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余娱儒乐社外江戏剧本初探

    一、前言
     外江戏在当今戏曲界是个罕见的名词,但十九世纪末叶、二十世纪中叶之前的潮籍和客籍人士,对它却一点也不陌生。相对于潮州本土的潮音戏或潮州戏而言,最初流行于广东潮梅地区的外江戏,意指一种外来的戏曲形式。这是清代中后期从长江流域传入潮汕地区,以中州官话演唱的剧种。这种戏曲曾经深获潮汕一带的官宦子弟和富商巨贾的拥护。因此,上一世纪初叶的外江戏,在潮州甚至具有雅乐的地位,同时它也成为时人藉戏曲建构身分的一种象征。本文拟以新加坡的余娱儒乐社为例,从余娱儒乐社早期的一批外江剧本着手,参考社团生活、祭祀礼仪等相关资料,探讨新加坡早期潮州商人移植外江戏的情形,以及他们如何藉助儒乐社的活动来树立自己的文化认同。本文的研究材料,包括新加坡音乐社的文献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两种。讨论的对象是潮州社群,主要以商人为主。    
     有关戏曲的移植问题,也就是戏曲史上的戏曲剧种和声腔由某地传至某地;或者是戏曲传播的渠道,如戏曲艺人、商贾、官员、移民等在传播戏曲的贡献。(1)至于戏曲剧种传播的实际操作问题,往往因时移事往,而难以深究。尤其是中国境内畛域相接,对戏曲流播的考察更添困难。这一方面,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叶,大量华南戏班和华南移民将数种戏曲剧种移植到东南亚的现象,恰恰成了我们考察剧种传播方法的绝佳案例。而有关戏曲/音乐和移民的关系,恰好又是过去五十年来民族音乐人类学的主要议题,尤其是针对多元化国家/地域/城市等移民社群的音乐研究。民族音乐人类学关注音乐与身份认同、音乐与族群边界的问题,这些对本文都有莫大的启发。以民族音乐人类学的视野从事中国音乐的研究并不多,主要的著作有美国夏威夷大学音乐系教授刘长江《流离的中国音乐:以泰国潮州音乐为例》(Chinese Music in the Ddiaspora:The Case of Teochew Music in Thai land)和《表演认同:当代曼谷泰国华人的音乐体现》(Performing Identity:Musical Expression of Thai-Chinese in Contemporary Bangkok)。作者认为音乐是一个可以探寻身份认同构成的地方,即从音乐本身及音乐的场合元素所具有的潮州特质,可以说明泰国华人的身份认同取向。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早期新加坡的移民社群。
     早期的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许多中国移民因为各种因素离开家乡、远走天涯。据说早在公元一七九八年时,就有十几个潮州人从粤东乘小舟到新加坡。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初叶时许多潮州移民蜂涌而至,在新加坡河沿岸从事甘蜜、胡椒、干粮、白米、布料等的买卖,从而出现了许多富有的商人和劳作的苦力。这些移民主要聚居在现在的沙球劳路(Circular Road)、吻基(Boat Quay)、十八间后(Circular Road)、(2)珠烈街(Chulia Street)、水仙门(Colombo Court)等地,(3)后来再扩展到大坡二马路、新巴刹(New Market)、柴船头(Boat Quay)和里峇峇里(River Valley)的中央市区一带。(4)这里也是早期新加坡的娱乐中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商业剧场———戏园就位于这一区域,带动潮州社群的演剧活动。到了二十世纪初叶,这些外来移民因为娱乐、休闲的需求,也纷纷建立业余的音乐社。
     二、余娱儒乐社与外江戏剧本 
