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的汕头淑德女校(摘要)

    摘    要 
 
    民族主义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因素。20世纪初的中国,无论在中心城市还是在边缘地区,无论是震动一时的全局性事件还是地方性事件,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民族主义的烙印,受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刻影响,许多学校尤其是教会学校都不得不改写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体现出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意识,但其中也有例外。本论文主要是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宏观历史背景下,聚焦于政治和文化边缘地区的沿海城市汕头,以汕头淑德女校这一所教会女子学校的发展演变历程为例,讨论沿海地区基督教会女子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教育权回收这一历史的关键时刻所体现的特殊品质:在整个社会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教会学校遭受冲击、各类学校和学生用不同方式寻求和表现自己对国家的认同时,淑德女校的学生们却表现出一种从容平静的旁观态度,女校也继续走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
 
    本研究课题所得出的结论是:地域特点、学校性质和教育模式,以及学生性别的差异等综合因素决定了不同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对国家、民族、文化的认同感是完全不同的,而正是这些思想意识的不同使学生反过来影响并决定了学校的命运。在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即便在相同的领域,不同的个体的步伐和走向也并不相同的,因此,在讨论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化,既要看到历史的大方向和大趋势,更要注意研究重大事件中有别于大潮流的特殊个体,从不同视角对历史事件进行多层面的开掘,这样才能加深对具体历史事件进程演变的认识,更好地还原历史多样性的特点。
 
    本论文突破了单纯的文献史料研究,采取口述的研究方法,综合运用各种文献和口述资料介绍近代汕头淑德女校的创建和发展历程,分析淑德女校的办学特点、教育模式,以及学校对学生的影响,讨论淑德这一所教会女校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猛烈激荡和冲击中,为何能够淡漠应对,并选择了一条与其他的教会学校不同的自然发展到最后自然消亡的道路,如何从性别和地域视角看待淑德女校的特殊命运以及历史的丰富多样性。 
    
  1.1 学术史回顾 
 
    女子和男子同为社会之一半,妇女研究一直是学术研究的重大课题,而女子教育是重中之重。中国是一个拥有几千年漫长封建历史的国家,儒家思想曾长时间地占统治地位,儒家的“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观念使中国女子长期扮演着“主内”的角色,极少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直到清末民初,妇女问题才开始成为社会先进分子所关注的问题,中国的女子教育才迟迟起步,并逐步受到应有的重视。
 
    学术界对中国女子教育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俞庆棠发表了《三十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对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的发展状况作了扼要介绍;1936年又有梁瓯第等编著的《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和程谪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问世,两书都是以女子教育为专题的专门史研究著作,主要介绍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自办女子教育的概况,其中程谪凡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史》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部女子教育史,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当代学者杜学元1995年出版了《中国女子教育通史》,阎广芬1996年出版了《中国女子与女子教育》,这两本著作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历史发展变化特点进行了系统勾勒,主要侧重对中国女子教育思想和教育观的研究。以上论著都具有通论意味,能够比较宏观地展现中国女子教育的发展面貌,但是由于篇幅和体系的处理,几乎都存在着一概而论的毛病。尤其是《中国女子教育通史》,作为一部女子教育的通史,该书仅仅从教育思想层面对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各个时期作综合概述,而无法深入地对每一个地方的女子教育情况作具体的展示,忽略了在同一时期中,女子教育因地点、性质、文化等不同的因素而呈现出来的差异,因而也就无法达到真实反映中国女子教育整体情况的目的。例如,对开创了中国女子教育先河的教会女校,该书仅用了极少的文字一带而过,完全不能体现出教会女校在中国女子教育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真实情况。这种一概而论式的学术研究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同样,潮汕地区对女子教育专题的研究基本也都是概论性的文章:丁和平的《清末民国潮汕女学述往》(《汕头史志》1995年第4期)一文对清末民初潮汕地区教会、自办、官办等各类女子学校的创办情况进行了梳理,勾勒了潮汕女学兴起之初的大致轮廓;苏文纪的《近代外国教会在潮汕的办学活动及其影响》(《汕头大学学报》1997年第5期)一文则围绕着外国教会在潮汕的传教办学活动,对潮汕教会女子学校的有关史料进行了整理。 这两篇文章都是概论式的,缺乏具体的个案研究,同样把一般的规律当成个体的必然发展,忽略了个体的特殊性,对收回教育权等关键事件也是简而言之,存在以此当彼、顾此失彼的情况。《潮汕教育述往》是汕头市政协文史编辑委员会1991年编印的资料,其中有两章涉及女子教育的内容:一章介绍了建国前后汕头市唯一的女子学校——私立晨星女子中学,由于晨星女中只有不到二十年的历史,所以该文文字简短,重点描绘解放后晨星女中学生的反帝斗争;另一章介绍了民国初年创办汕头私立坤纲女校的陈舒志校长的生平,有关坤纲女校的创建和发展情况仅作为背景处理,内容较简单。
 
