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鳄鱼文》的标题

  《古文观止》是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两人编选、评注的“正蒙养而裨后学”(该书吴兴祚《序》中语),即为青少年提供的学习文言文的入门读物。自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行以后,三百多年来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影响深远。正如鲁迅先生在《选本》文中所说的:“评选的本子,影响于后来的文章的力量是不小的,恐怕还远在名家的专集之上。”

  《古文观止》选编的绝大部分文章,是从比它早三十多年前、由文艺评论家金圣叹(1608—1661)评选的《才子必读古文》一书转录过来的,而且不少评语,都直接抄袭“金批”(或部分改动,特别是对民主性强、民族意识较浓烈的批语,都要设法磨去它的批判性锋芒,使其符合“温柔敦厚”的古训)。因此,1986年8月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中,由点校者张国光先生撰写的《前言》乃直斥《古文观止》是对《才子必读古文》的抄袭和篡改,是属于“狗尾续貂”、“后来居下”的“选本”。

  然而,由于为人“狂傲有奇气”的金圣叹在1661年顺治帝死去的“国丧”期间,发动和组织吴县士民的“抗粮哭庙”活动,犯下了“滔天大罪”,因此同年七月被清朝杀害于南京。从此,金圣叹在世人口耳间,也便“讳莫若深”,《才子古文》也就“顺理成章”地长期被埋没、鲜为后人所知了。而《古文观止》于是取而代之,成为流布最广、阅读人数最多、几乎家喻户晓的古代散文选本。自问世以来,不断有人翻刻。新中国成立后,包括中华书局在内的一些出版社也相继校印。仅是岳麓书社出版的《言文对照<古文观止>》,据1994年喻岳衡先生的《第十一次重印后记》称:“本书自1982年2月出版以来,承广大读者的厚爱,至去年止,已是第三版第10次印刷,总印数达58万余册”。(该书版权页谓,至1998年12月已第19次印刷总印数达77.8万册)

  平心而论,《古文观止》虽影响深远,但确实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随意改动原文标题,即属不足之一。该书收录唐文43篇,韩愈文竟达24篇,占55.8%。突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地位,原也无可厚非。但其中与潮州关系最密切的《鳄鱼文》,标题却作《祭鳄鱼文》,孰是孰非,理当一辩。

  韩愈一生诗文,殁后由女婿李汉编成《昌黎先生集》。《序》曰:“长庆四年冬,先生殁。门人陇西李汉辱知最厚且亲,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五……哀辞祭文三十八……笔砚鳄鱼文三……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见《唐文粹》)李汉原编本久已亡佚,但从上文可知,《鳄鱼文》不在“哀辞祭文三十八”之列,而“笔砚鳄鱼文三”应指《来破砚文》、《毛颖传》、《鳄鱼文》。今传本将上述三文归入“杂文、状、表状类”,与李汉原编本略异,但《鳄鱼文》不属祭文类,标题亦无“祭”字,昭昭明矣。

  关于鳄鱼事,新、旧《唐书·韩愈传》均有记载:“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呪之。”(呪,亦作“咒”,意同祷告,祝告,不等同于“祭”。)

  把《鳄鱼文》改作《祭鳄鱼文》,依笔者管见,应始于南宋高宗朝之丹阳人洪兴祖之《韩子年谱》[(元和)十四年己亥]条:“春贬潮州刺史,冬移袁州……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国,行逾六旬,三月几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四月十六日有《送毛仙翁序》(按,宋·方崧卿《韩集举正》定其伪,故今传本删去)、二十四日有《祭鳄鱼文》。”洪兴祖系南宋初之学者型官员,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义》、《楚辞补注》等传世,便将《鳄鱼文》标题添一“祭”字,鄙意以为不妥,理由如下:

  一是,马通伯先生据明·东雅堂本编辑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2年版)卷五[哀辞、祭文]共录韩文37篇,其中除哀辞三篇、《弔武待御所画佛文》用“哀辞”、“弔”字外,余33篇标题首字均为“祭”字,可见,是否有“祭”字是判断韩文性质的重要依据之一。二是,韩愈撰写祭文的格式,通常都是以“维年月日,韩愈谨以……之奠,祭以……之灵”开头,而以“尚飨”收结。《鳄鱼文》却以“……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谿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开头,用“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煞尾,与韩文的祭文格式迥异,故曾国藩在《求阙斋读书录》卷八《韩昌黎集》谓:“《鳄鱼文》文气似《谕巴蜀檄》,彼以雄深,此则矫健。”也就是说,在曾氏看来,《鳄鱼文》根本不是祭文,倒像是一篇檄文。三是,如前所述,李汉《序》中已明言:“哀辞、祭文三十八,笔砚鳄鱼文三”,《鳄鱼文》不属“祭文”类,而是与“笔、砚”等“游戏文章”同类(后人归入“杂文”)。所以,《韩子年谱》作者凭一己之意改称该文为《祭鳄鱼文》,有违韩愈本意。

  由于《韩子年谱》开了率意改动韩文标题的头,故从此以后,《鳄鱼文》之标题便游移不定,随撰文者之意而各行其是。如:

  宋末元初以画“露根兰”著称的画家郑思肖在《所南翁一百二十图诗集·韩昌黎祭鳄鱼图》中,亦说韩愈是在“祭鳄鱼”,且于图上赋诗曰:

  朝奏空言暮远途,蓝关飞雪渍衣裙。

  岂期去国八千里,此意犹能化鳄鱼。

  金代的藁城人王若虚在《滹南遗老集》卷二十一《韩退之<驱鳄鱼文>》中说:“苦非佳作,史臣但书其事目足矣,而全录其词,亦何必也?”他不满《两唐书·韩愈传》全录《鳄鱼文》的作法,但却称该文为《驱鳄鱼文》。

  明嘉靖进士、归安人茅坤(字顺甫,号鹿门)的《茅鹿门先生文集·唐宋八大家文钞》则评《祭鳄鱼文》“词严义正,看之便足动鬼神。”但他认可《祭鳄鱼文》这个标题。

  清乾隆进士,无锡人朱宗洛(字绍川)在《<古文一隅>评语》卷中有[告鳄鱼文]一则,作者大概因原文有“以羊一猪一投恶谿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的一段话,故称该文为《告鳄鱼文》,这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标题。而评语曰:“文势一路追逼而下,末一段如万弩齐发,一时措手不及,光景真觉异样奇观……然后顿出‘杀’字,末又加一‘尽’字以惕之,则刺史奉天子命以杀之也,真属仁至义尽之言。”这段话,可谓道破《鳄鱼文》要害之所在,堪为历代讥笑韩愈驱鳄是“诡怪以疑民”者所深刻反思。

  总上所述,《鳄鱼文》面世以后,历代曾有过多个不同的标题。作为旨在“正蒙养而裨后学”的《古文观止》,本应为读者提供一部中规中矩的学习文言文的范本,但是,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该书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随意改动篇名,即为其中之一端。更由于该书普及程度极高,故至今大部分的读者只知《祭鳄鱼文》,而不知《昌黎文集》中只有归属于“杂文类”、不属“祭文类”的《鳄鱼文》。(按,《才子古文》未收录《鳄鱼文》)

  对此,晚清学者蔡铸在《蔡氏<古文评注>补正全集》中的[鳄鱼文]条已说得很透彻:“按:篇目本无‘祭’字,余自明白。玩文中‘投’字、‘食’字、‘告’字,并无‘祭’字。故李汉编入杂著,不列入祭文卷内,他本或加‘驱’字亦非。予考之《昌黎集》,则余说是也。姚姬传(鼎)《古文辞类纂》列此文于[檄令类],但篇目仍列‘祭’字,则是习而不察也。‘民害’二字,则是通篇大题目。”

来源: 
潮州日报(2019.0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