州食盐官卖中存在的问题,在宋代的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存在的。这从前述“食盐走私”一节所引材料不难看出。
    兵士的劫掠  此主要是就两宋交替之际虔州所在的江西而言的。时金兵大举南下,宋军望风败逃,金军兵锋直指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的两浙江东、江西与湖南一带。一时上述地区连续遭受宋败兵溃卒、金兵及宋未溃散部队的轮番骚扰、劫掠,其中江西和湖南是重灾区。绍兴元年监察御史韩璜向宋高宗报告他从江西到湖南一路的见闻时说:
    自江西至湖南,无问郡县与村落,极目灰烬,所至破残,十室九空。询其所以,皆缘金人未到,而溃败之兵先入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畔,不绝如丝。[8](卷41,P759)
    军事布防薄弱  这一点无须多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有宋一代疲于应付北边战事,南方军事力量部署十分有限,故而不具备应有的威慑力和防御力,一旦有事,当局即无法迅速有效控制局势,致祸乱蔓延,短时不可收拾。
    另外,还有一原因,闽粤赣边历来即是中央王朝控制的一个边沿区,在那里积聚了一批不服从政府管辖或从来就不曾编户的人口。如居住在那里的畲民就是如此。当中原移民及国家势力到达之后,畲民的利益受到了侵害,故起而反抗。刘克庄《漳州谕畲记》,即述说了漳州畲民的遭遇:
    畲民不役(原为“悦” ),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干逐货,稍笼其利;官吏又征求土物蜜腊、虎革、猿皮之类。畲人不堪,诉于郡,弗省。遂怙众据险,剽略省地。[9](卷89) 刘氏所说,同样适合居住在虔汀的畲民及其他民众。
    综上所述,虔、汀之所以成为宋代、特别是南宋的“寇盗”中心,确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就后来在这一地区发生而波及到潮汕的若干次战乱说来,文献上很少具体记载它们的起因,但大体上可以认定,主要原因应不出于上述各个方面。 二、寇乱考实
    本地方志对此时期本区寇乱的记载,十分简略。下面拟尽量利用潮外史料,对这些寇乱的来龙去脉作些考察。
    宋代潮州何时始有寇乱问题,本地方志不能明确回答。而据李焘记载:“岭南群盗未息,(开宝六年)九月壬子,以唐州刺史曹光实为诸州都巡检使。光实既至,捕斩之,海隅悉平。”[1](卷14,P118)文中只笼称“岭南”,不知“未息”的“群盗”是否在潮州也有?时岭南归入宋版图仅有两年,“群盗”的性质不好判定。或是不愿归附宋中央王朝的原刘汉残兵败将?尚待进一步考证。而仁宗末英宗初,“江西、广东、福建路盐法废乱,奸宄不禁,至被铠仗,拥旗鼓,千百为群,乘势剽劫,吏不能擒”[10](卷40,P508),同样没有资料说明潮汕也有发生。就整个北宋言,给潮州地方带来较大震动的,应是宣和初年的刘花三之乱。
    刘起事当在宣和元年(1119年)七月前,三年七月前被平定。刘氏籍贯、身份等均无载,起事地不详,或说其“起于闽广”[11](卷109,P315),或说“自虔、吉入寇广东”[12](卷30《李珙传》)。是其活动范围到了江西、广东、福建三路。就广东言,乱事波及潮、梅、循、惠四州。造成的轰动非小:史书上有称刘为“剧贼”[12](卷30《李珙传》),朝廷为此专门做了人员调配:宣和元年七月徙淮西提点刑狱俞向于福建路,专督此事[13](卷18);二年四月“诏江西、广东路权置武臣、提点刑狱、路分都监各一员,侯刘花三贼党净尽日罢。”[13](卷18)朝廷所悬赏格也颇惊人:“钱至万三千缗,官至武翼郎”[11](卷109,P315),徽宗并有督三路捕盗的“御笔”[13]。另有记载说宣和中割海阳县置揭阳,也是因刘花三作乱[14](卷100《潮州》“县沿革”)。刘氏“寇乱”具体有怎样的活动,文献不见记载,唯李纲说“不过劫掠村落,未尝敢与官兵敌”[11]。恐不止此,否则朝廷倒有些张皇过甚了。乱事最后的平定被分别归功于潮州通判王炳等人[4](“兵”之26,P6965)以及广东提刑陈中复[15](卷71本传)、武将李珙[12](卷30本传)。引得朝野大动干戈的一场寇乱,最后的平定当然不可能只凭一批提名受奖的官员就能办到。值得注意的是陈中复和李珙,都不在宣和三年七月四日广东经略司专门呈奏的立功受奖名单中[4](“兵”12之26,P6965)。
