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这样一座城市

        从“迎来”到“送往”   
     在中国,恐怕很难有比这儿条件更优越的城市了——一位名叫隗芾的教授是这样总结的:北半球唯一一个被北回归线穿过却不是沙漠带的海滨城市;最典型海洋性气候,年日照2000~2200小时,年平均气温22摄氏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最接近适宜人类生存的气温要求;远离中心城市和工业基地,几乎没有工业污染,空气洁净,水碧天蓝,是中国少数空气洁净度达到世界级标准的百万人口城市;中国最接近世界运输最繁忙之一的台湾海峡黄金通道的港口城市,仅38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就可建造包括10万吨级码头泊位在内的港口20多个;有山有河有海,是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交融最彻底的大陆城市,居民来自中原,保留着最完整的中原文化,却居住在世界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的边上;当然,这里还有着中国城市所拥有的最优惠的政策:沿海开放城市、特区、保税区;拥有中国其它地方难以企及的资本背景─中国海外华人中包括华人首富李嘉诚在内的最有经济实力的工商巨头,有差不多一半原籍在这个弹丸之地,而他们又是海外华人中最顾念家乡的一群。   
     不用多说,很多人都会明了这个城市就是中国五大特区之一的汕头。按说,有这样优越的条件,这里理应成为中国发展得最好的城市之一,也应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一,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在未设特区前,汕头已经是广东第二大城市,然而20年后,汕头不仅跟广州的距离越拉越远,而且已被深圳、佛山,甚至中山超越,汕头市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已低于广东全省的平均值。作为中国最先设立的特区之一,汕头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社会影响力在几大特区中都是排名靠后。尤其与排头兵深圳相比,差距更大。目前,汕头每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深圳的几分之一。用汕头一位市领导的话说:汕头不仅已丧失了特区的优势,而且已经沦落为一个普通城市。    
     与此相应的是,大批当年抱着理想主义,渴望在特区一显身手的外地大学生近些年来陆陆续续地离开了汕头。即使是一些汕头籍的大学生也开始有不少人选择离开。在这个城市整整生活了12年后,最近,我也痛苦地选择了离开。由大学毕业时候愣头愣脑的青年,到将妻挈子的忧乐中年,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是在这儿度过,现在却要重新就业!在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我已是少数几个直到现在才离开的人之一。如果说我到汕头的前几年主要是“迎来”的话,那么,在后来的几年中,我却主要是在“送往”,到最近的一两年,我已经几乎无人可送了,因为当年跟我一道到汕头的老朋友们,已差不多走光了。当然,我所说的朋友基本都是非汕头籍的,用汕头人的话就是“外省仔”。   
     如果说只是极少数人选择离开一个地方尚属正常的话,那么有那么多人选择离开,一定是有原因的。   
     开放还是封闭?   
     作为一个城市,汕头的历史不算早,只是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才正式设立市政厅,开始它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的历程。而真正统领潮汕,时间就更晚,直到上个世纪50年代之前,它一直是属于潮州管辖。      
     但论起开放,汕头却可以列为中国最早的地方之一。早在1861年,汕头就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逼迫下,成为中国最早的4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人们至今最津津乐道的引语,就是恩格斯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把汕头列为“远东少数几个有商业味道的城市”。从此后,汕头的大门就一直对世界敞开着,只是到海峡两岸形势发生巨变之后情况才有所改变。而当中国的国策再次发生历史性的巨变时,汕头又是最幸运地饮得头啖汤,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是最早设立的特区之一。在开放政策方面,汕头占尽了先机。   
