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寨文化

    明末清初,潮州战祸连年,盗寇四起,原有郡县邑里的行政守卫职能已经崩溃,百姓为求自保,纷纷筑寨屯聚。潮汕的乡寨,就是这样一种带有自卫性质的乡村组织,一般由乡里有威望的大族豪强担任首领,以其宗族为核心,招聚间里乡亲和各地流民依附。当时最著名的寨主被称为“潮州五虎”,即黄岗的黄海如、南洋的许龙、海山的朱尧、澄海的杨广和达濠的张礼。
 
    与潮汕乡寨最相似的组织是汉晋时代的坞壁。胡三省对坞壁的注释是:“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坞壁在汉晋乱世非常普遍,曹操的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就是坞壁主。唐代之后,随着中央集权的完善,坞壁被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即村落制度所取代。然而潮汕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动荡的社会背景和两个南迁而来的独特民系——闽南人和客家人,却使坞壁这种古老的社会形态得以延续或改造利用。这是我对潮汕乡寨,当然也包括了闽粤赣边区广布的围寨文化的基本看法。在建筑形式上,围寨包括城堡、村围、土楼、围龙屋等。
 
    乡寨的基本职能是保土安民。对普通的盗贼虽然能够发挥作用,但难以抗拒强大的军事势力。1649年,当郑成功入潮强取粮饷的时候,南洋寨的许龙和达濠寨的张礼奋起抵抗,结果是寨破军亡,其他“三虎”望风而降。在随后的十几年间,郑成功在潮汕各邑攻城掠寨无数,其中不服征输而致寨破人亡的有南山寨、白灰寨、和平寨、溪头寨等。有两个特例最能说明问题。
 
    一是揭阳的新墟寨。新墟寨“负顽已久,不服输将”,被郑军用炮“掣平其城,寨长乞输饷”。其间潮州总兵郝尚久引兵来援,“中伏大败,仅以身免。”当时郝尚久与郑成功同样都归顺南明,但他们不联合抗清,反而互相争夺利益。随后郑成功索性派兵围攻潮州城,施琅火烧湘子桥,逼得郝尚久投降了清朝。但仅过三年,郝尚久又反清复明了。潮州的政权就是这样反复更替,不清不明,人民无所适从,不能依赖政权来保护自己,甚至不知道应该认谁为统治者。
 
    二是澄海的鸥汀寨。鸥汀寨位居海口要冲,筑于江畔田中,田泥深软,易守难攻。寨主陈铁虎,长期不服征输。1654年郑成功亲自指挥攻寨,被寨勇用铳击中左脚趾而退兵。1657年郑军动用著名的铁人军攻寨,破寨时“将城中大小尽屠之”。《潮州府志》记第二年遣僧收暴骸,“自正月至四月计六万有奇,于寨外开巨矿火葬,勒碑曰同归。”后又建“腾辉塔”纪念,至今仍流传“有鸥汀,无国姓。”的说法,表明与郑氏势不两立。
     随着战乱的平息,乡寨的主要功能已由武装自卫逐渐演变为日常生产,由此产生了新的社会基层组织即乡村。然而潮汕的乡寨在和平时期却仍然继续发展,很多乡寨实际上是在清代中期才建立的。英国传教士约翰·史卡斯牧师这样描述过晚清的潮汕农村:“所有邻近的村落长期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村落、市镇和小村庄都为围墙所包围,而且似乎都准备着与它的邻居战斗。”
 
    史卡斯所说的战斗,是指乡村之间的械斗。从经济的角度看,械斗的诱因往往是田界和水源。潮州民风素来强悍,清代当过普宁县令的蓝鼎元曾有“负气喜争,好勇尚斗”的记述。但如果是单个农户之间的纠纷,是不可能使整个乡村建起围墙的。村,是自然结合的地缘团体;乡,是集村而成的政治团体。将乡村建成围寨,无论从经济还是从习俗的角度看,都是集体意志的体现。
 
    远在上世纪初,国内外一些人类学家就注意到在广东和福建的某些地区存在着一种很奇特的现象:乡村和宗族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他们将这些乡村称为宗族乡村。在他们的报告中,这些村落象一个个要塞堡垒,居住着一个大的家庭和宗族。无论是美国人葛学溥在1923年调查的潮州凤凰村,还是陈礼颂1934年调查的澄海斗门乡,都是这种地缘和血缘相结合的宗族社区。
 
