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文文学的昨天与今天

    一 
     据历史文献记载,自明朝开始就有粤、闽等省的中国人定居泰国,但大规模的移民现象则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即自19世纪80年代起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止,年均1.5万人移居泰国。[1]1995年底,泰国华侨华人逾600万人,约占同期泰国总人口(5940万)的10.1%。[2]  
     中国移民不仅给泰国带来了农业、手工业等方面的生产技术,也发挥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纽带作用,如1802年《三国演义》、《西汉通俗演义》被译为泰文,广泛流传;泰皇拉玛二世还降旨翻译《东周列国志》、《封神演义》和《东汉通俗演义》等。尽管中华优秀文化对泰国的影响颇深,甚至曾经出现风行一时的泰国“三国文体”;但是,泰华文学并没有于此时此地诞生。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定居泰国的华侨华人多为文化较低的黎民百姓,不具备文学创作的主观条件;二是没有发表华文文学作品的园地。 
     随着华侨、华人几代人的辛勤经营、拼搏奋进,泰国华侨社会经济上已有一定的基础,泰国华文教育逐渐兴起,整个泰国社会的文化水准也不断提高,并培养出自己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20世纪初,祖籍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保皇派成员到东南亚华社创办报刊宣传其主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党人也奔赴南洋群岛兴学办报传播进步思想,争取包括泰国在内的广大侨胞的支持。在这种内外因相互作用下,自1903年起,泰国的《汉境日报》、《美南日报》、《湄南公报》、《启南日报》、《华暹日报》和《中华民报》等华文报纸相继问世。[3]上述华文日报的副刊,先是转载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如曼谷《中华民报》副刊“纪事珠”发表了洪深的话剧《赵阎王)和许地山的小说《命命鸟》等。不久,泰国华文文学作品也逐渐与华社读者见面了,因资料不易查找,目前见到的有泰华作者无心的新诗《爱神》和散文《爱神和饥鬼》、子才的短篇小说《拉夫歌声》等,这些早期的泰华作品基本上属于“侨民文学”,因为其内容大多是反映中国的社会生活,所流露的是作者飘泊异国他乡的孤独凄惘的感情,主题思想往往局限于对祖国故乡的无限眷恋,而表现泰国华社“此时此地”生活的作品可说是凤毛麟角。由此可见,20世纪最初二三十年泰华文学处于萌芽时期。 
     二 
     本世纪30年代期间(约十年之久),泰华文学百花园得益于比较充足的阳光雨露而生机盎然、姹紫嫣红。当时泰国当局对华社兴办文教事业未加限制,华文学校、华文报刊有比较宽阔的发展空间,为培养泰华文学新军以壮大泰华文学营造了良好的坏境。同时,经过萌芽时期的创作实践,泰华文坛的先行者们无论洞察社会现实的能力,还是艺术修养和表现技巧都日臻成熟。 
     30年代前5年,方兴未艾的泰华文学有一个主要收获即是树立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当时的作家、文学理论家郑开修(铁马)曾经说过:“作品之有没有社会价值,要看它对于现实批判作用而定。只写身边琐事,与社会没有实际联系的个人主义作品,现在是被清算了。我们要努力的地方是:怎样用形象化概括化的方法,来创造些能够表现出现实社会的内在矛盾的东西。”[4]这是泰华文坛的主流,在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指引下,出现了一批反映“此时此地”的好作品,比较有影响的是铁马的散文集《梅子集》、方柳烟的小说集《回风》、绿流的散文集《椰夜篇》及黄病佛的著作《死亡集》和《涂鸦集》等等。“侨民文学”虽仍存在,但已退居次位了。 