     “余娱儒乐社”是新加坡第一个以提倡外江戏为宗旨的业余儒乐社。它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是一个以潮籍商人为主的业余社团。创办人是潮州市潮安县金砂乡人陈子栗(生卒年不详),他精通音律丝竹。年幼即在潮州以书斋聚友吹竹弹丝,弱冠之年来到新加坡,忙于贾务之余也常邀请同好一起学习音乐、交流。后来因为人数递增,便联合郭廷通、杨添文、林再干、洪六、郭纯畲、陈复初、吴卓臣、陈木锦、陈喜添、赖福星、黄阿才、陈文仪、陈亚愚、张淑文及陈文杰等人,成立余娱儒乐社。(5)草创阶段的余娱儒乐社只有坐台清唱,不事演出。成立次年,社员开始研究念、做、打等的舞台技巧,据说在潮汕“八二”风灾时开始粉墨登场。由此可见,业余乐社的戏曲移植,其实是一步步形成的,先从音乐的切磋,再到戏剧的演出。最初的指导是陈子栗和另一位社员,以后才有专业的指导。在戏剧演出上,剧目内容如情节、角色、唱词等都是其中的重点,是以在戏曲的移植里,剧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余娱儒乐社的外江戏资料,现藏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图书馆。这批资料共计七十三册,每册都经相关人士加注编号。据册一前面的目录看来,余娱儒乐社共有剧本、音乐本七十七册,其中六十一册的《指旨诗》、六十二册的《铜器诗套》是音乐记录本,其余都是折子戏的剧本。该目录所记的七十七册剧本与音乐本中,缺佚了第十三、十五、十六、十九、二十二、四十九等六册。因此,新加坡国立大学所藏余娱儒乐社的外江戏资料,共计六十九册。此外,还有两册未着录在册一的目录内:一本是余娱儒乐社专记音乐的《外江诗部》;一本封面上注明是第肆肆、肆伍册者,从字体、用纸、抄写法看来,可能是另一套外江戏的剧本,其规模最少也有肆拾伍册之多。
     余娱儒乐社的这批剧本,其内页是裁成长二十五公分、宽十三点五公分的宣纸,封面和封底则是等长等宽的蜡纸,最后再以棉线装订成册。这些剧本每册页数不等,少者十五页,多者达四十九页,但是大多介于十五至二十页之间。这些剧本主要是以行、楷抄写,但有些却稍嫌潦草。剧本每半页的行数不等,少者五行,多者可达十行。每本剧本都有编号,前四十三本的剧本的封面题上“第某某”本;第四十四本至第五十二本只题“第某某号”;而第五十三本后,又改题“某某”号。此外,第五十二号前的剧本封面左上角,都题上本册所收剧目;但从第五十三号起,却都留白。每一册剧本多半收入两个剧目,少数剧本只有一个剧目,有些则收录了三个剧目。所收剧目共计有一百四十五出的折子戏。   由于剧本册数过多,每本体例不尽相同,本文只能择要说明其形制特色。下文以第壹本为例,从封面、内页第一页、剧目正文等三方面说明其特色:首先是封面。第一册剧本封面的正中央书“第壹”二字,封面左上角题册中所收的《赐福寿》和《雷神洞》等两个剧目的名称。
     其次是内页第一页,页面的左上角题《天官赐福》和《玄郎打洞》等剧目名称。封面所题戏目与内页不甚相同,但都指同样的剧目:《赐福寿》即《天官赐福》,《雷神洞》即《玄郎打洞》。此外,第一页左下角还有朱砂的花押一枚,此花押状似人头,上面的图样是否意有所指,仍待进一步的研究。
     第三是剧目正文。本册收录两个剧目,以下分别说明之。第一个剧目是《赐福寿》,题在剧目之始。正文以行楷抄写,书法娴熟,非出自一般草莽之手。正文半页五行,每行约十九字,文中详细记下曲牌、科介和行当,唱词旁边还附上工尺谱的音乐记号。此外,正文都经陈子栗以笔点校,并在校后于剧末处题上“乙卯五月十六点记”等字。剧首、剧末尚有施印,剧首施以“陈璧”、“子栗”两个方印,剧末则施以“陈璧”长印和“子栗”的方印。本册的第二个剧目是《打洞曲文》。正文半页九行,每行约二十七字不等,也是以行楷抄写。抄写过程似有缺漏,所以间中有些黑笔或朱笔的增补的痕迹。文末以朱笔题“乙卯五月十七日记”。剧首施以“陈”、“璧”两个方印,剧末则施以“栗”和“陈璧”的方印。