     可以说作为一个城市,能够像汕头那样,在未设市时就开埠,然后一直沐浴着开放的阳光,在全国是不多见的。然而,在这个中国一直以来最为开放的城市中,却不可思议地存在着与之极不相称的现象:极端的封闭。   
     记得我80年代末从北京刚到汕头时,我曾经被一个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题问得目瞪口呆:北京有汕头大吗?湖北是挨着北京吗?问这话的并非是老年汕头人,有不少竟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的青壮年。在不少汕头人心目中,中国的城市中除了北京、广州外,就数汕头了。其它的城市都不在话下。汕头人的地理概念之差和自我优越感之强都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有一种广为流传也是汕头人引为自豪的说法是:汕头人对泰国曼谷的熟悉程度远远高于对首都北京的熟悉程度。从我在汕头生活的10多年,我可以十分肯定地断言这个说法是准确的。   
     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是,处于潮汕平原上的汕头,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环绕的山脉,阻断了汕头跟内地的联系。长期以来,这里的交通极为不便,在90年代以前,跟省会城市的联系,在陆路上只有一条公路,上趟广州坐车都得10多个小时。陆路阻隔了,海路却是畅通无阻。怒海讨生是汕头人的看家本领,于是在海禁大开后,汕头人下南洋,已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了。再加上,一些人口贩子把大批的潮汕人掠卖到东南亚做苦力,使潮汕人在以东南亚为主的世界各地遍地开花。一个不完全准确的说法是,在海外的潮汕人,跟在本土的潮汕人数量上差不多。据说在泰国的首都曼谷,潮汕话是当地一种十分通行的语种,可见潮汕人在曼谷之多。在汕头,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一两个亲戚在海外。   
     特殊的地理环境使潮汕地区长期以来跟广大的内陆其它地区基本处于半隔绝状态。即使与同省的其它地区的交往,也往往因为交通不便而十分稀少。长期隔绝的结果是,这里虽然既非少数民族,更非不同人种,同为汉族,同用汉文,但潮汕地区无论是语言还是习俗,甚至思维方式都跟汉民族的其它地方很不相同,几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民族。有语言学和民俗学专家在研究了潮汕的人文后,曾惊呼这里是唐宋中原汉文化最完整的保存地。这里的潮汕话至今还保留着唐宋中原古音,在现代汉语中早已不存在的一些古汉语在潮汕话中仍然通用。而潮汕独特的音乐、戏剧、习俗都无不体现出深厚的古韵。据考证,潮汕人的祖先最早是从河南、山西等地,辗转途经江浙、福建,落籍现在所在地的。   
     地理造成了潮汕的封闭,封闭成就了潮汕的独特,最终使潮汕人以一种独立族群的面貌浮出在中国乃至世界。他们的自我认同感极强。据说,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良好的自然条件、远离战乱,使潮汕人长期以来过着较为优裕的生活。这从潮汕地区人口的繁衍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可见一斑。潮汕人吃苦耐劳的秉性,也造就了一大批在海外工商界赫赫有名的人物。这些都为潮汕人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潮汕人的优越感和自豪感为我走过大江南北所仅见。   
     有了这样的历史心理积淀,一般潮汕人大多只愿跟潮汕人交往,对非潮汕人保持距离和戒心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在前年,香港曾热播过一部电视剧,叫《自己人》,讲的就是潮汕人在香港奋斗的历程,其中刻画最用力的就是潮汕人如何抱团,他们把讲潮汕话的人,无论国别地域一概叫做“自己人”。不能讲潮汕话,无论多么亲密,也不能认做“自己人”。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如果在外地遇到了潮汕劫贼,只要用潮汕话叫一句“自己人”,立马就会被放过。这是对潮汕人心理最典型的刻画。潮汕的开放更多只是对潮汕人开放。这也是为什么潮汕地区虽然开放那么早,但仍显得极端封闭的部分理由。   