     30年代后几年,祖籍国——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日战争,泰国华社也同仇敌忾救亡图存。受当时中国文艺界的影响,泰国文坛发生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之争论。拥护前一口号的泰华作家积极主张写“抗日救国”的作品;接受后一口号者则竭力倡导反映“此时此地大众的生活”。[5]前者居主导地位,反映在文学创作领域中,“抗战文学”作品也居上风。《华侨日报》的“华侨文艺”、《国民日报》的“新时代”、《中华日报》的“椰风”、《时报》的“水平线”和《中原报》的“南辰”等华文报副刊为主要阵地,发表了大量义愤填膺饱含激情的抗日救国优秀作品。在诸多文学样式里,新诗的成就尤为显著,诗人阵容也是泰华文坛的主力,诗界的代表作为陈容子的诗集《蓝天使》、方涛的《水上家庭》、田江的《河边的人们》、曹圣的《草原》、林蝶依的《桥上集》、林秋冰的《蔷薇梦》,马奕音的《黄昏的怀念》、雷子的《异乡曲》、方修畅的《椰烟诗存》和黄病佛的《病佛诗集》等。[6]他们以笔为武器,用时代的最强音,抒发对祖籍国深厚的爱、对日寇强烈的恨,歌颂抗日勇士的英雄气概和呼唤人类良知的回归。上述诗作不仅有时代特色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而且艺术感染力也很强,引起泰国华社上下尤其是青年学生同赴国难的广泛共鸣,并将30年代泰华文学推向繁荣高潮。 
     然而,好景不常。二战爆发期间,由于泰国军人政权亲日排华和日本的侵泰,所有华校与华文报刊均被取缔。失去广大读者群和发表阵地的泰华文学,成为无根的浮萍。不少正气犹存的作家,或回祖籍国抗日,或留在泰国弃文经商,甘为侵略者作伥者为数极个别。因此这五六年间泰华文坛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至于凭藉滴血刺刀扶植起来的“汉奸文学”,自然是万众唾弃,遗臭千年,本文不屑提及。 
     三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给泰华文学带来风和日丽万物复苏的春天。首先是祖籍国为战胜国,改善了包括泰国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的处境,而亲日政权垮台后的泰国新政府取消一系列对待泰国华社的限制政策,不仅战时被取缔的华校华报可以复办,而且还为新办华校华报的注册大开方便之门。战后短短几年内,复办和新办的华文学校逾300所,华文报刊也超过20家,而且都开辟了副刊版,为泰华文学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十分宽广的天地。其次是泰华作家队伍较之战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显著扩大与提高。当时,不少到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香港读书的泰华青年学成返回出生地,加入泰华文坛;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一批有才华的中国作家来泰国觅业谋生,壮大了泰华文学界的力量。二战结束至50年代后期(约十三四年间),泰华文学由于上述两大积极因素相得益彰,并在空前宏大的读者群激励下,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其主要标志,笔者认为有三: 
     一是通过论争,坚定了泰华文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在泰华作家中,部分来泰不久的中国大陆文化人,因不甚了解泰华社会,对定居地的风土民情、热带景物等更是知之甚少,他们的写作题材往往是中国的社会生活。这些被称为“新唐”的作家认为,泰华文学应该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分支,“面向祖国”为自己的创作方向,他们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是反映中国的现实,实质是“侨民思想”在文学上的表现,是“侨民文学”在新时期的复活。被称为“旧唐”(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华人和二战前就定居泰国的华人)的泰华作家,则认为坚持现实主义就是坚持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而迢迢万里之外的祖籍国,那是“彼时彼地”的现实生活。这一场论争同当时马来亚发生的“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的实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泰华文学界的“新唐”与“旧唐”双方以互相理解、求大同存小异的平和态度结束了,而马来亚则因英殖民当局颁布实施“紧急条例”而不了了之。但是无论是泰华文学还是马华文学,实践证明反映“此时此地”现实生活、强调泰华或马华文学“独特性”的创作道路是正确的。这场论争后出现了一批主题健康、艺术水准较高、反映泰国华社现实生活的作品,标志着富有本地特色的、有别于中国文学“海外版”的泰华文学独立于世界华文文学之林之序幕拉开了。 
