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潮人与辛亥革命及抗日战争

    潮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早期离乡别井,漂洋过海的潮汕人民,主要在东南亚各地谋生发展。他们虽然远在千山万水之外的异国他乡披荆斩棘,开拓经营,却始终心向祖国故乡,时刻关怀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祖国人民进行反封建和反侵略斗争的关键历史时期,他们热烈响应,大力支援,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祖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给予竭诚支持与重大援助。 
 
    一 辛亥革命是20世纪初期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统治和创建民国的民主革命运动,当时孙中山相继组建兴中会和同盟会,并着重在海外各地发动侨胞支援这场关系到祖国兴衰强弱的革命斗争。东南亚各地潮侨闻风而动,群起响应,新加坡潮侨是全力支持孙中山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在孙中山未来到新加坡筹建革命组织之前,饶平人张永福和闽南人陈楚楠等人在国内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早就开展了各种爱国革命活动,为后来孙中山在新加坡发展华侨革命势力准备了有利条件。首先他们于1901年成立“小桃园俱乐部”,经常与潮侨林受之、林义顺、许雪秋等爱国分子聚集在一起,谈论祖国面临外侵,清朝腐败无能,以及挽救民族危亡等问题。1904年林受之与闽人黄乃裳等人看到汕头是一个通商口岸,与东南亚各地华侨联系密切,反清秘密组织天地会又有一定势力和影响等有利条件,也在潮州建立一个爱国小团体,[1]并在各地发展成员,准备一旦条件成熟发动武装起义。后来在1907年黄冈起义中的革命志士,就有一部分是这个秘密小团体的骨干分子。其次张永福、陈楚楠等人以鲜明的态度积极参与两次革命爱国事件,1903年上海发生“苏报案”,为该报撰写激烈革命言论文章的邹容和章太炎在上海租界被捕下狱,张、陈等人为了拯救革命志士,就以“小桃园俱乐部”名义,致电上海英国领事,请求援用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将章、邹两人引渡,这一营救行动成为“南洋华侨赞同革命之第一声”。[2]1905年国内各地掀起广泛的抵制美货运动,张永福和陈楚楠等人在侨众支持下,召开了一个有数千人参加的集会,表示愤慨与支援。[3]第三,张永福、陈楚楠等人鉴于当时华侨社会有不少人思想守旧,对清政府依然抱有幻想,他们决定自筹资本,于1904年创办“图南日报”,前后耗资3万余元,该报成为南洋华侨自已筹办的第一份公开宣传革命主张的报纸。第二年他们又办起了“总汇报”,参与办报的还有潮侨林义顺、沈联芳等人,在相继办报的同时,又将邹容所写的《革命军》改名为《图存篇》,印刊后委托革命党人携带到潮州一带广为散发宣传。
    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对辛亥革命的最大支持,是协助孙中山在新加坡建立同盟会分会。1905年,同盟会总部在日本东京成立前,孙中山自欧洲赴日本途经新加坡,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登舟与他相见,这是新加坡华侨爱国志士与孙中山的首次接触,也是他们接受孙中山领导在海外正规开展民主革命活动的开始,为在当地建立同盟会分会奠定了基础。1906年4月孙中山再次来到新加坡,得到张永福、陈楚楠等人的大力协助,在张永福的私人别墅“晚晴园”正式成立了同盟会新加坡分会,孙中山亲自主持入会宣誓。创始会员主要是闽、粤两省的华侨爱国分子,与会同志推选陈楚楠、张永福为正副会长(从1907年起会长改为张永福担任),林义顺负责分会的交际。潮侨先后加入分会的有沈联芳、郭渊谷、潘兆鹏、许雪秋、林受之、陈芸生、吕子英、许伯轩、吴悟叟、陈信藩等人。分会成立后,张永福、陈楚楠等人又陪同孙中山到各地筹建革命组织。新加坡同盟会分会基于当时革命发展形势的需要,立即致力于加强海外革命宣传和发动国内武装起义,1907年在张永福、陈楚楠、林义顺等人的努力下,一份华侨革命报纸“中兴日报”正式发行,该报针对保皇党散布的一系列谬论,展开一场尖锐激烈的思想论战,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笔名,撰文参加批驳。也在这一年,新加坡潮侨许雪秋以孙中山任命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为号召,在4月发动潮州黄冈之役,这是由海外华侨第一次直接组织参与的武装起义。爱国潮侨是主要的筹划者和支持者,起义经费全部由新加坡华侨,特别是潮侨人士所支助,起义失败后革命战士逃避到新加坡,张永福、林义顺、林受之等人均给以妥善安置。