     因此,在这样一个地方,每一个外来者都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生活。其心理的受压抑和受排斥感真是时时处处。对此,任何一个外来者只有两种选择:离开或同化。没有第三条路。同化无异于脱胎换骨,其难度之大令绝大多数人望而生畏。因此,最终落荒而逃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 
     东方犹太人
 
    现今的潮汕人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外号:东方犹太人。犹太人善于经商是举世闻名的。而潮汕人之爱经商、能经商,也广为人知。潮汕人根深蒂固的生意头脑是有传统的。据专家研究,首先是受人多地少的现实所迫,由于生活条件十分优越,加上地处偏远,远离战乱,潮汕地区人口膨胀速度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在唐朝韩愈被贬时,潮州还地广人稀,到元明时期就迅速成为人口稠密之地,到清朝时已是人满为患了。大批潮汕人被迫远走他乡或漂洋过海,到异域讨生活。没有土地的异乡人,最现实的选择就是经商。潮汕人很早就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在清朝,潮商一度成为可与徽商和晋商相匹敌的势力。而靠近大海的渔民生涯,贩鱼、贩盐等最基本的谋生技能,也让潮汕人早早地就与商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潮人善贾在以汕头为代表的潮汕地区是举目可证的。对于外来者来说,到汕头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铺面多。在汕头基本没有路的概念,只有街的概念。有路的地方就是街。大大小小的铺面塞满了汕头的大街小巷。开铺可以说是汕头人最基本的生活方式。直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在那么个弹丸之地上开如此多的铺面怎么都好像活得好好的。这也是很多到汕头的外地人的困惑。但在汕头,人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了。开铺并非完全靠它来发大财,它的功能可多了。首先是“阿庆嫂的茶水店”,是接待人客、打探信息的码头。在汕头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三五人围坐在铺前的茶座上,海阔天空地闲聊。看似漫不经心,可你别小看它,几泡功夫茶下来,几个陌生人可能变成了朋友,南来北往的信息汇集到了一起,一宗大生意就有可能摸到了门道,交杯换盏之间一个合作的意向就可能达成。其次它是生意人的培训所,一家大小围着铺面转,在激烈的竞争中,经商的门道也就越学越精,时间久了,老者变得更精明,年少者耳濡目染、无师自通,一个人人都有生意头脑的家庭形成了。当然开铺也是贴家糊口的经济来源之一,很多汕头人是一身数职,上班时间是公务员,铺面让家中的老人妇幼守,下班是店老板,算盘拨得砰砰响。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全国到处为待业、下岗痛苦不堪时,我在汕头却听到市领导在骄傲地宣布:汕头人的就业率达百分之百。很多不明真情的人以为领导是在吹牛皮,其实他说得一点也没错,可能还说低了。汕头人的就业率甚至要高到百分之两百。   
     在汕头生活的时候,我深切地感受到了汕头人跟其他许多地方的人一个重要的不同:完全抛弃幻想的现实主义精神,不靠天,不靠地,完全靠自己。要就业只找市场不找市长。计划经济时代所特有的“等靠要”的观念,跟他们不大搭界。在那样一个没有多少工业,没有多少土地的地方(潮汕地区长期以来据说人均只有3分地,到现在恐怕更少),却穿越那么长严峻的岁月,养活了那么多人(潮汕地区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潮阳市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县,小小一个县级市,竟有200多万人),在我看来一直觉得是个奇迹。而潮汕人顽强的生存能力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他们的灵活和钻营,他们发现机会、把握机会、创造机会的能力就像是天生的一样。在几乎每一个潮汕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意味。   