     二是本地与南来作家互学互补,新老作家团结协力,泰华文坛力量空前壮大。古今中外的文学史表明,文学的盛衰归根结底是决定于作家的质量与数量。这时期,泰华文学界由于妥善地协调了土生土长作家与中国南来作家、老作家与新作家之间的关系,使之取长补短,发挥各自优势,因而形成了一支泰华文学发轫以来最佳的写作队伍。当时主要的作家有如下几位:吴继岳,生于广东梅县,13岁南渡泰国谋生,自学成才,三十多年来利用编报之余创作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她的一生》、《遥远的爱》,长篇小说《“侨领”正传》,自传体回忆录《海外五十年》和《六十年海外见闻录》等著作,1990年荣获泰国“杰出报人”奖——泰新闻界的最高奖励。史青,本名魏登,祖籍广东潮州,1948年到泰国定居,主要职业是编文学副刊,在近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中,共出版9部著作,包括《波折》(长篇小说)、《灰色的楼房》(长篇小说)、《沉沉的钟声》(短篇小说集)、《洪泛的河》(诗集)、《搔痒集》(杂文)、《葡萄架下闲话》(杂文)、《锦绣河山万里游》(游记)、《北游鳞爪》(游记)和《潮州故事和歌谣》。巴尔,本名为颜壁,生于广东潮阳县贫苦农家,少年时到泰国,为泰华文坛最资深的作家之一,长篇小说《禁区》曾产生广泛、良好的影响,后来出版了中、长篇小说《陋巷》、《就医》、《陷井》、《沸腾大地》、《湄河之滨》,短篇小说集《绘制钞票的人》和诗集《海峡情深》等十多部著作,是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入世精神的坚持现实主义的泰华作家。此外,陈汀、谭真、林牧、倪长游、陈博文、周艾黎、姚万达、陈陆留、司马凡等,也是这时期的重要作家。他们的归队或加盟,不但充实了泰华文坛的阵容,更主要的是使泰华文学更上一层楼。[7]  
     三是泰华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全面的丰收。陈仃(原名林青,祖籍广东揭阳)于1954年出版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它以曼谷最古老的唐人街(也是最繁华的商业区)——三聘街为背景,通过对几位典型人物(大姑娘宝珠、二姑娘秀珠、四姑娘佩珠等)的性格刻划和悲欢离合情节的描述,展示出泰国华人的思想心态、生活习俗、商业竞争、社会关系及家庭亲属间的纠纷,堪称是50年代初期泰华社会的望远镜与显微镜,尤其小说的字里行间传出了三聘街上年轻华裔反对封建传统、争取自由民主的强烈呼声,在泰华读者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谭真的《座山城之家》、姚万达的《一个嚼槟榔的绅士》、陈陆留的《风雨京华》、司马凡的《火劫红莲》以及倪长游等7位作家合作撰写的“接力小说”《破毕舍歪传》等,也是这时期受到好评的力作。这一批长篇小说的题材都来源于泰华社会的实际生活,在当时泰国经济政治和华侨华人政策的大背景之下,针对人们所关心的社会现象和家庭问题,进行艺术概括,特别是着力于描绘华社有代表性的新老两代人物的精神风貌、人生座标,或褒或贬,颇具功底和力度。广大读者从这些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代代华侨华人在泰国荒原上披星戴月流汗洒血的创业艰辛,可以目睹到泰华社会中下层人士悲欢离合的遭遇和寄人篱下的心态,可以倾听到鞭挞黑暗现实与呼唤正义良知的呐喊,可以体会到作家们对华社封建迷信的危害和世风日下的批判与痛惜。      
     此外,中短篇小说、戏剧(主要是剧本创作)、诗歌、散文与杂文等,也均呈现百花齐放的兴盛态势。称之为泰华文学史上空前的全盛期是切合实际的。 
     四  
     古今中外的文学发展历程,总是与当时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社会局势息息相关的,泰华文学自然不能例外。本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泰国当局的华侨华人政策发生逆转。华人社团的活动受到种种限制,华校与华文报刊多数被迫关闭。泰华文坛在困境中求生存谋发展,《中华日报》的“文学”、“朝华”和“大时代”,《中华晚报》的“湄江”,《京华日报》的“文苑”、”青年”,《世界日报》的文艺版,以及《曼谷新闻》、《华风》、《华侨》、《七洲洋》等周报月刊,成为当时发表泰华文学作品的基本园地,为泰华文学的逆风而上立下汗马功劳。  在历时近20年的困境中拼搏的泰华作家,虽然没有二战后“全盛期”那样的累累硕果,却也获得功不可没的成绩。方思若等9人撰写的“接力式”的长篇小说《风雨耀华力》,吴继岳、史青、巴尔、倪长游、沈逸文、年腊梅等人的成功之作,都为这时期的泰华文学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耀华力路建于1891年,为曼谷王朝拉玛五世所命名,是曼谷市中心华人区的主要街道,泰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之一,至今仍保持华社组织形式与中华文化传统。