    新加坡潮侨在支持孙中山发展海外华侨民主革命力量期间,他们与闽侨共同合作开展各种革命活动。但在发展组织、开展宣传、发动武装起义中所起的作用,潮侨实际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他们贡献突出,功不可没。
    泰国华侨民主革命力量的发展与新加坡潮籍侨胞的协助分不开,特别是新加坡潮侨商人沈联芳于1907年派人到泰国联络爱国华侨创设中华会所,广泛联络同志,到1908年就在这个个基础上成立了同盟会曼谷分会。随后陆续加盟的潮籍华侨有林伯歧、陈梧宾、马兴顺、许则通、郑子彬、高绳芝、陈绎如、郑智勇等人。高绳芝“对总理发难惠州谋攻省会一役,毅然密助2万金”。[4]陈绎如在开展革命活动中,到处奔波劳碌,但他“出力而不居其绩”。[5]越南潮人侨商有不少人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其中张化成就协助孙中山在堤岸建立“兴仁社”,积蓄革命力量,相机推动同盟会分会的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中华革命党越南支部评议员,并委以在越南负责筹饷重任。谢松楠在西贡同盟会分会未成立前,联络当地热心革命爱国分子筹建了“兴华会”,秘密开展革命工作,为同盟会分会的成立创造有利条件。后来他被孙中山任命为筹饷局长和总统府的咨议。张、谢两人在筹建革命团体和开展革命活动期间,还多次慷慨捐献,曾受到孙中山的称赞。此外爱国潮侨许渭滨和林国英也积极参与策划发动1907年的黄冈起义,林有一亲戚是越南巨商,“故所筹之款独多,而声气联络亦广”。[6]许对起义失败后逃到越南的革命志士,多方设法予以安顿。
    1911年武昌起义震动海内外,接着各省光复,中华民国诞生,喜讯不断传来,海外侨胞随即掀起一个纷纷回国和踊跃捐款的热潮。在潮汕光复中,许雪秋、陈宏生、陈涌波回到家乡组织南路进行军,[7]方次石也回国“自组一军,设司令部于普宁。[8]新加坡的沈联芳和张永福被推举为广东省保安救济捐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协同其他委员向华侨各界募集20余万元,[9]为广东光复提供了一笔重要的经费。
    辛亥革命时期,海外潮侨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服膺孙中山的正确领导,他们以振兴中华为奋斗目标,以建立民主共和为最高理想,追随孙中山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充分发扬了海外赤子的革命爱国精神。 
    二 海外潮侨竭力支援辛亥革命,是爱国主义传统一次突出的表现,到祖国进行抗日战争时期,这一优良传统又一次得到继承和发扬。他们赤诚真挚,热情慷慨,从财力、物力、人力等方面大力援助祖国,在全民族抗战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37年“78226;7”芦沟桥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泰国潮侨迅速掀起支援祖国抗日热潮,为了发动泰国各地潮侨开展爱国救亡工作,侨领陈景川、廖公圃、蚁光炎、余子亮、赖渠岱等人加紧筹建泰国潮州会馆,该馆在1938年宣告成立,成为推动潮人同乡支援祖国抗战的一个重要地缘社团。蚁光炎当时担任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他以“反抗侵略,全力救亡”为号召,促使泰国华侨爱国救亡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在泰国成立的其他华侨爱国团体中,潮侨不少人成为重要的骨干分子,“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就是由潮侨李华、许一新、吴敬业(吴琳曼)、许侠等人联络侨界爱国人士筹建而成立。