     在潮汕10多年,我听得最多的就是潮汕人发家致富的传奇故事,他们最乐于讲,也最乐于听。对财富的神往和渴求,恐怕没有一个地方比得了。当很多的中国人还耻于言商、羞于逐利时,潮汕人早就把追逐财富当作了生命的唯一目标。即使外部的条件变得再恶劣,他们的生意头脑似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关于潮汕人发家致富的故事多得数不胜数,至今最令我难忘的还是一个如今已富得流油的某画商的故事。他的发家史可以说是最典型的潮汕式的。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该画商还是个穷得饭都吃不饱的农民,在举国砸烂封资修,所有的人把书画当垃圾、把书画家当“牛鬼蛇神”的时候,他却勒紧裤腰带提着一袋袋潮汕干鱼,游历全国,四处拜访那些被践踏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书画名家,以拜师学艺的名义跟他们交朋友,套交情,使一个个饱受屈辱的书画名家大为感动,视其为人间知己,慨然以精华之作相赠。画商因此仅用一袋袋干鱼换得书画大家们一幅幅珍贵墨宝,甚至他们世代相传的家藏。等到80年代,书画市场复苏时,他不仅早已收藏丰富,更是跟全国书画名家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当别人捧着钞票尚不得其门而入时,他却可以在书画名家家中自由出入。画商利用自己早已建立好的海内外销售渠道,为不谙商道的书画家们架起通往市场的桥梁,一跃成为了许多书画大家的经纪人,成了中国书画市场呼风唤雨的人物。据说像那个画商那样,在“文革”最严峻的形势下,冒着被“专政”的危险,偷偷做书画生意的潮汕人还不少。以至在今天,偏远的汕头却俨然中国书画流通重镇。据说全国书画界的行情基本都掌握在潮汕人手中,而很多书画商要买某位书画名家的画作,不是到书画家家中,而是得到汕头。记得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叶,汕头几个展馆的书画展展期从年头一直排到了年尾,中国最著名的书画拍卖公司排着队到汕头开拍,就是最有力的佐证。   
     彻底地抛弃幻想,彻底地追逐财富,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使潮汕人中商人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其他人群。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是在这样富有经商传统,有这么多经商天才,有这么好优惠政策的地方,汕头特区的经济并没有呈现出超乎寻常的地方。即使在汕头人的强项—商贸领域,汕头至今也没有一家在全国叫得响的商号。在最新一期由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的中国内地百名首富排行榜中,在潮汕本土的仅有宜华集团的刘绍喜榜上有名,仅排在第48位。简直跟潮汕人在海外甚至在内地其它地方所取得的成就不可同日而语。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公认的说法是潮汕人太过急功近利。很多跟潮汕人打过交道的外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潮汕人是“精明而不高明”。潮汕人的精明就体现在他们极会算计,脑袋瓜转得特别快,在别人还没搞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时,他已经按照自己的理解把投入、产出甚至连利润都算好了。如果算不清,他宁可不做,也不愿冒险。亏本生意当然不会做,即使暂时亏本的生意也不会做。潮汕的那句俗语“百赊不如五十现”就是他们这种心理的最恰当的注脚。极端现实,极端算计,让任何一项稍为长远一点的决定和合作都变得十分困难。快进快出就是他们的生意经。什么来钱快,就干什么,什么来钱容易就干什么。他们不肯有长远眼光,也不可能有长远眼光。需要较长周期的工业投资,在他们就是万不得已的选择。实在不得已干了这一行,也是选择短平快项目,有了钱后还是回到老本行,做生意去了。在潮汕人的心目中,似乎只有做生意才是正宗的潮汕人该干的事,其它都是为做生意作准备。也许是只有做生意吻合了他们快进快出的经营理念吧。我不敢肯定潮汕人的这种理念到底源自何方,但长期开店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种建立在传统小商贸基础上的生意经将潮汕人的眼光和气魄深深局限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范围,让本想以吸引大工业发展特区经济的如意算盘,在打了20年后,仍然归于落空。在广大的潮汕地区,虽然企业遍布,但至今仍没有一个令人激动的知名品牌就是明证。   
