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韩江渡口的类型

  清代韩江的渡口,既是民众出行的重要途径,也是商业贸易发展的必要设施。清时期是韩江渡口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在康熙中后期“禁海令”废除后,渡口数量大幅增加。韩江流经的中、下游大埔、丰顺、海阳及澄海四个县,境内的渡口数量逐渐增多。由清初的44处,乾隆时期增至91处,嘉庆时达到122处(顺治《潮州府志》乾隆《潮州府志》、乾隆《澄海县志》、道光《广东通志》、乾隆《大埔县志》)。

  这些渡口在实际的运作中,往往因航程、经营的性质以及地方情境而有所区别,因应的管理方式也不尽相同。

  首先,渡口按经营的性质大致可分为官渡、私渡及义渡三类。

  官渡由官府营建,渡口所有的经营费用,包括船只的购置、维护,船夫的工食等等均由官府承担。官渡渡口的船户、船只数量由官府设定。以澄海县为例,乾隆二十九年(1764),该县维舟亭渡额定配置为渡船五艘,船户五名。据乾隆《澄海县志》载:“维舟亭渡,距城北四里,达府城六十里。完饷渡船五只,船户张心德、陈标利、陈源利、王泽寿、何鸣高。”南洋渡有渡船五艘,船户四名。据乾隆《澄海县志》载:“南洋渡,距城北五里,达府城六十里。完饷渡船五只,船户张心德二只,王顺广、王茂钦、王友佐各一只。”

  官渡船户除了一般性地为乡民提供摆渡服务以外,同时也须为官府提供文书传递以及其他官方迎来送往等服务。此外,官渡作为公共设施,同时也是过往商船及其他船只的停靠之地。官渡通常设于河道的重要关口或者是河道与陆上通道的关口等,这些地方通常也是市场、商品集散地及巡检司盘查过往船只的去处,如大埔县的三河渡,海阳县的广济桥渡等等。官渡不论从渡口规模抑或航运能力等等因素,都比其他各类渡口占优,历史也通常较为悠久。如唐代韩愈祭鳄鱼所在的渡口,宋元明清时期一直是潮州城区通往各地的最主要的渡口之一。

  私渡通常为民间所设,或由官渡转化而来,一切营运的船只、人力等等均自行承担。私渡口的船户必须首先获得地方官府的许可方能进行经营,另外每年需向官府缴纳承运的费用。如澄海的私渡船户,必先至官府处获取“牌票”,有了“牌票”便具备官府承认的营运资格。(这一过程同时也包括了官府对船户及船只之间的交叉管理。)私渡通常以短途航线为主,渡口规模不大,供乡村聚落的民众渡河之用,并收取一定的搭乘费用。康熙时澄海的私渡有大牙渡、下埔渡、牛田洋渡等等。(康熙《澄海县志》)

  义渡,多为乡绅、乡民或地方官员等为地方公益筹钱设立。义渡的经久运作多仰赖于田地的收入,是为“以田养渡”。如大埔县的仙基坪渡口。“仙基坪渡,在县西大靖河。春夏水涨用舟济,秋冬水涸成徒杠。康熙二十年邑民张伟征、李锦荣、饶迪仁、张历荣、饶和章、杨于云、余奇标辈四十八人捐置田亩,为修葺之费。”(乾隆《大埔县志》)也有将钱存于典当行以每年的利息来作为渡口的经费,如光绪六年(1880)设置的海阳县意溪义渡,知府张联桂筹银二千两,交予当商,每年以八厘起息,作为义渡经费。(光绪《海阳县志》)义渡的日常维护及管理交由渡口的船户或是本地乡民设立的相关组织,如丰顺的义渡通常由渡口所在村落的董理会负责运营。“为利济行人计多由当地绅耆集赀设会董理,置有会产专供渡夫工食及造船费,行客唤渡投钱随人自由。”(民国《丰顺县志》)

  义渡通常只限于本村或者本区域的村民往来,以短途航线为主。私渡与义渡虽同为民间所设,不同的是,义渡通常为地方公益的一部分,一般不向乘客索取费用,即使收费也仅仅是象征性地随乘客自愿,多少不计。而私渡则往往以营利为目的。