    如果我们将宗族乡村和围寨文化联系起来,就会发现两者在地域分布上也明显重叠在一起,这些地域主要是粤东和闽西南。所谓寨文化,简单来说就是浓厚的宗族思想加上一种尚武的建筑。而研究寨文化,首先就需要研究这种宗族思想如何演化并且如何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就宗族来说,包括宗祠和祭祀,信仰和结社,家规和族约,家庭和亲属等;就个人来说,包括生老病死和婚嫁生育等整个生命史;就经济来说,潮商特别是海外潮商就具有很浓烈的宗族色彩。
 
    潮汕寨文化的衰落应该始于清代后期。本来清代的乡村行政组织还有两个政治责任:为官府维持地方治安和催办税赋。但当时潮汕一些强宗大族借团防之名培植武装,横行乡里,大肆搜括并拖欠税赋,形成与官方争夺控制乡村的局面。潮州总兵方耀实行的“清乡办积案”,目的就是为了平息乡村宗族长期以来对官方的挑战。潮阳县的沙陇堡,就是这个时期被烧掉的。据说该堡有“三街六巷”,堡主郑锡彤、郑锡位兄弟被方耀骗往赴宴,堡内群龙无首才被官兵攻破。顺便提一下,沙陇在当今是乡镇一级的建制,有人口近8万,主姓郑氏是潮汕的大族,其入潮先祖为南宋的郑虎臣。
     乡寨作为一种宗族性的尚武建筑,凝聚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文化价值。但过去我们谈论潮汕传统民居的时候,多数只提及“下山虎”和“四点金”等住宅性建筑,对于乡寨这种聚落性建筑反而缺乏必要的关注。实际上民居建筑的基本存在方式应该是聚落,因为人总是生活在特定的村落社区之中,而乡寨聚落除了住宅建筑,还包括寨门、围墙、宗祠、庙宇、牌楼、书塾等公共建筑。在最近的几十年间,这些公共建筑所受到的破坏程度更大,更需要我们及时开展抢救性的研究和保护。
 
    乡寨建筑有两种基本类型,即宗族性的村寨和家族性土楼。前者一般有寨门、围墙和四角更楼。宗祠是村寨的中心,门前常有较大的空地,以方便祭祀活动。住宅建筑多围绕宗祠而建,前低后高,排列有序,形成纵横交错的街巷。村寨多依自然环境而建,并无固定型状,但前临水,后依山是常见的风水格局。较小的村寨,也有利用四周包屋的后墙作寨墙的,但防御性就差了。因为寨墙和普通屋墙是不同的,一是厚,常有几十厘米到一米多,俗语形容某人不要脸,就说他“面皮厚过寨墙”;二是坚,寨墙都是用生土即贝灰、沙土掺糯米和红糖捶压而成,乾隆版的《潮州府志》说其“坚如金石,即遇飓风推仆,烈火焚烧,而墙垣卓立无崩塌者。”
 
    家族性土楼的外墙也是采用这种生土,土楼的名称便由此而来。说到土楼,外地人往往以为是客家独有的建筑,其实不然,潮汕仅饶平县就存有600多座土楼,大约闽南民系和客家民系各占一半。近年福建有关于土楼是发源于闽南人还是客家人的论争,我认为两者还是互相渗透的。从记载来看,潮汕的生土使用年代比较早,如果将小村寨的屋墙加厚并改成生土,是很容易演化成土楼这种建筑形式的。世上最大的土楼是饶平三饶的道韵楼,该楼呈八卦形,建于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每卦长39米,布房9间,全楼周长314米,房72间,外径100米,比福建永定号称土楼之王的承启楼早120年,外径长27米,周长多84米。另福建诏安平和等地有半数土楼出自饶平工匠之手的说法,可能与潮汕人较早掌握生土建筑技术有关。
 
    我的家乡是饶平大榕铺,村里就有个圆型土楼,人口繁衍后又围绕土楼建了一些平房。我小时候常在惠来县城的方厝寨悠转,对那些因为年代久远而斑驳得象米糕一样的寨墙记忆犹新。那时城郊的下翁村,还有很完整的寨门和寨墙,不知道会不会也象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被愚昧地破坏了?乡寨曾经是我们的祖先赖以生存的屏障,但愿不要仅仅是存在我们的记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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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新民
来源: 
守望潮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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