    班华德撰写的《汕头教会百年史实》(1979年出版)、陈泽霖的《基督教长老会在潮汕》(广东文史资料第8期)以及胡卫清的《近代潮汕地区基督教传播初探》(潮学研究 2001年第9期)等论著在介绍基督教在潮汕地区的传播概况时,对基督教在潮汕的办学情况也有一定篇幅的介绍,《汕头教育志》(汕头教育志编审委员会1988年编)也对潮汕的教会学校作了总体介绍。由于主题的限制,这些论著仅仅提及基督教教会女校的创办及其办学情况,无法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胡卫清的《海滨邹鲁的国家认同——以汕头华英学校风潮为典型个案》(潮学研究 2001年第9期和2004年第11期),该文主要是通过梳理汕头华英学校在20年代教育权回收运动中的反教风潮,多层面分析事件背后的复杂关系脉络,揭示了海滨邹鲁汕头的学生寻求国家认同的特定途径和方法。虽然该文是以一所教会男校而非教会女校为研究对象的,但该文所论述的时间和空间、主要事件,以及学校的性质等均同本文的主题有极大的关联,也是本文试图进行学术对话的一个重要对象,因而本文在后面的论述中将对该文的相关内容进行引用和讨论。
 
    总之,除了以上的论著和文章,至今还没有看到其他对潮汕地区女子教育进行深入具体研究的成果;尤其是教会女校,学术界的研究还未臻理想,有待进一步作认真细致的探讨。 
  1.2 问题与思路 
 
    19世纪,伴随着炮光舰影,西方列强纷至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外国传教士凭着种种不平等条约,捧着十字架从中国沿海口岸登陆,从沿海的城市逐渐深入到偏远的内地发展传教事业。大批的传教士进入中国后,渐渐意识到要除却语言、风俗等隔阂,他们面临着一堵森严的文化壁垒。为了解决这一难题,他们选择把办学作为布道传教的一种重要手段,在中国各地建立起大批的教会学校。在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下,教会女校和教会男校同时出现,成为了近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可以说,教会女校不但产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中,而且具有矛盾的性质;它既是反封建的,同时又是帝国主义的;从女子教育的角度来说,教会女校的创建是对中国的传统教育、封建思想的一种巨大冲击,它打破了女子无权接受教育的禁锢,开启了中国女子教育的先河,因而它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从基督教教育的角度来看,教会女校是由西方帝国主义移植来的,具有浓厚的西方宗教色彩,所以,在20世纪初不断强化的国家、民族主义思潮下,教会女校又成为反帝运动所触及的对象。教会女校的这种矛盾特性使它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时期命运殊变,演绎出丰富多样的历程。
 