    进入南宋,由于“山贼海寇”的入境,潮州地区的动乱变得频繁起来。首先引人注目的即是绍兴初年陈颙、周十隆、黎盛、朱聪等几起乱事。
    陈颙,身世不明。文献上称之为“虔贼”或“虔州盗”,当为虔人。约起于绍兴元年,声势颇大:“聚乡丁数千”[8](卷46“绍兴元年七月癸卯”);或说“率众三千人”[8](卷53“二年四月乙丑”)。一时成为赣南地方多股寇盗的代表。绍兴一、二年间,焚掠鄠都、信丰诸县[8](卷46“绍兴元年七月癸卯”),又围循州,焚龙川[8](卷53,P929),破福建武平[8](卷53,P1030)。三年正月癸亥“围潮州,不能下。是夜,拔栅遁去,复还江西”[8](卷62,P1058),同年四、五月间,在鄠都固石洞兵败,被岳飞擒杀[16](卷19,P972-973)。周十隆,又称“世隆”,也为“虔贼”[8](卷63“绍兴三年丁未”)。起事时间不明。自绍兴三年二月至五年前季,曾三次南下,攻掠邻近闽粤州县,但似只有第三次,即绍兴五年正月兵进潮汕[8](卷84“五年正月庚午”)。而(顺治)《潮州志》载其人曾于绍兴三年“寇广、潮、梅、循、惠五州”,目前尚未找到其他记载印证。周氏屡附屡叛,绍兴七、八年间最后降服于江西制置大使李纲和虔州知州张[党去兄换角][8](卷120“绍兴八年六月庚午”)。黎盛,史称为“海寇”,绍兴三年(1133 年)犯潮州,焚民居,毁其城而去[8](卷71,P1197)。此次战祸,来势迅猛,潮人猝不及防,印象颇为深刻:“绍兴初,黎寇掩至城下,是时承平日久,兵不素练,莫敢谁何,所幸土豪率民兵曰‘召募’者,相与守御,阅月乃却。”[17](卷5343)从各种迹象看,两宋时期兵乱,对潮州城破坏最大的也属这一次。朱聪,亦为“海贼”,有称其为“福建海贼”[4](“兵”13之18,P6976),是其可能为闽人,为乱起始时不详,势力不小:“聚集船三十余只,约二百余人”[4](“兵”13之18,P6976),绍兴五年正月,“以舟师自潮州入广东,焚掠诸县”[8](卷84)。五年八月被招服[4](“兵”13 之18,P6976),十月以保义郎“充都督水军统领”[8](卷84)。朱聪寇潮,向不见本地方志记载。现特补出,以引起注意。
    上述寇乱被平定后,潮汕有约二十余年相对安定的时期,这很可能是绍兴初年岳飞、李纲、赵鼎等对虔州动乱的镇压及统治者对这一地区所做政策调整,发挥了作用。隆兴、乾道年间,寇盗对本地的纷扰再起。主要是常有海盗出没,其中以乾道三年的一次声势较大,史称“海寇暴作,剽略民居,漫不可迹”[17]。其次陆上劫匪也时有发作:乾道四年知州曾造提议在潮惠和潮漳交界地区分别布防巡检官兵[4](“兵”5之23,P6851),正是为对付这种剽掠者的。
     此区新一轮寇乱发生于淳熙六年至八年(1179-1181年),即沈师之乱。沈师,史称为“潮州贼”或“汀州贼”。其为乱事本地方志系于淳熙七年《宋史》卷 35《孝宗纪》为八年。实则,其人至迟于六年就已聚集在闽粤赣边的众山谷中。时潮州知州朱江因其“稍侵郡境,郡人震恐”,组织剿捕,有杀死及生擒其徒党近百名的战绩[18](卷15)。沈师虽经此创,势力不倒。攻潮围汀,闽广震动。攻潮州时,正值摄郡事王正功罢职将归,“民走依官寺,君(指王) 开门纳之,力赞郡将修战守具甚悉,贼知有备而退”[19](卷100);围汀州之日“官军,合闽广之人不能捕”[20](卷14),戍将萧统领与战死[3](P12858)。八年十二月,广东安抚巩湘、提举杨万里、摧锋军统制官张喜等人所率官军,在土豪吴亮帮助下,诱沈师出降杀之,乱平[4](“兵”19之28,P7094)。
