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水门、下水门、太平桥的由来

  数年前,因陪中央台拍广济桥的专题片,到东门广场走走、拍拍,摄制组选择机位的同时,恰逢有个旅游团从下水门来到广场上。有个团友问:“为什么叫‘下水门’?”这个问题勾起我的兴趣,于是凑近前去,只听导游员解释说:“古代潮州城的下水道集中在这个城门的下边排出,所以叫‘下水门’。”团友们皆信以为真,点头称是。我当时心中暗笑,幸亏团友没继续问“为什么叫‘上水门’?”这位导游该不会解答说“雨水是天上降下的水,古代潮城收集雨水以后,由此门排出”吧?

  城门为什么叫“上水”、“下水”?说来话长。明代潮州《图经志·城池》谓:

  州旧有子城,以金山为固。州之外城,以土为之,岁久颓圮…洪武元年(1368) 冬,指挥俞(缺“良”字)辅统兵来潮,越四年,因旧基而再兴……为门七:东门、上水门、竹木门、下水门、南门、西门、北门。

  其实,自宋代起,潮城之城门有十一处。据《永乐大典》卷5343[潮字号]引《三阳志·城池》曰:

  自三阳(门)之南、西、北,环抱接于金山之背,计九百五十一丈……西北闢五门以适往来:正西曰“贡英”、西北曰“湖平”、正北曰“凤啸”、对岳祠曰“和福”,与南(门)、三阳(门)而六。

  如果再加上《大典》所绘“宋元潮州城图”(见附图)之东面五个城门:州学门、上水门、竹木门、浮桥门(今称“东门”)、下水门,潮州郡城的城门应有十一处。明初俞良辅“为门七”,应是有所删节(省去“州学门”等)所致。而不管是由宋到明代,东面城门都有“上水”、“下水”二门。此二门的命名依据是什么,还须从“子城”说起。

  子城,即大城中的小城、内城。南北朝·北齐《王怜妻赵氏墓志》:“夫人年七十,薨于光洲子城内。”《资治通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比至,子城已洞开,惟牙城拒守。”胡三省注:“凡大城谓之罗城,小城谓之子城。”大概从隋唐开始,城北的金山成为潮州的地方的政治中枢的所在地,正如《大典》引《三阳志·城池》所言:“州之子城,依金山为固,前俯而后仰。由南而北,绕以濠,东则溪也。”“州子城门三:东、西、南,东门今废。子城四围凡六十步(按:汉·许慎《说文》:“六尺为步,步百为亩。”),高二丈有五尺,面广一丈,基倍之。壕面阔七丈五寸,自城下转西而南。”

  既为潮州公署,作为决策机关,为确保其安全,自然要有子城与濠(护城河)之设置。问题是,古城区中没有溪流,该如何解决濠中之流水呢?古人于是从“东则溪(韩江)也”着眼,即由韩江西岸挖掘州学、上水二个涵道以解决濠源问题。从宋元“潮州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州学门开始,有一道右边直左边弯的、上面标有“太平桥”、“相思桥”、“石人桥”的双钩线,这很可能就是当年“引韩入城”的“濠”,其中段正从州治子城的正面经过,且“濠面阔七丈五寸”,起“护城河”的防护作用。(宋元“潮州城图”因时代局限,只是简略示意图而不是按严格比例绘制的地图,古城南部皆省略,这从“下水门”处于东南角、“正西曰贡门”的“贡英门”处于西南角与标方向的“西”字差了一大截等图象,可得到证明。)

  或问:古代科技领域相对滞后,宋人果真有筑涵“引韩入潮”的能力吗?只要查阅光绪《海阳县志·舆地略五·水利》关于“涵”的多项记载,便可了然于胸:

  北濠,在郡西北一里……庆元间知军州事林 [~公式~]浚……濠通(北宋辟建的)三利溪,灌西关外……七乡田一千九百五十余亩。

  南门涵,在郡南关外堤旁。明成化间知府周鹏创筑,引韩江水入三利溪……乾隆二十四年夏,江涨势险,知县金绅尽发涵故址而改建之。……(仅录二则以见其概)

  据张志尧先生《三利溪史话》(文载《潮州文史资料》第15辑,1996.1)之[筑涵护岸]章所载:当年海阳县令金绅改筑南门涵时有阳、阴涵(结构人不得见)之分,相传阴涵内管道结构是用百口大锅上下交错相向建成的,江水经过时乍起乍落、流速加快,冲刷不止(起“消力槽”作用)。该涵建成后近200年,“未见修建记述”。阴涵终端建有一个石砌水槽,“由于浪花飞溅,汹涌澎湃,行人每每为之留连。因景观如奔腾的海浪,故传说与大海相通。又因此,群众昵称为‘海仔’。”(近年因市区基建需要,致“海仔”填平为道路)可见,古人在“引韩入潮”方面,早已显示出高度的智慧。南宋潮城的州学门、上水门通过涵道引韩江水入城的事,完全可信。