    汕头是一个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在19世纪中期就同国外特别是西方列强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西方许多概念、理论和思想的影响。作为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这里也成为中国教会女校的较早生长地。近代汕头的教会女校夹杂了不少中西文化初次碰撞和糅合的特点,也是中国其他城市的教会女校的原始版本。可以说,研究汕头的教会女校的具体个案对深入了解潮汕女子教育的兴起、进一步解读近代中国一般的教会女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西方列强和东面步步紧逼等外力刺激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在空前的变局下兴起并逐步高涨,中国向着建立民族国家、回收国家主权、寻求国家认同的路径一步步前进。《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刘平校;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10月出版)一书从20世纪前25年间中国的民族主义入手进行深入探讨。从政治、文化和阶级三个层面细密地梳理和分析了中国人民在20世纪初那一段“醒过来”、“站起来”的艰难过程,把国民革命时期的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宣传领域的气象进行解读还原,展现了从晚清到1920年代的中国逐渐“觉醒过来”——从部分知识分子的觉醒,到中国作为一个民族的观念的增长,到一个在中央政权领导下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最终到一个党,一种声音的历史性转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关键转折期,中国民众经历了一个社会剧烈变动和与西方文化交汇的过程,社会史著作《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1840—l921年)(刘志琴主编,三卷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就条分缕析地对1840—I921年八十年间中国民众生活方式、风俗习尚、文化观念、社会思潮等丰富多彩的社会演变现象进行了全景式的描绘,并作了重点评述,勾勒出了在这一时期,伴随着社会近代化变革,民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变动过程,展示了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变迁的特征。20年代,近代中国民族运动蓬勃发展,中国民众从各个方面表现出回收国家主权的要求和决心,在经济上争取独立自主,在文化上反对文化侵略,在教育上表现为收回教育权------抵制外国货、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等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铺开,许多教会学校在猛烈的冲击下不得不由独立的教育体系慢慢变为适应国民党需要的教育机关。虽然地处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地区,汕头也不免地受到了当时风起云涌的国家主义思潮和各类运动的波及和影响,汕头的教会学校的命运也在反教风潮中转型。因时地人情的不同因素,汕头各教会学校在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呈现了不能相同的内容和不尽相同的形式。尤其是教会女校,更体现出特殊时空交错下的复杂而独特的品质。因此,汕头的基督教会女校具有研究的代表性,对其中的重要个案进行研究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而直至目前,学术界对汕头教会女子学校的个案研究还非常少。鉴于以上原因,作者在选题上把历史时空定位在20年代的汕头,把研究对象确定为汕头的教会女校。
 
    经过调查和分析,作者认为:汕头淑德女校是晚清潮汕地区创办较早的一所基督教会女子学校,由英国长老会创办,经历了20世纪的国民革命,停办于1937年的抗日战争爆发,这一所教会女校不仅在民国潮汕地区的女校中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而且该校在20年代备受关注的收回教育权事件中更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基于这个现实意义,本文在以上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择关注汕头淑德女校的历史,选择把淑德女校的讨论重点放在20年代的收回教育权这一关键事件上,深入讨论国民革命时代政治边缘地区基督教会女校及学生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不同回应以及其历史意义,以期填补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
 
    对淑德女校进行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有关该校的文献比较缺乏,单纯依靠现存的史料无法进行深入的探讨,而本研究课题既是关于教育史的,又涉及到妇女史,所以作者采用了近年来妇女史研究比较盛行的口述方法,通过对现存史料的搜集和整理,结合补充鲜活的口述材料,解决了研究的难题。本文口述研究方法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借鉴主要来自以下论著:英国保尔•汤普逊的《过去的声音—口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是国外在口述史领域的一部重要历史研究著作,该书深入研究了口述史的概念以及它对历史学研究所带来的重大意义,并介绍了具体范例及研究方法,为本文如何使用好口述方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定宜庄的《最后的回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通过采访、考察十六位旗人妇女对自己出身的民族是否具有以及具有什么样的集体记忆、满族妇女的生活、婚姻、生育与族际通婚情况、辛亥革命后他们的家庭变迁和生活经历,在满族的民族意识、满族妇女的生活方面弥补了以往文献资料的不足,对以汉人为中心和以男人为中心的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1997年,张晓的《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问世,这是口述史应用于妇女史、少数民族史研究的成功之作;1992年,李小江设计了“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项目,1000余人参与了项目,整理成册的“访问个案”达500余份,2003年,《让女人自己说话》整编出版:《文化寻踪》、《亲历战争》、《民族叙事》及《独立的历程》等四卷通过女性的声音,讲述女人的历史感受,记录女人的历史记忆;其女性的视角和文字令历史的解读更加丰满。从定宜庄到李小江,其论著都得到了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的关注,给传统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践借鉴作用。但从另一个层面来看,这些论著都选取某一历史话题中的普通女性亲历者见证人,采用口述历史、文本叙事的方式,从历史亲历者口中重新还原历史往事,行文全篇幅以完整的口述文本出现,叙述过程中极少出现对史实的考证及文献的引用,也极少对相关历史背景进行介绍及对口述材料进行剖析,有的仅在结尾处作非常简短的总结。这样的文本重在还原个人记忆中的历史,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种个性化的历史,缺点是无法结合史料进行更深入更有价值的探讨,对主题的揭示和发挥比较有限。 
 