蚁光炎、陈景川、廖公圃、郑子彬、余子亮等人相继斥资创办“中国报”“中原报”、“真话报”等。潮人侨胞还创办了一些吸引青年华侨阅读爱国书刊的“我们读书社”、“生力读书社”以及各种名称的读书会等。在华侨中进行抵制日货也是当时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一个重要形式,蚁光炎以身作则,他“首先领导自己的企业坚决抵制日货,他下令自己庞大的船队停止运输日货,各个火砻停向日本出口大米,尽管自己的事业由此受到严重损失,但他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不惜牺牲自己企业的利益”。[10]其他潮籍侨商纷纷响应拒售日货。由潮人和其他爱国华侨组成的“华侨抗日救国锄奸团”,严密“监视并制裁奸商,而且收到很大效果”,[11]以潮商为主力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货在泰市场几成废物,予敌经济打击尤为重大”。[12]在抗日期间,泰国华侨青年踊跃回国效力,英勇杀敌,当时泰国中华总商会“要给他们证明身份,介绍给有关机构接待”。[13]蚁光炎“替他们找免费的船票,再掏自己的荷包给一点路费,临开船的时候,他还上船去送行,殷殷慰勉。” [14]曾经活跃于广东各地和潮汕地区的泰国华侨抗日爱国队伍,就有“华侨抗日义勇队”,“暹罗回国华侨抗敌同志会”、“暹罗华侨救护队”,以及支援滇缅公路运输抗日物资的机工、司机回国服务团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期间泰国华侨“直接回国参加抗战工作者,人数计逾二千人”。[15]其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潮籍爱国侨胞。
    泰国潮侨在捐款筹赈方面,也不落后于他人,由于他们的热心带头和全泰侨胞各界的募集,仅在“抗战爆发时,泰国华侨之献金,已是年冬,即达60万铢”。[16]泰国的火砻业是潮商经营居多的一个行业,在筹款献金活动中“以火砻公会所筹集为最巨,前后计达百万铢以上”。 [17]当时蚁光炎、陈景川、余子亮等人担任泰国“全国劝募公债暹罗分会”副会长,他们号召侨胞踊跃捐献,输将救国,华侨各界热烈响应,慷慨捐助,从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在泰国“所募之款,即达泰币240万铢”。[18]据统计抗战期间,由于诸位侨领的热心发动“暹罗侨胞及个人,献纳祖国的捐款,统计在600万元以上”。[19]蚁光炎自抗战以来,个人多次捐献,不遗余力,他除献金两万元作为抗日军费外,又托人交两辆救护车和大批药品送到香港,交给廖承志办事处,并多次汇款到香港给宋庆龄、廖承志转捐八路军、新四军。[20]为了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持久抗战,蚁光炎向国内政府提出“加强抗战,开发西南”的建议,并出资10万元在云南边境兴建一个华侨垦殖场。潮人侨领陈作明也“认股100万元”与陈嘉庚等人,创办了“华西垦殖股份有限公司”。[21]在潮汕各地沦入敌手之前,泰国潮州会馆组织了米业平粜公司救济家乡灾荒,“迄至潮汕为日军所占领,始告被迫停顿”。 [22]及至日寇投降,泰国潮州及客属等6属会馆成立“暹罗华侨救济祖国粮荒委员会”推举郑午楼为理事长,筹集巨款购运大米31000多包赈济家乡灾民。[23]
    新加坡潮侨在祖国抗战期间,潮州八邑会馆、醉花林俱乐部、余娱儒乐社等社团,在潮人乡亲中曾经发挥了凝聚和动员的重要作用。其他团体如“抗战总会”、“韩江青年励志社”等的领导人和骨干分子,也有不少人是潮属的爱国乡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潮籍侨领杨缵文竭力倡导抵制日货,推销国货,他还担任“国货扩大展览推销大会”的特别会董。在1937年到1938年间潮州八邑会馆就发动乡亲捐出国币35万元,[24]购买公债65万元。[25]仅是会馆本身及余娱儒乐社就筹款48000元。[26]从抗战开始到1940年新加坡潮侨总共捐献国币约360余万元。[27]在关切桑梓人民方面,1937年众多潮侨为家乡的防灾义捐筹集了19000余元。[28]后来还捐集饭干350包,[29]分批运回家乡各地施赈。1946年又成立“新加坡潮州会馆救乡委员会”,各位乡亲分头进行募款购米,救济潮汕各地战后发生的严重粮荒。抗战军兴后,新加坡潮侨爱国青年相继回国效力,其中有不少人加入回国华侨机工服务团,潮侨张智源就是该团第9批服务团的副总文书。