  其次,韩江渡口按照航行范围还可分为横渡、直渡及海渡三类。

  直渡通常指渡口之间的定点航线,有固定的起点、终点,航程以中、长途为主。以康熙时澄海县渡口为例,南洋渡口的船只去往福建漳州,冠陇渡船只去往海阳县梅溪,园头渡则直达潮州府城,而水吼桥渡则去往揭阳。值得注意的是,直渡的航线不一定是单一的,有可能同一个渡口有多条航线,这往往根据地理位置及市场需求决定。如澄海的南洋渡,位于韩江的入海口,既有开往潮州府城的航线,也有去往饶平黄冈的航线。直渡可以理解为具备中、长途运载能力的渡口。

  横渡距离则限于河两岸之间,为短途运行,往往以所在的乡村命名,或者以渡口的拥有者命名。因此,横渡在韩江及其支流上最为普遍,遍布于各个乡村航道。一般情况下每个横渡的渡口只要一到两艘船便足以维持正常的运营。

  此外还有一种海渡,潮州地处海滨,沿海乡村地区之间还可通过海上航线相互往来,提供海上航线的渡口被称为海渡,如澄海的海渡有莱芜渡、南洋渡、樟林渡三个。莱芜渡北上可去往苏州,西去可去往海南;南洋及樟林去往饶平黄冈。这三个渡口所在的南关、南洋及樟林是清代澄海辖内的海关税馆,澄海海关税馆总计有五个。

  除了上述渡口,清代韩江流域还有一些特殊用途的渡口,如用以稽查食盐走私的渡口。韩江下游地区的食盐通过韩江源源不断地输往上游乃至赣、闽边界区域,当中也存在大量走私的运盐船。在距产盐区最近的澄海,设立了两个类似的渡口,一个叫鹅子渡口,“堵截小江盐(场)陆路私盐”,这个渡口与陆上的关口合二为一,拥有厂房五间,专门盘查水、陆私盐(嘉庆《澄海县志》);另一个叫渔洲渡,靠近海边,主要盘查沿海活动的走私船。大埔的猫儿渡,则为“妇女之刍采”提供摆渡。(乾隆《大埔县志》)

  必须指出的是,对韩江渡口作出上述分类并不具有绝对的意义,也无法做到绝对的划分。这种做法只是为了进一步认识韩江流域形色各异的渡口,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帮助。《广东航运史》一书,则按照渡口的地点及繁盛程度,将广东渡口分为港口、码头及津渡三类,这同样是一种尝试。实际上,一个渡口的性质往往并非单一的,如民间创设的义渡,通常一般为横渡,个别规模较大、处于交通要道的渡口则会同时开通直渡的航船,集多种性质于一身,澄海南洋渡为官民两用的渡口,由于提供不同的航程,它既属直渡,又属海渡。

  在时间过程当中渡口的性质也可能发生改变,需要根据各个地区具体的历史情境来看待。早期官渡的设置,是王政恤民的表现,也是传统乡村治理的必要公共设施。因此官渡的经营需要政府定期投入人力及物力,依托地方的劳役制度实行。在明代,船夫由官府征发民夫充任,渡船的收入充作官府粮饷。清代开海贸易后,韩江的商业贸易及航运业迅速发展起来,区域间往来日渐频繁,韩江官渡的管理也逐渐发生变化。数量有限的官渡与日渐繁盛的韩江贸易不相适应,官府尝试整合民间的航运力量,不少官渡逐渐转为官民合一、以民间经营为主的模式。以澄海南洋渡为例,康熙以前该渡口禁止民间船只停靠运营,知县王岱上任之后,将南洋渡改为官民两用的渡口,将经营权交给渡口船户。这样,官府不必再应付渡口的经营费用,还可每年获取一定的税额,既有助于地方的财政收入,也提高了渡口的使用效率。有的官渡甚至直接转为民间渡口,如海阳县的意溪渡,是潮州府城与意溪之间往来的主要渡口,光绪六年知府张联桂筹款补贴渡夫的船钱,免费为两岸的民众提供摆渡。另一方面,一个显著的趋势则是民间渡口(私渡、义渡)的大量兴建,至晚清时期,韩江流域的大部分渡口多为民间的义渡及私渡,其经营及管理主要以民间为主。

作者: 
李坚
来源: 
潮州日报(2019.10.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