[8]著名作家方思若(祖籍广东普宁县,自学成才,是作家兼企业家,对文学理论也颇有造诣,曾任泰华写作人协会会长),60年代主编华报副刊时,选取耀华力路风风雨雨的社会变迁、商场如战场的激烈竞争、华夏文化传统同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冲突、来自中国的老一代华侨与土生生长的新一代华裔人生观、价值观相悖所形成的代沟等等为题材,集结那些志同道合的文友们,采取游戏性“接力方式”,奉献了烩炙人口的集体创作《风雨耀华力》。 
     饱经人生沧桑的杰出的报界闻人、作家吴继岳,在蒙受政治冤狱的四年里,创作了第一个中篇小说《失去的春天》。它基本上是自传体小说,叙述了“我”青少年时期同表姐翠娥两精相悦的恋爱往事。最终“有情人难成眷属”,表姐留给“我”的仅仅是一个失去的春天,一个不堪重温的旧梦。情节故事虽然平淡无奇,但由于是作家刻骨铭心的自身经历,以饱蘸着“我”的泪水心血之笔,来抒发男女主人公纯真圣洁的情愫;用发自肺腑的心声,控诉旧礼教对海外华人爱情、婚姻和家庭的毒害与摧残,所以在60年代发表后,获得广大泰华读者的赞誉。      
     在泰华文坛仍然寂寥冷清的1973年,资深作家史青相继出版了两部杂文集一《搔痒集》(收集211篇杂文)和《葡萄架下的闲话》(包括100篇杂文)。这位知名度很高的杂文家在这两部专著里充分显示其独特的风格情调,即善于将庄重严肃的主题,通过幽默谐趣的笔墨体现出来;发挥学识渊博的优势,引经据典,连类比物,信手拈来,左右逢源,使文章写得生动泼辣,寓意更为深刻尖锐;针砭社会时弊,敢说敢写、无所畏惧,爱憎分明,有振聋发馈之势。泰华杂文向来不大景气,在时局维艰的六七十年代更是乏人问津,史青能以许多精力耗费于“冷门”文学形式的创作,而且卓有成效,实在难能可贵。 
     织布工人出身的青年腊梅(本名许静华,生于泰国,祖籍广东澄海县,常用笔名还有李虹、许心怡等),也是这一时期中流砥柱般的女作家。原泰华写作人协会方思若会长对她曾有恰如其份的评价:“李虹——是近二十年泰华文坛上最杰出的女作家。她写得一手很美的散文,情调怡人,文采淡雅,富于泥土气息;而更特出的表现,是在她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对于写人物,刻划性格,塑造形象,着墨传神,栩栩如生”。年腊梅在这时期发表或出版的作品如《花街》、《湄南河畔的故事》(均为短篇小说集)、中篇小说集《在鹰爪花架下》和散文集《长春藤》等,就是上述评价的印证。此外,她还是名篇巨著《风雨耀华力》的作者之一。 
     五 
     20世纪80年代,泰华文学界迎来了鲜花盛开、莺歌燕舞的又一个春天,其繁荣的景象一直持续至现在。这是由于这十多年泰国及泰华社会的诸多积极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概括地说:一是在世界多极化和东盟崛起的推动下,泰国执政当局对华社实行了比较宽容的政策,给华校华报的振兴构筑了必不可少的政治环境,从而使泰华文学获得了发展机遇;二是华文文学的发样地——中国,70年代末以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推动文学与学术界评介与研究包括泰华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不少泰华作家的名著传入中国,并且双方互访交流的活动日益活跃,所有这些举措,都大大激励泰华文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三是国际性的华文文学活动如火如荼,亚细亚文艺营、亚洲华文作家协会、国际华文女作家会议、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世界华文文学国际讨论会等,或召开年会,或不定期举办,出现了空前的华文作家、评论家和学术工作者大交流的局面,泰华文学界视野大开,深受鼓舞,创作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四是相继复办或新组建的泰国华文日报如《世界日报》、《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星暹日报》等都专辟文学副刊版,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的华文报刊和文学杂志,都为泰华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宽广的发表园地;五是积极地开展文学论争,求同存异,有利泰华文学的中兴,如1986年曾掀起两次大争鸣:一次是《新中原报》刊登了访泰中国作家郑万隆的短篇小说《空山》后引起的有关小说创作倾向的争论;另一次是因泰华诗人琴思钢的《旗与旗的四重奏》和岭南人的《一首争论的诗》所引发的关于“朦陇诗”的争论。这两场论争的实质是怎样看待传统与创新、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此类问题的不同观点之争。尽管最后没有达到共识,但对于提高泰华作家的理论水准、丰富创作思路和促进文学繁荣,无疑是及时雨、催化剂。 