    沈师为乱前后,潮汕沿海“盗贼出没不常,民旅被害”,知州黄定“遣统辖黄德,准备将林神烈深入海洋,擒获贼首陈聪、林益等五十八名,斩首四级,自是盗贼远遁,海道肃清”[18](卷2)。之后,本地有过四五十年较为安宁的日子。可约自理宗绍定元年起,潮汕又笼罩在新一轮寇盗骚扰的阴云之中。寇盗仍源自于赣南,首领是文献称为“赣州剧盗”或“凶贼”的陈三枪。三枪之乱是南宋后期闽粤赣边声势最大的一次军事动乱,其出没赣、闽、广间,势盛时“贼跨三路数州六十寨”,“江广群盗皆听命于三枪,服饰僭拟,蹂践十余郡,数千里无炊烟”[9](卷164)。而绍定二年十二月“盗发于汀、剑、邵,群盗蜂起,残建宁、宁化、清流、泰宁、将乐诸邑,闽中危急”[9](卷164),看起来也是乘三枪之乱而起的。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宋朝廷起用侯官陈韡知南剑州,兼任福建路兵马钤辖。后升任路提刑,兼招捕使,于绍定四年二月首先平定了闽中的寇乱。六年,朝廷又改陈韡知隆兴府(今南昌市)、节制江西、广东、福建三路军马,着手镇压陈三枪之乱,端平元年三月,政府军占领了陈三枪苦心经营六七年的根据地松梓山,三枪仅以数十人遁,至广东兴宁就擒,斩于隆兴[9](卷146“忠肃陈观文神道碑”)。
    三枪作乱,广东的重灾区主要是在循、梅、潮三州。特别是循梅正当其锋,受侵扰最多。如围梅州,竟长达四十二日[15](卷67《颜槦传》)。三枪及徒党对潮州具体有怎样的骚扰,本地方志一无记载,仅知为防寇,知州王元应从邦人请,有筑州城之举,后“许应龙复筑之”。从种种迹象看,对潮州有骚扰之实,并对其社会稳定构成较大威胁者为钟全:“兴宁勇丁钟全之徒,趁衅起(指陈三枪乱),且逼(潮州)境上”,时任知州许应龙遂切实有效地组织了本地的防务:
    公亟调水军禁卒,鼓楼、赤砂两寨土兵,三县弓级,分扼要害,明间谍,守关隘,断桥开堑,斩木塞涂。点集民兵,激劝隅总,谕以保乡井,守室庐,全妻子,搜补亲兵,日加训阅。时外邑警报狎至,人心大恐,郡僚欲张皇陈利害,公不为动。继而,横冈、桂屿相继以捷闻,招捕司遣统领官齐敏率大军由漳趋潮,截赣寇余党。公呼敏谕之曰:“兵法攻瑕,今钟寇将穷,陈寇猖獗,若先破钟,则陈不战禽矣”。敏惟命。公调民兵为先导,敏以部军踵进,捣其巢穴,歼渠魁,宥支党,三枪旋亦授首,江西余丑荡平[21](卷6,P294)。
    陈三枪主力部队被镇压后,其余部似未尽灭,如据刘克庄记载,淳熙间“剧贼陈淮西、罗洞天聚众出没赣、汀、潮、梅数州”[9](卷160《英德赵使君(必健)墓志铭》),其中“罗洞天”者,应是绍定间陈三枪同伙“罗动天”的异写,陈、罗曾兵下循州,杀害兴宁令颜襄和主簿徐千能[12](卷31《颜公襄传》、《徐千能传》)。
    除盐贩子剽劫外,上述即两宋时期潮州地区所遭受的主要寇乱。而关于盐贩子的剽劫,前面在讨论虔、汀两州成为宋代闽粤赣边社会动乱中心的背景时,已根据文献和地理交通条件,对潮州所遭受的这种骚扰加以强调。但由于潮外文献记载不详,本地方志不作记载,所以,我们根本无法复原盐贩子在潮州活动之具体情形。 三、寇乱的性质及对潮州社会的影响
    此时期于闽粤赣边,包括潮境所生发的一系列寇乱,性质如何界定,以前学界基本上以“农民起义”目之。的确,正如前述,这些被称为“寇”、盗”、“贼”的起因,大多数应与统治者所推行的不合理的盐法、税法等制度密切相关,因此起而反抗,是对这些制度的批判,确实带有一定的反抗封建压迫和封建剥削的色彩。不过,仅停留在这样的结论上,未免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了。
    从根本上说来,两宋闽粤赣边连绵不绝的寇乱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王朝国家化过程向东南沿海地区推进的产物,而这一过程,就意味着编户齐民,纳税服役,接受“秩序”和儒家文化。重点和难度则主要在第二和第三点上。此时期这一地区起而为乱者固然许多是因赋税不均,可我们注意到这方面的初因是“有田者未必有税”以及“豪猾之家不纳租赋。一强者为之倡首,则穷弱者从而附之。至有一乡一村,公然不肯纳常赋者。”可见,其中确有地方豪强公然对抗国家的性质。又,宋统治者在虔、汀所行盐政,固然坑害了广大民众,但另一方面其维护的却是国家利益。而利用不同盐产地、公私盐差价及质、量差距等,“千百群,争相贩卖”的盐贩子,虽绝大多数是“田事才毕”的农民,但从其兴贩“以射重利”的目的,“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行劫”、“驰担剽掠”的行为,再到因官方追捕,“与巡捕吏卒斗格,至杀伤吏卒,则起而为盗”等情节观之,也很难说是“起义”。