    在马来亚的“抗敌后援会”与“抗日先锋报”以及“现代日报”等社团报社中,就有潮侨爱国青年担任重要职务。潮人侨领黄子松响应祖国号召组织“机工回国服务团”,加入战时运输队伍,华侨机工司机出发回国时,潮人侨领林连登热情前来送行,鼓励大家不畏艰险,为国出力。马来亚潮侨还多次募捐筹款,从1938年到1939年,马来亚潮州公会联合会发动潮侨先后捐款30余万元,1941年又募集叻币30万元。[30]战后林连登相继捐资200余万元[31]创办“连通筑路行车服务公司”,有助于促进潮汕地区交通便利和地方繁荣。
    越南潮侨爱国分子也积极开展各种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潮侨吴敬业在泰国筹建“抗联”后,又到越南联络当地爱国侨胞建立“越南南圻华侨救国会”,由他担任总干事,并举办“华侨青年救国工作干部训练班”和创办“全民日报”,广泛开展抗日爱国宣传与义卖献金等活动。潮人爱国活跃分子方明生、庄世平、王贯一等,先后在新中、南侨等学校任职任教,培养了一批爱国侨生。在“华侨青年童军战地服务团”中,就有不少潮籍华侨青年,他们回国后被派往粤北各地和潮汕地区参加抗日战斗。此外,越南华侨各界建立了一支华侨救护队,第三批回国救护队33人曾到潮州一带开展救护工作。 
    三 早期潮汕人民移民海外,是在国内受到封建压迫剥削,极端贫苦,无以为生的情况下,被迫“过番”谋生,寻找新的出路。到了国外又受尽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政府的歧视凌辱,奴役迫害,为了摆脱“海外孤儿”的悲惨命运,他们日夜盼望祖国早日昌盛富强,作为广大侨胞的强大后盾,改变他们在海外寄人篱下,低人一等的地位。这一长期蕴藏在华侨思想深处的强烈民族意识和浓厚爱国感情,就成为潮籍华侨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和祖国人民进行全民族抗战的巨大精神力量。诚如宋庆龄所说,华侨“在其居留地政府统治之下,久己深切体验到被压迫民族所受之待遇和痛苦,所以更加能够了解祖国之兴衰存亡,关系与侨胞之福利至大”。[32]日本在1894年发动侵华战争,1937年又大举入侵祖国,海外潮侨目睹这一切,旧仇新恨交织在一起,更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纷纷行动起来,大力支援祖国抗战。
    历史上潮汕人民历经早期的对外迁移繁衍,特别是鸦片战后的移民高潮,在东南亚各地逐步形成为一个地缘血缘特征显著的侨民群体。他们在海外谋生立足的过程,一般是从开垦种植,劳工苦役开始,继而肩挑零卖,小本经营,最后积有余资发展商贸,开办企业。无论是劳工和经商,都是刻苦耐劳,勤俭节省,逐渐发展形成来自商业、矿山和种植等各行业的华侨资本。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东南亚潮侨的商贸经营己略见规模,并有了初步的发展,在泰国、越南、马来亚、新加坡等地,一部分拥有巨资的潮侨商人,甚至在当地执一业之牛耳,称一地之雄主。他们在资本形成和经济发展上奠定的稳固基础,就为支援祖国的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准备了雄厚的经济实力。
    海外潮侨支援祖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两次突出的爱国行动,事实上从辛亥革命准备阶段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这长达半个世纪期间,他们从来都没有间断对祖国的关切和援助,表现了高度热爱国家民族的持久性和延续性。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诞生,进一步激发了海外潮侨的爱国热情,也增强了他们支援祖国的信念。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加深了海外华侨的反日情绪,1919年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又给侨胞的反帝爱国精神极大鼓舞。到1927年日本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泰国潮侨侨领林伯歧、赖举岱等人当即联络工商各界,开展抵制日货活动。