  《大典》引《三阳志·城池》又谓:

  濠流自子城外西澌(同“尽”)于湖,湖末流又入于濠。庆元间(1195—1200)有惑于阴阳者,谓濠流而西,不利于郡,凿堤为二闸,间取诸郭门之石以甃之,决濠流东入于溪。(郡)地势东仰,西流如故。后溪洪暴涨,反导水溃堤。沈公杞率居民负土石以塞之,仅免水患,濠复故流。

  据民国《潮州志·职官制》载:宋宁宗庆元年间,潮州知军州事有:陈宏规(元年)、薛季良、汪厘、林[~公式~](三年)、沈杞(五年)共五人。上引文仅言:“庆元间有惑于阴阳者”,不点名指明是那一位州官,还算是修志者“隐恶扬善”的客套话。到《大典》引《三阳志·桥道》则云:“庆元丙辰(二年),陈公宏规益东岸之(桥)洲二……曰‘济川桥’。”又在[叶侯桥]章节中曰:“庆元初,陈侯宏规误听阴阳家说,凿壕东达于溪,未几,溪洪暴涨,西冲于壕。”功是功,过是过,《三阳志》编修者实事求是的态度,值得后人学习。

  由于地势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各条主要江河,多呈自西往东的流向。故阴阳家(即风水先生)“濠流而西,不利于郡”之说,颇有盅惑力,以至连州守都相信其说。古代缺乏测量地势的精密仪器,故古人不知郡城“地势东仰”(即郡城东面较高而西面略低),“水往低处流”,遂致“西流如故”,终于酿成“后溪洪暴涨,反导水溃堤”的悲剧!庆元五年刚到任的知州沈杞不得不“率居民负土石以塞之,仅免水患,濠复故流(即自东向西流)。”

  正因为庆元初年有过在浮桥门(东门)南面的城门附近“凿堤为二闸……决濠流东入于溪”的举措,相对于此前曾于“州学门”、“上水门”建涵“引韩入城”的成功先例,故潮城百姓称该处城门为“下水门”,且被宋、元间绘制的“潮州城图”采纳而标明于图中。明代初年俞良辅扩建郡城,仍保留此名,历清代、民国,沿用至今。

  如前所述,从州学门、上水门建涵引韩江水入城,是主要为解决子城护城河的水源问题,在护城河建成之后,因子城南门正对大(官)街,故为方便两岸交通,理当架桥。对此,《大典》引《三阳志·桥道》[太平桥]条曰:

  州治,自太平桥直抵三阳门。桥之四维,旧有四塔。外疏两渠,中为官街。岁月浸(同“渐”)久,塔之仅存者二。

  须加以说明的是:宋初潮州只领海阳、程乡(后升格为梅州),至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潮州才领有海阳、潮阳、揭阳三县,因三县县名都带“阳”字,故潮州简称“三阳”,《三阳志》即潮州志乘。惜书久佚,全凭《永乐大典》摘录,方可一睹芳颜而难窥全豹。即如上引文首句,就使人疑有阙文(惜无原书可供校核),但意思还明白:太平桥南、北两个桥头的东西两侧(合称“四维”),各立有一座石塔,桥孔疏通东、西两面的水渠,桥面则连接南、北向的官街(大街,今太平路)。

  1994年,潮州太平路北段约相当于上水门街西侧街口处,在铺设地下电线管道的过程中,曾发现一座埋在地下的石桥,经实地勘测,桥为三墩两孔,南北向,长23米,桥面由若干条长约10米、宽约0.7米的石梁铺成(因条件所限,当时未作全面发掘,后又重将其填埋)。经查证有关文献,可以肯定此即宋代之“太平桥”。此桥与建于绍兴八年(1138)的海阳县大和都(今潮安凤塘镇)、长42米、宽2.5米、六墩五孔的“万里桥”、郡城的去思桥、西门桥、北门桥、新路桥、湖头桥、新溪桥、南濠桥、瓮门桥……(均据《三阳志·桥道》)等先后兴修,比曾汪始建于乾道七年(1171)的“康济桥”(明代称“广济桥”,俗称“湘子桥”)还早出好多年。可见,宋代的潮州人已积累了很多建造石桥的经验,为修建跨韩江的大规模石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前几年,文物管理部门已制作了“太平桥展示模型”予以公开宣传,很多游客(包括本土潮人)都产生了这个疑问:太平路周围地带都没有水域,为何要修桥?为此,笔者特撰该文,大概对于释疑方面或有小补。水平所限,不妥之处谨俟识者有以教之。

来源: 
潮州日报(2022.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