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书院与清末的新式教育改革

  清政府于1901年9月施行新政,下令将传统官办教育机构书院改办为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新式教育。在1898年以前,全国仅有学堂39所,新政施行之后,1903年增至769所,1904年4476所,1905年8277所(王笛:《清末新政与近代学堂的兴起》),发展势头迅猛。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也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端。

  位于潮州府城的三所书院,率先于1903年改办成学堂。其中金山书院改中学堂、韩山书院改师范学堂、城南书院改小学堂,成为当时粤东地区最早的官办学堂。

  城南书院是当时最早改制的少数几所书院之一,也是潮州最先改制的小学堂。按照此后相继施行的《钦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学生学龄大致在7-16岁之间。新式学堂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对于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起到关键作用。透过当时城南书院的改制过程,有助于了解清末民初潮州地区官办小学堂在新式教育方面的改革与发展。

  首先,由主张新学的教师管理学校。

  科举考试于1905年废除,而这一历史阶段,实际上也是新学与旧学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各地学堂不断兴建,而破坏学堂的现象也较为严重,兴学与毁学并存。城南小学堂改制时期,正是得益于当时海阳县令徐㑺声的筹划,从而为学堂的发展扫清障碍。

  徐㑺声,字东崖,浙江人,1902年任潮州海阳县令。徐㑺声能够顺应时势,积极推行新政,在他主政海阳的两年时间里,主办两件大事。其一是积极筹办警察;第二则是兴办新式教育。这两项内容事实上是清末民初潮州地方社会改革的重心,反映了徐在治理潮州方面的远见性。

  正因为如此,徐㑺声最初在选定城南小学堂教习的人选上,格外留意主张新学之士。对于那些反对新学,仍然采用僵化八股文禁锢思想的教习,一概摒弃不用。民国时期潮州学者翁辉东先生记载了当时的情况:

  “聘邑绅李芳兰为监院,陈锡祺为会计,翁兰为总教习,及刘钧培等四十人为教习。即考取学生,正取生月给膏火二元,备取则否。其管教一如书院旧制,四季举行季考,列前茅者给赏㑺声时至校巡察,可谓热心教育矣。”(翁辉东:《翁兰传》)

  李芳兰、陈锡祺、翁兰、刘钧培等人,均为当时潮州府城的名士。其中李、陈二人是当时潮州保安局的局绅,实际掌教城南小学堂的是翁兰。翁兰非常重视经世致用,早年曾前往香山、顺德地区调查当地的养蚕种桑情况,学习先进技术,将心得体会撰写成《蚕桑述略》一书。归来之后,向镇府方耀建议在潮州推行蚕桑局,改善地方民生。

  另外教习当中还有李秀桐(1873-1960),初由省贡院保送至上海中国公学深造,学毕归里,应聘于城南书院,任教长达三十载。据艺术名家佃介眉先生回忆,他本人于1903-1905年就读于城南小学堂,当时学堂内老师当中,印象最深刻的便是这位擅长古文和经史的李秀桐教习(佃锐东:《佃介眉先生艺术活动年表》)。

  其次是在教学内容上贯彻新学。

  在张之洞主持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当中,对全国小学堂提出的宗旨是“培养国民之善性,扩充国民之知识,强壮国民之身体”,注重德、智、体三方面的共同发展。

  城南小学堂的课程安排,也基本贯彻了这一宗旨。除了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读经讲经等中文课程外,也设置了算学、体操、图画、地理、格致、官音等课程,在高等小学阶段(12-16岁)还增加了英文课程。

  1903年初,徐㑺声亲自为城南小学堂拟定了考试题目。题目内容不但涉及中外历史,还紧密联系时政,如《印度并于英,波兰分于俄论》《日本法律几经修理,然后能复治外之权说》《兴中国商务策》。可以看出,要解答这样的题目,学生不仅要关注当时的国内、国际大事要闻,还必须能在此基础上兴言建策。《电具声光热力论》一题,则要求掌握电、声、光、热、力等物理常识(格致)。

  当中还有一些题目,涉及潮州时政,如《闻潮郡自昌黎开化其后,几有海滨邹鲁之称。适者新学勃兴,人思自奋。然习于枝叶之词而少根柢之学,其转移风气果操何道?》一题,要求对当时潮州兴办新学的前景以及韩愈对于潮州教育的影响发表看法,这里边实际上还包括了有关潮州乡土历史的内容。

  而《劝办潮州报效免厘》一题更是切中当时潮州的大事,以至于有学生奋笔直书报效不可施行,因言论过于激烈而遭到批斥。孰料一年之后,徐㑺声正是因报效征厘事件,立场上支持潮州商民而最终离职。

  这些选题摆脱传统僵化八股文的模式,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说明了当时学堂教学的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学堂,也注重个人学识与见解的培养,真正体现了经世致用的理念。可见当时执教者对于造就新式人才方面的良苦用心。

作者: 
李坚
来源: 
潮州日报(2019.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