新加坡华侨成立“山东惨祸筹赈会”,就有10几位潮商加入该会的理事会,热心协助募捐赈济工作。1931年日本悍然挑起“9.18”事件,越南爱国潮侨黄伟卿、陈星阁等立即筹款慰劳在东北孤军奋战的马占山部队。1932年,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制造“1.28”事变,泰国潮人侨领陈景川、马来亚潮商林连登等人相继捐款支援十九路军爱国官兵。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正在上海养病的林义顺,一连向新加坡华侨发出10多份电报,呼吁大家踊跃捐款支援。[33]以上事实说明在抗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前,海外潮侨就以“国家兴亡,华侨有责”的高度责任感,及时响应和竭力支持祖国历次进行的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到抗战全面爆发,他们更是全力支援,成为祖国全民族抗战的一支重要的华侨爱国力量。尤为可贵的是海外乡亲在战后经济力量不甚充裕的情况下,还能及时赈济家乡粮荒,对苏解民困,安定社会起了重要的作用。
    回顾海外潮侨支援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的爱国史实,无论是泰国的潮侨和新加坡的潮侨,以及东南亚其他各地的潮属侨胞,他们都是满腔热情,竭尽全力从发展爱国组织,开展宣传,筹款捐募,以及发动起义和回国效力等方面支援祖国。但必须指出的是在辛亥革命前期新加坡潮侨对辛亥革命出力最多,特别是在未得到孙中山领导之前,他们就进行了各种自发性的爱国活动,在新加坡同盟会分会成立后,又以潮人为主干力量发动了武装起义,这在当时的确发挥了前驱和主力的重要作用。到抗日战争时期,新加坡潮侨还是继续大力支援祖国,但泰国潮侨的援助也很突出,不过由于当地政府亲日排华,对华侨支援祖国抗战诸多干涉,致使各地侨胞的支援工作受到严重影响,各项筹赈募捐无法详加统计,但不能因此而低估了泰国包括潮侨在内的全体侨胞在抗战中所作出的贡献。根据当时捐款的实际情况,泰国潮侨的捐出不仅可与新加坡潮侨相匹比,而且踊跃捐输的热忱,并“不下于马来亚”。[34]
    在海外侨胞支援祖国的整个过程中,他们往往是跨越地缘的界限,各个阶层和团体在共同目标下,实行联合协作,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从财力,物力和人力上源源支援祖国。例如辛亥革命中以张永福和陈楚楠为代表的潮侨与闽侨的密契合作支持孙中山,抗日战争期间新加坡成立的“南洋各属华侨筹赡祖国难民大会”共有代表各地各属的委员32人,其中潮侨就占有9人。泰国蚁光炎组织侨胞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时,他曾派出代表到南洋各地,“与那里的华人社团进行联络,互通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情况,以便步调一致,互相配合,共同为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出力”。[35]泰国支援祖国抗日战争的重要团体“暹罗华侨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 “抗联”),就是在“工人抗日救国会”(简称“工抗”)、学生的“学抗”与 妇女的“妇抗”,商界的“商抗”,以及文化界的“文抗”等抗日爱国团体的基础上联合建立起来,潮侨爱国分子在这些爱国团体的大联合中,积极联络,努力促成,“抗联”成立后。他们有不少人担任重要职位。
    东南亚各地潮桥对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做出的重大支援和贡献,均与当地华侨社团、爱国侨领、侨商,以及各界爱国热心人士的出力支持,领导动员,以及自己带头,以身作则分不开。新加坡的张永福、陈楚南、林义顺在辛亥革命中一直是热心赤诚,全力支持孙中山,他们从创建革命组织,开展革命宣传到捐款相助,发动起义,以及对新加坡华侨民主革命力量的形成发展,多有建树,贡献突出。“陈楚楠以历年为革命事业耗资颇多,致兄弟争产涉讼,张永福亦为之无暇照顾商务,几濒破产。” [35]沈联芳在黄花岗之役个人捐出3500元。[36]另外对钦廉武装起义和武昌起义等,他也热心支持,多有捐款。肖竹漪为了支持武装起义,毅然变卖田产,所得数千金悉数捐出。