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人的早期移民

    潮人移居国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当年在潮州沿海参加张世杰的“义军”和随同陈植等护送宋王的潮州的“义勇”败退往广东新会一带,其中一部份随陈植、张世杰逃往越南,后来元兵攻越南,他们又转移暹罗(泰国)。明代在潮州沿海流亡的“海寇”和明末抗清志士,也很多流往南洋各地。清初实行禁海迁界期间,也有大批潮州贫民冒险出洋,往东南亚各地定居。其中大部分人沿广东广西海岸至越南、柬埔寨等地,为泰国十八世纪吞武里五朝的国王“昭·达信”的父亲郑镛,就是澄海华富村人,于雍正年间乘帆船往暹罗的。那时暹罗与缅甸长期战争,人口大减,广大的肥沃土地没有人耕种,丰富的资源没有人开发,到那里种植谋生甚易,且入境手续简单,当时在国内境况极为困难的潮州贫民,纷纷往暹罗谋生。因此,潮州人民在暹罗成为一支开发建设的积极力量。另外,从1767年至1782年的暹罗王郑信(泰名昭·达信),有一半潮州血统,他组织以潮州人为骨干的武装队伍,驱逐了占领暹罗的缅甸入侵者,而被推荐为暹罗王的,这也提高了潮州人在暹罗的地位。当时在暹罗的潮州人,被当地人称为“皇家华侨”。《海国图志》暹罗条称:“潮州人在此为官,封爵、理国政、党财赋……”。在暹罗都城曼谷,潮州人为数极多,也有相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以至潮州话成为曼谷通用的一种语言。
 
    明末清初,许多明朝官吏和汉族士大夫,不愿受异族的统治,纷纷出国到南洋各地定居。台湾郑氏抗清失败后,也有大批抗清志士移居东南亚各地。
 
    由于明末清初的战乱和“斥地迁界”,粤东各地受到严重破坏,许多人流离失所,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解除海禁,就纷纷往南洋各地谋生。其时正当西方殖民者开发南洋各地,需要廉价劳力,因而对劳工入境,手续较为简单。于是潮、梅各地居民、乡族宗人、亲属朋友,互相介绍,接踵而行,成批成批往南洋谋生,这个时期,潮人出洋地点就在澄海樟林港。那时到樟林港乘坐红头船出洋的人,大多数是贫苦人民,他们所带的行李很简单,几件旧衣服,一罐淡水,几个冬瓜和一批“甜粿”。那时出洋的船利用风力行驶,有时遇上风势不顺,在海上滞延数日,安全是没有保障的,所以他们蒸制“甜粿”(糯米糕),这些东西较好保存,随时可以取吃,是很好的干粮。冬瓜既可压载,又可在缺乏淡水时食用,甚至还可以利用其浮力作为救生器具。这此都是多年漂洋过海的人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时潮州人有句俗语“无可奈何蒸甜粿”。它表达了因生活所迫,贫民百姓冒险出洋的苦衷。
 
    樟林有一种叫做“水客”或“客头”的,专做带居民出洋这一行的生意,做“客头”的人,都是在南洋经过一段时间,对情况熟悉,且与当地社会建立关系,凡要往南洋各地寻亲谋生的人,多是请“客头”带领。他们先由“客头”代办目的地入境手续,名曰“做字”,做完字后,按船期由“客头”通知到樟林来集中,安排住宿,然后乘红头船出发。到达目的地后,“客头”还通知其亲友,有的还能代其找工作。他们为服务的“客”收取一些报酬,有的则以“包”的形式(旅客船租及沿途食宿均由“客头”包干)。乾嘉年间,旅客从厦门乘帆船往暹罗需八块钱,而红头船只需六块钱。这些“客头”,到了十九世纪末期,有一些沦为帝国主义掠夺拐骗华工的“猪仔馆”,但对于当时樟林港来说,却是视为工业,那些孤身出洋奋斗,并已站住脚跟的华工,往往请“客头”代带其在原籍的眷属出洋,他们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人,互相认识,比较可靠,“客头”的业务非常旺盛。
 
    “客头”除了带人外,也带物,他们对南洋各地潮籍华侨及其在家乡的亲属很熟悉,出洋时,代侨属侨眷带去客信或土产之类的物品,回程则带回钱银批信,他们深入穷乡僻壤,将批信银钱送上侨眷家门,所以很受群众的欢迎。在未有建立邮政和汇兑体制的当时,这些“客头”对沟通国内与南洋各地,争取侨汇,促进海外移民,起了重大的作用。据统计,至1858年(汕头开埠之前),在暹罗(泰国)华侨已约有150万人,其中约有60%系从樟林港乘红头船到达的。在正常年代,每月通过樟林寄回的侨汇约4万元,正因为如此,当时樟林在南洋华侨社会很有名气。

作者: 
陆集源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02.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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