     这时期泰华文坛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形式均获得空前的大丰收,仅仅是1988年6月至1990年12月的两年半时间里,泰华作家就出版了37部文学著作;这一不完全的统计数,已相当于70年来所出版的泰华文学作品集总数的四分之一[9]。现略举各领域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如下: 
     老作家李栩(本名李庆良,祖籍广东潮安)以其异常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依托,在生活较为安定的中年时期,才握笔描绘他耳闻目睹的大千世界。但涉足文坛不久,就发表他的成名作(也是代表作)《火砻头家》。写的是五六十年代泰国城乡之间众多小型碾米厂,因受出口洋行、关税和稻米主管机构的重重盘剥而惨淡经营苦苦支撑的困境,深刻地反映“谷贱伤农”的社会矛盾。1981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就以此佳作为书名。连同1986年和1991年印行的另两本小说集《光华堂》、《不断的根》,可以看出他是社会责任心强烈和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小说家,其短篇常在三五千字之间,谋篇布局讲究精巧,塑造人物形象善于在事件情节动态发展中完成。 
     199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湄河之滨》,充分体现了老一代泰华作家巴尔从事业余创作数十载的宗旨:“我对文艺的兴趣,并不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小王国的功名,而是基于人生观世界观而抱负着一种为大众,为揭发社会黑暗而工作,而去从事艰巨的文艺工作”。[10]因为这部力作围绕着曼谷嵩越路上大富豪章家第二代衰败沉沦的经历,并辐射到华社和泰国各个阶层以及三教九流的遭遇处境,可以说是当今泰国尤其是华社现实生活的缩影。作者借着故事的开展和对人物的描绘,揭示出社会的阴暗龌龊,并给予尖锐的讽刺批判,企盼人间的公平与正义早日到来。 
     散文一直是泰华文学中的强项,这一时期更有长足的进展。主要是这种文学形式自由活泼,篇幅一般短小,适合于泰华作家商余工余时创作。可马攻是以散文为主饮誉国际华文文学界的泰华作家。他生于泰国,祖籍广东潮阳县,主业经商,70年代初开始业余写作,后因故停笔十余年,1986年起再续前缘。1988年以来出版散文集《轻风吹在湄江上》(合著)、《尽在不言中》(合著)和《明月水中来》(散文集)、《湄江消夏录》(特写)、《冷热集》(杂文)、《梦余暇笔》(随笔集)、《演员》(微型小说集)、《泰华文学漫谈》(评论集)、《挽节集》(杂文)和《独醒》(微型小说集)等;1997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印行他的散文集《小河流梦》。[11]司马攻的散文富有特色,表现在题材上,“思乡怀旧”情结的抒发约占其散文作品的大半,这和他少年时代生活于潮汕平原是分不开的;反映在艺术上则构思独特,讲究章法,文笔质朴简练,每篇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极富感染力。 
     女作家梦莉是与司马攻齐名的另一位散文高手。她本名徐爱珍,三岁时自泰国回广东澄海故乡,长辈均出身于书香世家,自幼受良好的家庭黛陶,后因亲人或病逝或失踪,梦莉一下子从大家闺秀沦落为流浪女童,苦难的生活留给她毕生难忘的创伤。后来回出生地经商。披阅梦莉自1986年以来发表的许多散文,除了“小薇的童年”、“逃离狼穴”、“寸草心”等回忆童年往事之外,绝大多数作品以爱情为题材或至少涉及到爱情。在诸多“爱情篇”中,写得最能体现梦莉气质心态和艺术个性的,是那些抒写“离情别绪”的篇章。她的散文具有小说化的特征,非常注意细节描写和人物心理活动的揭示。泰华文学评论界甚至有人称之为“梦莉体”。《烟湖更添一段愁》散文集为梦莉的代表作。战后被认为泰华文学薄弱环节的新诗,由于诗人们的辛勤耕耘,迈入80年代以后,取得了喜人的突破。诗人岭南人(本名符绩忠,祖籍海南文昌县,50年代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后到香港经商,60年代去泰国经营珠宝丝布生意从小就爱诗梦诗,曾说:“当我恋诗梦诗的时候,不得不与缪斯依依分手;20多年匆匆过去了,当我忘了诗的时候,诗,却追到天涯,找到了我。从此诗离不了我,我也离不了诗。”[12]迄今,他已经写了近四百首诗,出版了诗集《结》等著作。他的诗来自生活感受和心灵的领悟,具有淡中见真、朴素畅达的特色;他还擅长用白描手法表现人生,在平易中给人以深意,在素淡中给人以美的感受。[13]他的《上管短笛》、《泳》、《回到故乡的月亮胖了》和《无歌也无泪》等诗作名篇是泰华诗坛上有影响的珍品。 
