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考古新收获

    一、发现与研究简史   
     榕江流域先秦两汉遗址的发现最早可以追述到上世纪的四十年代,1940年揭西县坪上镇建南森小学(今书芳小学)时发现24座竖穴土坑墓,后经瑞典籍医师卜瑞德收集到出土铜器和几何纹陶器若干。这批墓葬据出土铜刀上所铸“秦”字而断为秦人墓葬(出处)。其后卜又与裴义礼、卫戴良等人先后在揭西、揭东和揭阳等地拾得陶片和石器。1948年潮州修志馆饶宗颐、林德侯等又踏查了黄岐山、虎头岭和崇光岩等处遗址,并据之为部分资料写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一书出版(1)(引自揭阳文物志)。新中国成立之后,广东省博物馆、揭阳市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在榕江流域进行了数次田野调查(2),发现的先秦两汉时期遗址已逾百处。   
     二、揭阳项目的新发现   
     本次古揭阳(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学文化综合研究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其一,对揭阳市所辖的两市三县范围内的部分先秦两汉时期遗址进行考古复查。本项目中复查和调查的先秦两汉遗址共86处,其中既有只发现单一性质文化遗存的遗址,也有包含多种文化遗存的。按照文化性质的异同来划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榕江流域的遗址数量基本变化不大,但到两汉时期这一区域的遗址的数量则大幅锐减。   
     为了使考古调查的资料更具科学性和准确性,本次工作在常规地面考古踏查的基础上,运用了GPS全球定位系统对各遗址进行精确定位并记录了遗址的相对高程。然后配之以详细的文字记录、数码、光学照片,并将这些资料经过相应的计算机处理后存入我所开发的《田野考古2001》软件系统。以便为今后开展相关的考古工作和实现文物遗址点的科学管理提供了决策依据。   
     其二,编撰《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在揭阳市所辖各县市文化局和博物馆的支持下,课题组对榕江流域的各地所出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化进行了绘图、拓片、拍照和资料建档工作。同时,我们选择其中保存较好、制作精美或者具有较高科学研究价值的一百余件文物编纂了《揭阳的远古与文明—榕江先秦两汉考古图谱》一书,书中有关揭阳市古代文化综述和文物的基础研究工作由课题组成员分别执笔。作为潮汕地区第一本专题性的考古图录,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揭阳古代文化的悠久与繁荣,同时也为考古、历史和人类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新而丰富的基础资料。   
     其三,先择重点遗址进行考古试掘和钻探。根据揭阳考古队在榕江流域的考古调查资料,课题组重点选择了揭东县新亨镇的落水金狮、草埔山、老鼠山、玉湖镇的关爷石、埔田镇的宝山岽、揭西县坪上镇的赤岭埔等6处遗址进行了试掘,并有计划的在揭西县赤岭埔、揭东县云路镇的中夏和普宁市的虎头埔三处遗址中进行了较大规模的钻探。试掘面积和钻探面积分别达到115平方米和27000平方米。通过试掘和钻探工作,我们对上述几处遗址的面积、文化层厚度、文化堆积状况以及文化性质有了充分的认识。   
     其四,对普宁虎头埔和揭东中夏遗址的发掘。虎头埔遗址位于普宁市广太镇绵远村后,地表暴露有十余座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窑,陶窑附近散落灰色或灰褐色的几何纹硬陶片。在全面钻探的基础上,我们了解到窑址所在的坡顶平台以及窑群西侧约30米处的冲沟两侧分别有文化层堆积,为了搞清陶窑的结构和同时期文化堆积的性质,揭阳考古队于2003年10~11月对窑群及其附近的文化堆积进行了发掘。   三、几点认识    
     1.揭阳市先秦两汉遗址的分布规律。    
     A.不同时期的居民选址原则的变化。   
     在复查遗址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榕江流域的聚落在不同时期与周邻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过一些规律性的变化。例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后山类型时期的居民多喜将居住址选择在近溪流的矮丘或者岗地的顶部;而浮滨文化的居民则有意识的选择类似环境作为墓地之所在,而居址则部分的选在了坡腰的位置;到东周、两汉时期,榕江流域的古聚落和墓地的位置进一步向坡脚或者低地转移。目前我们还无法解释这种变化究竟源自气候或者自然环境的改变抑或是当时人们生活习惯的变迁。    
     B.榕江流域先秦遗址分布的区域规律性。   
     总体规律: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优越性,榕江流域成为岭南古代先民活动的重要舞台之一。复查资料显示榕江中游冲积平原与南、北两侧丘陵分布区的交汇地带更是密集分布了大量从新石器时代至两汉时期的遗址,而榕江上游以及自练江直至南海的区域内先秦两汉时期的遗址则稀疏的多。值得注意的是,榕江流域的遗址以岗地型为主,沙丘和贝丘类型遗址则几乎不见。   
     区域规律:一些位于低丘及山岗上的遗址以小盆地为中心构建空间距离相近的遗址群成为榕江流域先秦时期古遗址分布的特色之一。    
     2.揭阳市先秦两汉文化的演变与文化特征。    
     A.文化的演变。   
     丰富了我们对榕江流域由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虎头埔类型到夏商阶段的后山类型、浮滨文化和东周、两汉文化这一发展序列及其内涵的认识。   
     目前所发现的榕江流域先秦两汉遗址虽然数量众多,部分遗址中还具有多个时期的文化堆积,但是其文化层厚度都是较为有限的,表明该地区的先秦时期居民在各遗址中生活的时间都不是很长。各遗址的面积都不大,这种状况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未见太多变化,由此判知榕江流域的各聚落间的等级分化是非常有限的。虽然说目前在这一区域发现先秦时期中心聚落的可能性尚存,然而现有考古线索显示了榕江流域的区域性文明化进程与黄河、长江流域可能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B.各文化的特征。    
     C.榕江流域先秦不同时期社会性质与生计方式的变化。   
     据现有考古资料的线索,我们认为榕江流域先秦两汉时期古文化的社会性质和生计方式在浮滨文化和两汉时期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转变。    
     3.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若干问题。    
     A.不同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工作需进一步细化。    
     B.各考古学文化同周边同时期土著文化之相互关系。    
     C.关于汉代考古学文化的问题。   
     自新石器时代晚期直到东周时期,榕江流域内不同文化发展阶段上的遗址数量相去不远,昭示该区域内社会集团的规模一直维持着基本稳定而有序的发展态势。反而是到了两汉时期,虽然中央政权在次建立了揭阳县,考古工作者先后在这里及邻地区发现了澄海龟山(3)、五华狮雄山(4)等大型汉代建筑基址,然而整个榕江流域的两汉时期遗址的数量却大幅减少,个中原因尚值得进一步探究。   
     注释:   
     (1)饶宗颐:《韩江流域史前遗址及其文化》,1950年。   
     (2)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存》,《考古》1957年12期。   
     (3)广东文物考古研究所、汕头文物管理委员会、澄海市博物馆:《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   
     (4)邱立诚、刘建安:《广东五华狮雄山汉代建筑遗址》,《文物》1991年11期。

标签: 
作者: 
魏峻
来源: 
《第五届潮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浏览次数: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