     另外,值得一题的是,本套剧本的剧末往往有陈子栗和另一位余娱会员陈木丰的题字。从这些题字看来,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剧本的来源、抄写年份、抄写人姓名,以及当时跟外江戏有关的一些人物。譬如第叁本《龙虎斗》剧末,陈氏即自署“丙辰元月廿八日子栗写,张漱文先生代书”等字。又如第柒本,陈氏又自署“丁巳年三月廿五日抄黄超一先生本,戴海济代书,陈子栗记”。根据文末题款中的天干地支,我们可以考知这批剧本,大抵抄写于1914年至1939年,历时二十五年之久。剧本的抄写人有陈子栗、张漱文、戴海济、陈木丰、李业齐、陈善谨、敦绪丰等。除了陈子栗外,这些人的生平事迹不详,难以查核他们的出身和经验。
     至于剧本的来源,有沈克昌先生本、老三多本、老三多班潮元司本、黄超一先生本、魏松庵先生本、新福寿本、黄李毛本、陈纯乡本、老三庚司本、李毛相公本、新福寿天水司本、庚司兴隆花生春元合本、刘恭泽本、刘恭一本、少铭君本、上海本、郑翼升本等。其中,老三多本是指老三多戏班的本子,本戏班是清末最富盛名的外江四大班之一。(6)魏松庵是澄海人,原来是外江戏班的演员,后来转任汕头公益社的剧务指导,(7)后又赴新荣任余娱儒乐社的汉剧指导。(8)郑翼升也是余娱儒乐社的汉剧指导。(9)其余人物都不详。不过,此间可以见出陈子栗或余娱儒乐社在搜集剧本中涉及的庞大的人际和文化网络。
     综上所述,我们从剧本的抄写、行款的文字,可以看出陈子栗这位儒乐社的创办人,在贾务之余从事的音乐活动并非玩票。在剧本这一媒介中,我们发现它所传递出的是陈子栗个人身兼社团负责人、剧本收集者、文化人的多种身份。这种多种身份,进而也透露出陈子栗个人的文化和音乐素养,以及陈子栗以余娱儒乐社为中心创设的戏曲、音乐文化的王国。陈子栗的这些多种身份,还得从余娱儒乐社和当时新加坡的潮州商人社群来加以了解。
     三、潮州商人的文化认同 
     早期的新加坡是个移民社会,潮州外江戏因追随移民而被移植到新加坡。外江戏移植到新加坡,也继承了这一戏曲文化在潮汕的社会属性。新马的潮州学者萧遥天曾说:“(潮州)知识分子和上了年纪的人多贬抑本土的潮音戏,而崇尚外来的外江戏,以此分别雅郑。”(10)所谓雅郑,典出《诗经》,是指纯正的雅乐和淫荡的郑声,即所谓正乐和淫乐之分。由此可见外江戏在潮汕即具有文化与正声的地位。同样的情形也见于新加坡的潮州儒乐社。叶伟征对新加坡潮州音乐社的研究指出,外江戏在新加坡是一种高尚的音乐活动,“热衷于研究外江戏的潮籍文人、商人与官宦也因此能塑造其典雅的文化形象”。(11)叶氏认为潮州商人是以外江戏作为身分、地位的象征。本文将在这一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这批外江戏剧本也揭示了这些潮州商人对于移植、保存文化的坚持,而且这当中还窥见当时涵盖戏班与乐社、潮州与新加坡的一个戏曲或音乐的文化网络。另外,有趣的是这些商人为何会提倡外江戏呢?以下即探讨二十世纪初叶潮州商人的文化认同。
     早在1822年起,新加坡商人即具备较崇高、较受人尊敬的地位。其余是下层阶级的工人和不准予住在市区的耕殖者。(12)在英国的人口阶层分类里虽然没有所谓的士阶层,但新加坡也并非没有了解诗赋、四书五经的人,只是这些人常常就是商人。早期潮州商人中兼通诗文或通读《四书》者,最赫赫有名的就是有“甘蜜王”之称的畲有进(1805—1883)、林义顺(1879—1936)和陈振贤(1894—1976)等人。(13)有关这种商人与儒学的关系,余英时认为近代中国这些教育水平仅次于士人的商人,处于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之间的,往往从商业典籍和社会小说中吸收儒家思想,成就他们的商绅身分和社会功能。(14)新加坡潮州商人学习外江戏,又以“儒乐社”称呼自己创办的乐社,社中供奉孔子像。这种种现象无疑就是余英笔下商人习儒的情形。因此本文拟以余英时商人与儒学的概念,来说明二十世纪初叶新加坡儒乐社奉儒、崇儒的现象。