     李少儒(祖籍广东揭西县,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泰国定居)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已出版诗集《未到冰冻的冷流》、《五月总是诗》(集体创作,李少儒主编)和《桥》(合集),并印行了《锦绣泰国》、《求剑集》等论著。他的诗既受莎士比亚、泰戈尔和台湾现代派诗人余光中的影响,又深受中国古典诗词的薰陶,所以其作品不同于现实主义诗歌的风格,也有别于“食洋不化”的现代派新潮。评论界认为,李少儒的诗风含蓄、凝炼、典雅,同时洋溢着现代精神和创新意识,这是他的“诗观”在创作实践中的体现。在其《从唐诗谈到诗歌的现代性》一文中,他就明确指出“‘传统’不是‘陈旧’……创新不是‘失偏,’认为‘截断历史传统’就是创新,那是彻底的错误。没有‘传统的根,’开不出‘创新的花朵’”。[14] 
     这一时期深受读者赞誉的作家和作品还有黄重先的《许鸟仕和他的运输马队,陈博文的《抉择》,刘扬的《岔道口》,黎毅的《瞬息风云》,范模士的《麻将官司》以及子帆(本名郑铿濠)的《子帆诗集》和张望(本名陈毓明)撰写的一批现代派新诗。不再一一列举。 
     我们为80年代以来泰华文坛的万紫千红春色满园而欢欣鼓舞,更期待21世纪再创辉煌。但是,当前泰华文学界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评论界所说的“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尤其是华文教育的多年沉落,造成中华文化在泰国华人、华裔中的断层现象,泰华文坛的春天实际上召唤不了太多的年轻一代人”。[15]是的,本文所列举的和未披露的泰华作家绝大多数年逾花甲,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矛盾异常突出。当务之急是充分利用东亚和平与发展的环境,充分利用由于中泰经贸交往密切、泰国政府放宽华文教育限制的良机,进一步发扬老作家传、帮、带的优良传统,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在泰华实业界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培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后起之秀;同时通过华校、华文媒体和华人社团等渠道,引导、发展热爱华文文学的广大读者群;中国大陆、台港澳地区和世界华文文学界也要运用诸多有效措施、方式,协助培养泰华文坛的新生力量。那么,新世纪的泰华文学将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沈已尧著:《东南亚——海外故乡》,友谊出版公司,1985年版。 
     [2]1995年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第37、54页。 
     [3]谢犹荣著:《泰华报业小史》。 
     [4]泰华作家年腊梅著:《郑开修先生与文艺》。 
     [5]引自陈陆留等编写:《泰国华文文学史料(上)》。 
     [6]引自李少儒著:《“五四”爆开的火花——泰华新诗发展简史》。 
     [7]陈贤茂等著:《海外华文文学史初编》,第342页。 
     [8]引自周南京生编:《世界华侨华人词典》,第895页 
     [9]范模士:《八十年代泰华文学概况》。 
     [10]引自张永符:《我所认识的巴尔先生》。 
     [11]此书列入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主编的“华人书林”丛书。 
     [12]岭南人:《结》后记,诗双月刊,1991年12月。 
     [13]参考陈贤茂等著:《海外华文文学史》,第421、424页。 
     [14]李少儒:《我的诗观》。 
     [15]引自周艾黎:《八十年代:泰华文坛及其作家群像》。

作者: 
NULL
来源: 
原载于1998年第4期《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浏览次数: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