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龙坊”的命名系为纪念高攀龙吗?

清雍正《揭阳县志》的县镇图。

清乾隆《揭阳县志》的县镇图。

明嘉靖《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志》揭阳县“社学”一节的记载。

  古代把一个城邑划分为若干街区,通称为坊。明清时期,揭阳县城榕城也照此办理。明代县城划分为魁元坊、达道坊、攀龙坊、魁隆坊、樁桂坊、解元坊、登云坊7个街区。清代则将原登云坊改名为朝天坊,其余名字照旧(据清雍正及乾隆版《揭阳县志》)。对于其中的“攀龙坊”,有文史论者发文称当年这样命名是为了纪念高攀龙,对此揭阳文史界专家及读者几乎形成了共识。

  高攀龙(1562~1626),字存之,又字云从,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 ,明代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为“东林八君子”之一。万历十七年(1589)中进士,后丁忧回家守孝。万历二十年(1592)任行人司行人。万历二十二年(1594),他上疏参劾首辅王锡爵,被贬为广东揭阳县添注典史。万历二十三年(1595),高攀龙辞官归家,与明代思想家,东林党另一领袖顾宪成兄弟重建东林书院,在家讲学二十余年。天启元年(1621),高攀龙重获起用,被任命为光禄寺丞,后历任太常少卿、大理寺右少卿、太仆卿、刑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天启六年(1626),明末阉党“五虎”之首崔呈秀假造浙江税监李实奏本,诬告高攀龙等人贪污,魏忠贤借机搜捕东林党人。这一年3月,高攀龙不堪屈辱,投水自尽,时年64岁。崇祯元年(1628),高攀龙得朝廷平反,追赠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氏著有《高子遗书》12卷和《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 《正蒙释》 《二程节录》 《水居诗稿》 《毛诗集注》等书。在学术思想上,他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批判王学(王阳明学派)末流“空虚玄妙”之弊。他把“治国平天下”看做是格物致知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必然结果,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毕生追求的政治理想。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命运和百姓生活,在邪恶面前坚持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崇高的气节,其思想与道德足以成为后世楷模。当年他自水路前往揭阳就任时,于船上就订立严规,要求自己静心以涵养德性,不为外界干扰。在揭任职半年间,高氏没有因自己是谪官而心志消沉怠于职事。工作之余,他热心选拔有学识的少年加以培养,每天在官衙内悉心教授生徒,为他们正文体,释书义,传授读书方法及品德修养要领,并编集《朱子要语》作为他们学习的教材,传播程、朱理学,培养了不少学生,为地方教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因而受到了当时和后世揭阳人的敬重。

  然而,历史上并没有为了纪念高攀龙而将县城中的一个街区命名为“攀龙坊”这回事。查阅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潮州知府郭春震所修《潮州府志》卷二《建置志》揭阳县“社学”一节载:社学“十(处),曰:东隅馆即府馆旧址,西隅馆即东岳观旧址,魁元坊一,达道坊一,攀龙坊一,宣化街一,魁隆坊一,樁桂坊一,解元坊一,登云坊一,俱在治内。”这段记载可见早在明嘉靖二十六年郭春震修《潮州府志》之前,“攀龙坊”一名就已存在。高攀龙生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攀龙坊”命名于何时虽史无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以“攀龙坊”命名榕城一隅时,高攀龙还远未出生,何来以“攀龙”命名系为了纪念高攀龙?之所以出现这种误判,无非撰文者因掌握史料不足而望文生义。

  治史者宜多占有史料,以科学的严谨态度反复考证,力求得出正确的结论,然后形成文字,发诸报刊,才能起到向大众普及文史知识的正面作用,千万别急于求成,一时想当然而妄下结论,以致误导读者及后人。

作者: 
陈作宏
来源: 
揭阳日报(2019.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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