     首先,虽然潮汕人以“儒学”来指称以唱戏为玩乐的票友,但音乐社也以“儒乐社”为名,似乎也特别标举外江乐是儒乐,而不是一般的郑声淫乐。况且在余娱儒乐社成立之前,并没有以儒乐社为名的潮州音乐社。据前星洲铮铮竹社发起人朱鹤涛(1930—)透露,时人到儒乐社都说是到“儒家馆”去,可见儒乐社与儒家的关系深远。其次,社中供奉孔子像,以孔子诞为乐社的成立纪念日,早期以公演外江戏来庆祝孔子诞。第三,乐社“专主弦管之娱乐,他如花酒之筵,与夫赌博之事,严行戒绝,数十年来恪守规范”。(15)第四,商人从戏曲中可以吸收许多忠义孝父等传统的儒家思想。就以上各点,我们不难想象参与余娱儒乐社的商人对于儒家文化的尊崇,从专事弦管的娱乐和演剧对于儒家文化的认同和发扬。
     四、结语
     人类学家认为,音乐可以象征人的社会边界(social bound?鄄ary)。(16)本文通过新加坡余娱儒乐社的外江戏剧本,介绍剧本形制和说明余娱的戏曲移植情形,最后再归结为新加坡潮州商人在戏曲和音乐上的文化认同。叶伟征的口述历史资料显示,余娱儒乐社非常严格地执行入会会员的品格查核,因此早期能在这里活动的不是具有身分地位或有钱的潮州“阿爷”(纨袴子弟),就是会玩音乐的高尚人士。(17)会员不许在乐社聚赌、抽鸦片,只能从事正当的音乐、戏剧活动。这里玩赏的又是以中州官话演唱、曲高和寡的外江雅乐。因此,这些严格的规定,把余娱儒乐社形塑为一个高尚或有钱人才能参加的活动场所,也在自己和其它潮州社群或其它玩奏外江乐的人之间划上一条清楚的界线。
    注释:
     (1)参见冯光钰《戏曲声腔的传播》(武汉《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9)。田仲一成《祭祀性戏剧的传播原理》(《民俗曲艺》第39期,1986)。
     (2)英文名称根据《新加坡华文地名表》,收《南洋大学学报》第三期,页76。
     (3)同上,页76。
     (4)潘醒农《潮侨溯源集》(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1993),页44。
     (5)《余娱儒乐社金禧纪念特刊》(新加坡:余娱儒乐社,1962),页61。   
     (6)张沛芳、吴伟忠、涂公卿《汉剧史话拾零》,收《广东文史资料》第35期(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7页。   
     (7)同注5,页62。又林思勤《陶融儒乐社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毕业论文,2003),页55—58。   
     (8)同注5,页62。   
     (9)萧遥天《潮州戏剧音乐志》,页84。   
     (10)叶伟征《新加坡潮州音乐社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论文,2000),页33。   
     (11)宋旺相著、叶书德译《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新加坡:中华总商会,1993),页9。     
     (12)陈子澄著、吴新迪译《义安公司:跨入另一个千禧年》(新加坡:义安公司,1999),页40、页42和页49。   
     (13)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      
     (14)郭添松《社况简述》,见《余娱儒乐社金禧纪念特刊》(新加坡:余娱儒乐社,1962),页72B。   
     (15)Martin SStokes ed.Ethnicity,Identity and Music:The Musical Con?鄄struction of Place,(Oxford/Providence:Berg Publishers,1994),p.3-5.   
     (16)同注10,页18。

作者: 
余淑娟
来源: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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