     人们常说汕头人善变,一方面可以说是汕头人灵活,另一方面则证明了汕头人那种缺乏长期打算和长期合作的精神。也许是潮汕人能人太多了,会经营的人太多了吧,潮汕人的合作意识之差,也是十分罕见的。人人都想当老板,个个都想快点出头,所以一切的合作都是十分短暂的。只要有了机会,谁都想自己来干。今天的合作,就是为了明天的竞争,因此,今天的马仔,可能就是明天的竞争对手。在潮汕,一个公司的老板,最大的精力可能不是花在经营上,而是在如何防范部属上。所以,他们宁可相信亲属亲戚,也绝不相信一个外人,外地人更不用说。在潮汕,绝大多数经营单位都采取最原始的家族式经营方式,家人出现分歧的结果就是分公司,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潮汕的公司绝大多数不是越变越大,而是越变越小的缘故吧。   
     没有长远眼光,没有合作精神,极度的戒惧心理,加上潮汕人固有的小富即安的心态,这些可能都是妨碍潮汕人把生意做大做强的最根本因素。这种极富地方特色的传统经营理念,这种封闭状态下的产物,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任何新生力量或外来者都很难融入。大量的外地人来到潮汕,总觉得自己的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这里没有任何发展机会。许多潮汕的企业家已跟现代经营理念严重脱节。但很多潮汕人仍视之为颠扑不破的真理,抱着坚决不放,甚至四处炫耀。以至于在我接触过的不少外地生意人竟把潮汕生意人称作穿西装的货郎:徒有一副华丽的行头,骨子里却是狡猾、守旧、自作聪明。      
      温情的文化与缺乏法律的意识 
     潮汕人的礼数之多,是外人难以想像的。光一套喝功夫茶的礼数,就让初到潮汕的我学了好多日子。泡茶、喝茶、甚至入座,都分别有一套沿袭已久的习俗,稍有差错,就有犯主不敬之嫌。泡茶者不仅茶要泡得好,什么“满杯酒、半杯茶”,什么“韩信点兵、关公巡城”,名堂多得很;更重要的是客要招呼好,先请谁喝,后请谁喝,都有讲究,不能失了规矩。喝茶者不仅要估量好自己落座何处最合适,更要估量好何时端杯才恰当,要不断地谦让,不断地讲客套话,端杯早了、晚了都可能被人视为失礼。一泡看似简单的功夫茶,却蕴涵着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敬、礼、让。   
     功夫茶仅仅是潮汕民风古朴的一个缩影。潮汕文化中保留了多少中国传统文化,这只有专家们才说得清楚。对于我来说,在潮汕生活的岁月,似乎有穿越时光隧道,重过一回祖辈生活的感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中国广大地区早已被打破打乱的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在潮汕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潮汕广大地区,同姓聚居,一个村,乃至一个镇完全是一个姓的情况非常普遍。宗庙祠堂、家法长老,在不少潮汕村镇还是必不可少的。乡约里俗仍有着不可抗拒的约束力。   
     潮汕有许多的民俗,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如赛猪、烧塔、英歌舞等,这些在古书中记载的东西,在潮汕仍可以见到。无处不在的禁忌和避讳,数不胜数的礼数和规矩,拜不完的神,过不够的节,是我生活在潮汕人中最深刻的印象。在潮汕,一个标准的潮汕民妇,一年中大概有一半的时间,花在了拜神、拜祖先、求神问卜和过节上,这绝对不算夸张。潮汕寺庙道观之多,巫婆神汉之受尊崇,在现今的汉民族所在地,恐怕是不多见的。对神鬼的虔诚、对农历节气的重视,使潮汕人的生活中充满了浓厚的多神教宗教气味。潮汕可能是我所见到的最具有乡土中国气息的地方。   
     就是在这种乡风民俗的长期浸润下,潮汕人在待人接物、为人处世上显示出一种圆润异常的温情来,热情、温良、礼让,是许多人对潮汕人的初步印象。潮汕人对人际关系之重视,可能就是这种温情文化下的产物。潮汕人的这一秉性,使他们在沟通方面非常有优势,从而具备了做生意的最重要的条件。然而,这种具有浓厚封建意味、缺乏现代气息的文化,一旦失去了自我更新和外部约束,只能催生出最浓厚的非理性意识。在潮汕,这种讲究“人情味”、讲究关系的思想,弥漫到了工作生活的事事处处。在很多潮汕人的心目中,一切事情都离不开人,只要把人掌握了,没有办不成的事,搞关系,走路子,成为他们最拿手的。在他们的心中,人情世故比法律法规高得多。潮汕有句俗语:识字者摸不到虾。意思是说,识字者因为看得懂虾池上的戒语,就被束缚住了,不敢冒险去摸虾,而那些不识字者,就因为看不懂戒语,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摸了再说,到最后他却占了便宜。跟“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有相同的意思。这也许就是他们以敢于冒险著称的原因吧。
 