    尤值得注意者,是此时期寇乱中,那些被称为“海寇”、“海盗”的,他们起事的性质更为复杂。确实,即使在缺乏其人原有身份资料的情况下,仍可以推断,他们中肯定有迫于各种原因下海的农民,但更多会不会是原长期从事海上贸易的海商,后演变为海盗,或本身即为职业海盗?无论如何,从其具有“海寇”、“海盗”的称谓,因而很有可能名副其实,再观其上岸后攻城掠地、焚毁民居、大肆剽劫等情来判断,这些人的兴风作浪,就更难定性为“农民起义”了。实际上他们是宋元中国东南沿海新崛起的海上力量,亦商亦盗;由称霸近海而剽掠沿岸,结果与宋王朝艰难推进中的东南沿海地区的国家化运动正面交锋了。就潮汕而言,从宋元之交的陈五虎兄弟到明中叶以后肆虐境内的海寇身上,都仿佛可以看到黎盛、朱聪等人的影子,他们理应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上述寇乱究竟给两宋时期的潮州社会带来了什么影响,这本是我们讨论此时期寇乱主要想予以说明的问题,惜文献对之记载太少,根本无法如愿。而根据十分有限的记载,大略可就上述问题,作如下归纳: 1.不同程度地威胁和侵犯了本地区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两宋本区的寇扰,盐贩子的剽掠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所谓“所至劫人谷帛,掠人妇女”[1](卷196《仁宗纪》);所谓“群聚剽劫”[5] 等等,虽不是专就入潮和在潮的盐贩子而言,但其在潮也同样有上述行为则可肯定。而盐寇之外的其他“山贼”、“海寇”对本地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威胁和侵犯也照例是不能避免的,如刘花三所过,“劫掠村落”,朱聪“以舟师自潮州入广东,焚掠诸县”,绍兴初,黎盛攻下潮州外城“焚民居,毁城,去。”乾,道三年“海寇暴作,剽掠民居”等等。 2.对文化设施的蹂躏、破坏。且看下面几段材料:
    试贡士以来,辟贡院于城北之五里。建炎间火为草寇[17](卷5343《潮州府一•贡院》)。
    绍兴二年学火[17](卷5343《潮州府一•学校》)。
    乐器不幸,一经黎寇,再经郁攸。考诸刘昉、秦唐辅《修学记》,绍兴二年,黎寇猖獗,学当其冲,焚荡殆尽。……潮之《大成乐》,政和间颁降也。绍兴兵火,乐器散缺[17](卷5343《潮州府一•学校》引《三阳志》“宣圣庙”)。
    ( 开元)寺始甚雄,中有子院三十六。绍兴毁于虔寇[22](P204)。
    上列材料,都表明南宋初年寇乱,对本地贡院、学校、寺院等文化设施有较大破坏。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设施的破坏,各记载多指黎盛。黎盛攻潮州因州城外郭“故以土为之,久且夷”,所以棋布于子城与外郭之间的诸多文化设施因无应有的防御而遭劫。
    3.客观上促进了州城城防建设和朝廷对本地军事力量配备。这方面的情形,《永乐大典》卷5343《潮州府一•城池》、《营寨》引《三阳志》,有较详记载可参考,此处不赘。要之,防御寇盗的侵袭,是此时期内外城垣建设的永恒动力。而军事力量的配备,从摧锋军、水军、黄冈寨军等的设置,都着眼于对付寇盗。而也正是在城防建设和军事布防不断加强的过程中,在寇盗扰攘和军事镇压的反复较量中,国家对潮州地区的控制得以明显加强。 四、结论
    两宋潮汕的寇乱较为频繁。从其来源看,主要是从虔、汀等邻区、或自福建沿海进入本区的。这一点与明清以后潮汕的寇乱主要起于本区有很大不同。因源于潮外,寇乱打击和破坏的中心地带不在本区。所以,除个别时期(如绍兴初年),总的说来寇乱对潮汕的影响不大。此时进入潮地的寇盗,从种类而言,主要为“山贼”而非“海寇”,这又与明清,特别是明中后期的寇乱主要为海寇,有明显差别。山贼剽掠成为此时期闽、粤、赣边的一大祸端,其主要在于宋政府不合理的盐法、繁重的赋税负担和败兵溃卒的扰攘。而从根本上说来,反映的正是宋封建政权对原南方边鄙之地彻底的国家化的推进,这种推进大体说来在南宋结束前,南线尚未真正到达潮汕。而对于后者,政府的控制仍处于“文而化之”的阶段,此时期本地官师致力于推行儒家文化和学校教育,正是这种控制方针的体现。由于统治手段比较宽松,所以,民与官及民与民的关系,比较和谐,各种矛盾尚未激化,社会也就比较稳定。而这种稳定也就成为两宋潮汕开发并取得重大成就的关键所在。 