    自2003年9月开始,作者开始在导师黄挺教授的指导下,着手围绕着“民国时期潮汕地区女子教育”这一大选题投入到文献浏览、专业书籍阅读、走访调查、资料收集等一系列准备工作中,努力寻访有受教育背景的潮汕老年女性,请她们口述当年接受学校教育的情况。至2004年12月,完成了11位被访者近30个小时的录音资料及文字的整理和校对工作。其中,有四位口述人曾就读于淑德女校,这四人及访谈的情况如下: 1、 曾老师, 1904年出生,1916—1921年就读于淑德女校。在两年多时间里访谈5次。 2、 谢牧师, 1912年出生,1924—1929年就读于淑德女校,1931年回到淑德女校任教,一直到1937年学校停办。在三个月内访谈了3次。 3、 笑姨,1909年出生,1924—1929年就读于淑德女校,毕业后留校任教直到1937年学校停办,在淑德女校度过了整整13年的时间。在一个月内访谈了3次。 4、 林氏,1920年出生,1934进入淑德女校就读,1937年女校停办后转入聿怀中学继续上课,直至初中毕业。两个月内访谈了2次。
 
    这四位口述人都曾是淑德女校的学生,曾亲眼目睹了该校的历史发展和变迁。除了林氏,其他三位老人都在该校度过了五年或五年以上的时间,其中笑姨和谢牧师还经历了从学生身份到教师身份的转化,并参与了该校20—30年代的教学及学生管理工作;另一方面,淑德女校的学生人数在最盛时也未曾超过九十,四位口述人占当时就读学生总数的比例是较高的,因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历史最可贵的是真实,由口述者来讲述历史,可以保持较高的真实性。从四位口述人的口述情况看:四位口述者虽然年龄近百,但口述时身体健朗,精神矍铄,逻辑清晰,口齿清楚;由于曾老师、谢牧师和笑姨三人在淑德女校读书的时间交汇于20年代,其口述内容也比较集中在20年代。经过多人多次的相互印证,以及对比其他史料文献,基本认为四人的口述材料中因个人失忆、误记等主客观因素造成的对历史的扭曲和遗漏现象较少,大部分的口述材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这四位口述人能从见证人的角度直接对“淑德女校的历史”说话,其口述材料能较好地填补文献资料的不足,并且使淑德女校更加的个性化,拉近了由于历史久远所带来的时空距离。所以,本论文在内容上立足于四位口述人的口述历史,结合文献史料,通过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盛行这一大背景中梳理汕头淑德女校的创建和发展历程,分析淑德女校的办学特点、教育模式,以及学校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探讨以下这些问题:通过淑德女校,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具有地域特色的基督教会女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具有什么样的特质;在20世纪20年代收回教育权问题上,淑德女校为何表现出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淡漠回应。以淑德女校为例,我们应该如何从性别和地域视角对重大事件中的特殊个体进行多层面的开掘;研究不同于历史大潮流的特殊个案对我们认识历史、还原历史有什么样的帮助。
 本文的行文逻辑是首先介绍淑德女校创办的历史背景,包括汕头开埠的概况、基督教在潮汕的传播,晚清潮汕的教育状况以及女学的兴起,解决本文主题的时间和空间问题(第二章);其次在这样具体的时空坐标下,介绍淑德女校的创办和发展历程,包括学校创办的缘起,该校具有本土特色的基督教女子教育模式,以及在这一培养模式下学生的特点,解决本文主题的主体问题(第三章);接着围绕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引起的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讨论淑德女校在这一特殊历史事件与众不同的特殊回应,深化对主题进一步的讨论,解决本文主题客体的问题以及方式问题(第四章);最后再讨论淑德女校这一个案对我们认识国民革命时期边缘地区的基督教会女子学校、更完整展现潮汕地区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意义问题(第五章)。
 由于作者才疏学浅,而且受资料的限制,文章不免挂一漏万,还有许多地方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完善,希望各位师长在学术上多加批评指教。 
   [发表时间:2005-6-17 12:00:15]   
    
    
 

作者: 
弈晴
来源: 
潮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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