泰国郑智勇是华侨社会反清秘密组织的重要人物,他十分仰慕孙中山,曾向孙中山表示,“你可去运动革命,要钱我可秘密帮助”,[37]随后一再捐款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林受之在捐款支持革命中,倾其所有,毁家纾难,以至家产全无,生意失败,连子女升学也有困难,不得不以佣工维持生活,孙中山深为钦佩,特予嘉赞。海外潮桥在支援祖国抗日战争中,泰国的蚁光炎是一位重要的爱国侨领,他与新加坡闽籍的陈嘉庚是当时两位倡导抗日爱国运动的杰出华侨领袖,他们对祖国贡献之大,影响之深,世所公认。泰国归侨陈子谷赴泰在侨胞中宣传抗日,募捐到6万元,又个人遗产所得20万元,全部捐献给新四军。叶挺军长表扬他“是一个富贵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38]新加坡潮商杨缵文在当地“山东惨祸筹赈会”发起募捐时,他立即响应,“历次均捐巨款”。[39]侨领陈振贤、李伟南等人在各种抗日救国捐献中,“首先认购巨额,为同侨倡”。[40]马来亚林连登在一次募赈活动中,由于他出面支持协助,总共“筹得义款数十万金”,[41]另外在战后他又购运暹米10万斤,赈济家乡灾民。越南潮商许渭滨踊跃认购救国公债,往往是“第一个落笔”,数目最多。[42]林国英目睹战后家乡粮荒严重,竟将自己的谷仓拍卖,又在同侨中进行劝募,然后亲自回到潮汕开展救荒施赈工作。
    特别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辛亥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期间,海外潮侨支援祖国都是在不同的侨居地和不同的处境受到诸多限制,冒着各种危险。他们之中有的被迫不得不在各种反对势力的监控下,进行隐蔽爱国运动,有的则遭到逮捕入狱,或被驱逐出境,或为敌人所杀害。辛亥革命前期。张永福、林义顺等人在新加坡开展一系列革命活动,实际上阻力重重,险象丛生,他们既受到侨众中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抵制,又遭到保皇党分子的毁骂攻击,尤其是接到英海峡殖民当局的警告后,随时都有被驱逐出境的危险。抗日战争时期泰国积极推行亲日排华政策,特别是1941年与日本签订《日暹攻守同盟条约》后,给侨胞支援祖国抗战带来更大的困难。泰国当局颁布的《募捐条例》规定未得到政府“允许而募捐者,逮捕之监禁之,” [43]华侨的一切救国捐款活动遭到禁止和破坏。在日本支持策动排华恶浪日甚一日的险恶形势下,侨胞的捐款无法直接汇寄到国内。泰国华侨准备前往新加坡参加“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大会”的代表被迫缺席。一心为国贡献巨大的蚁光炎不幸突遭暗杀。陈景川、廖公圃等人也因带领侨众开展爱国活动被捕,“加罪宣判徒刑,受尽囹圄之苦。” [44]新加坡侨领李伟南领导当地潮帮筹赈支援国内,日军攻陷新加坡后,他“两度被拘” [45]受尽折磨。然而海外潮侨并没有由于受到压制阻挠和威吓迫害而中断支援祖国抗战,他们通过半公开或秘密活动的方式,克服困难,冲破阻力,从各个方面持续不断支援祖国伟大的抗战事业。
    回顾历史,不忘华侨,继承传统,振兴中华。今年是辛亥革命的94周年,也是抗日战争的60周年,海外潮侨在祖国面临革命振兴和民族危亡这两个重要历史时刻,与世界各地广大海外侨胞一起,团结一致,努力奋斗,为伟大的民主革命事业和神圣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在全体华侨的爱国斗争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进入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海外潮侨继承弘扬历史上华侨先辈对祖国深厚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思想,为实现祖(籍)国的统一大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努力,作出新的贡献。
  
     注释: 
     [1] 林凤文:《新加坡潮侨与开国革命略史》,见潘醒农编:《马来亚潮侨通鉴》,第234页。   
     [2]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民国66年,第298页。 