     注释: 
     [1]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真德秀. 得圣语申省状[A].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C]. 上海:上海书店四部丛刊初编本,1989. 
     [3]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4] 徐松. 宋会要辑稿[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文天祥. 知潮州寺丞东严先生洪公行状[A]. 文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C]. 
     [6] 许怀林. 试论宋代江西经济文化的大发展[J]. 宋史研究论文集(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7] 赵汝愚. 弭盗[A]. 杨士奇. 历代名臣奏议(台湾影印四库全书本)[C]. 
     [8] 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8. 
     [9] 刘克庄. 漳州谕畲记[A]. 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初编本)[C]. 
     [10] 张方平. 蔡公(挺)墓志铭[A]. 乐全书(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104册)[C]. 
     [11] 李纲. 与郑少傅(居中)书[A]. 梁溪集(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126册)[C]. 
     [12] 陆心源. 宋史翼[M]. 宋史资料萃编(第一辑). 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 
     [13] 李[上直下土]. 皇宋十朝纲要(徽宗纪)[M]. 
     [14] 王象之. 舆地纪胜[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15] 陈道,黄昆昭. (弘治)八闽通志(北京图书馆珍本)[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6] 岳飞. 虔贼捷报申省状[A]. 岳珂编著,王曾瑜校注. 鄂国金佗粹编续编校注[C]. 北京:中华书局,1989. 
     [17] 谢晋等. 永乐大典[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蔡戡. 中大夫致仕朱公墓志铭[A]. 定斋集(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157册)[C]. 
     [19] 楼钥. 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A]. 攻愧集(四部丛刊初编本)[C]. 
     [20] 叶适. 徐德操(定)墓志铭[A]. 叶适集[C]. 北京:中华书局,1961. 
     [21] 赵汝腾. 资政许枢密(应龙)神道碑[A]. 庸斋集(影印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第1181册)[C]. 
     [22] 林希逸. 潮州开元寺法堂记[A]. 黄挺,马明达. 潮汕金石文征[C].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作者: 
陈占山
来源: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
浏览次数: 
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