    极度的非理性意识,极度的缺乏法律意识,结合怒海求生中养成的“搏一把”的赌徒心理,使潮汕人在生意场上呈现出令人骇异的品质。许多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们都做得有滋有味。违反市场经济法则、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在潮汕屡禁不止,黑色经济泛滥成灾,最终将潮汕经济带入了深渊。   
     最近国家对潮汕地区虚开增值税发票问题予以重击,可以说是潮汕黑色经济泛滥的典型例子。新华社称之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金额最大、作案最为疯狂、涉及人员最多的“世纪税案”—这里制售假增值税专用发票泛滥成灾。2000年8月25日,与“807”工作组相配合,公安机关发起“台风”行动。仅在潮阳、普宁就捣毁了18个印制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地下印刷厂。查获的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用6辆卡车还没拉完。中国造币公司对查获的11万份商贸企业的进项发票进行了鉴定,证实其中80%是假票。   这里偷税成风,骗税猖獗。“807”工作组前后检查的1142户企业中,827户是虚假企业,有虚开和偷骗税问题的占98.33%。工作组向全国发出1万多份发票协查函,9000多份证实是虚开。“807”工作组共检查认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其中伪造的有8.8万份,涉嫌偷骗税42亿元。   
     这里官商勾结,共同作案。有的基层政府领导,直接指挥财政所长、税务所长为虚假企业服务;有的税务干部,自己开办多家虚假公司,骗税数千万元;在犯罪分子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向海关人员送出巨额现金;地下钱庄把上百亿元的资金,在极短的时间内频繁划转、提现并套换外汇。  
     检查人员发现,有的虚假企业不仅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甚至还被外经贸部门评为省、部级“出口创汇先进单位”;工商管理失控、虚假企业成堆。“807”工作组进驻后,当地曾一次注销上千家企业的工商登记;一些金融机构对大额提现放任自流;外汇管理部门个别人,为骗税分子节约骗税成本出谋划策;海关监管下的运输车队全是个体车辆挂户,许多所谓从事出口货物运输的车辆甚至是报废车、拖拉机,使海关出货情况无法查清。   
     胆大妄为结果是什么呢?据了解,在这次打击出口骗税专项行动中,仅潮阳、普宁两地,已有30人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19人被处极刑。初步查实,犯罪分子虚开增值税金额达323亿元,骗税42亿元。虚开金额是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税案的6倍,涉税犯罪团伙约150个。   
     骗取出口退税与走私和骗汇相互交织在一起,对潮汕地区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之大,是非常严重的:由于出口骗税、恶意逃废债严重,潮汕地区已成为信用恶化的“重灾区”。许多省外企业不愿意也不敢和潮汕地区的企业做生意。汕头市市委书记李统书说,由于不讲信用,一些人得到一点“小便宜”,却给汕头经济发展带来“难以下咽的苦果”。李统书痛心地说,外面的人已将潮汕人和不讲信用划等号,不仅潮汕的产品没有信誉,潮汕人的人格、道德水准也受到怀疑,致使汕头已有企业思迁、外来企业观望。一些到外地投资的潮汕人也受到影响。   
     信用环境恶化严重窒息了潮汕的经济发展,曾是汕头市经济大市的潮阳今年只有28家“三来一补”企业和56家“三资企业”维持正常运行。由于企业存款大幅下降,今年5月份,汕头市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金融机构存款负增长。据统计,汕头市去年仅通过银行流出的资金就达45亿元,今年前5个月又有15.6亿元流出。1999年以来汕头市迁走的企业达1200多家,仅去年就搬走了450多家。   
     汕头正在为非理性意识、蔑视市场法则的行为付出惨重代价。有人说,汕头因此在至少5年时间内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我希望这不要成为预言。毕竟,汕头留下了我10多年的青春。汕头也有许多宝贵的市场经济资源。一个能够自我超越的汕头,将有可能在21世纪呈现夺目之光。

作者: 
徐常
来源: 
摘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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