     [3]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76页。 
     [4] 潮梅商会联合半月刊:《高绳芝先生传略》。 
     [5] 蒋永敬编:《华侨开国革命史料》,台北正中书局,民国66年,第409页。 
     [6][7][8][9]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华侨革命史》(下),台北正中书局,民国70年,第192页、286页、292页。 
     [10] 尹崇敬等主编:《蚁光炎传》,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第106页。 
     [11] 新华日报,1939年11月20日。 
     [12][13][14] 蔡仁龙等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党史工作委员会,第509、523页。 
     [15] 台湾华侨志编委会编印:《华侨志总志》,海外出版社,1956年。 
     [16][17][18 ]华侨革命史编纂委员会编:《华侨革命史》(下),台北正中书局,民国70年,第697页。 
     [19] 蔡仁龙等主编:《华侨抗日救国史料选辑》,中国华侨历史学会、福建党史工作委员会,第522页。 
     [20] 尹宗敬等主编:《蚁光炎传》,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第126页。⑥中央海外部华侨先锋半月刊社编:《华侨先锋》,第1卷,第9期,民国28年2月30日,第38—39页。 
     [21]《泰国潮州会馆成立50周年纪念特刊》,《会务纪要》,第1页。 
     [22]《汕头文史》,第10辑,第75页。 
     [23]《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刊》第298页。 
     [24][25][26][27]《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刊》,第298、299、224页。 
     [28][29]《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成立60周年纪念特刊》,第161页。 
     [30]《汕头文史》,第6辑,第111页。 
     [31] 宋庆龄:《宋庆龄选集》,第135页。 
     [32] 曾瑞炎著:《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页。 
     [33] 台湾华侨志编委会 :《华侨志总志》,海外出版社,1956年。 
     [34] 尹崇敬等主编:《蚁光炎传》,香港半岛出版公司,1995年,第108页。 
     [35][36] 华侨革命史编篡委员会编:《华侨革命史》(下),台湾正中书局,民国70年,第146页,第190页。 
     [37] 《新中原报》(泰国),1987年1月17日。 
     [38] 曾瑞炎著:《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63页。 
     [39] 《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金禧纪念刊》,第240页。 
     [40] 《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成立150周年纪念特刊》,七详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 
     [41] 香港潮州会馆国际潮讯编委会,《国际潮讯》创刊号,第26页。 
     [42] 《饶平文史》,1987年,第1辑,第36页。 
     [43] 《新华日报》1938年11月24日。 
     [44] 《泰国潮州会馆成立50周年纪念特刊》,《会务纪要》第1页。 
     [45] 《新加坡醉花林俱乐部成立150周年纪念特刊》,七洋出版社,1996年,第105页。
 

作者: 
黄绮文
来源: 
第六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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