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中看到郑春发先生、郑拱汉先生父子

  人类宗教信仰的产生和延续,除了有特定历史与社会背景外,还必须有现实依据为基础,潮人的善堂信仰与传播也不例外。善堂之所以从中国潮汕地区“过番”到新加坡,并在此扎根,开枝散叶,蓬勃发展,成为新加坡潮人社群的一大特色,归究其因,最主要是客观的生活需求与主观的文化认同两大基础。我们可以约略分为以下数点说明:

  首先

  善堂照料了族群乡亲的生老病死。早期的中国移民大多数只身南来谋生,他们多不带家眷“过番”,因为他们多是以契约劳工的身份来当苦力,有许多还是被拐骗或卖到“番边”的“猪仔”,其次,他们大多数都抱着一种暂时“流寓”的心态,希望能在“番边”苦干一段时期后,或能衣锦还乡,与家人团聚,或能落叶归根,安享晚年。赖美惠在《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一书中曾对这一点作了分析:

  二十世纪之前移殖的华人一向很少携带家属同来,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他们有中国传统思想“安土重迁”的观念,喜欢把他们的妻子儿女放在故乡,而且他们大多数无力携带家眷远涉重洋。另一个原因是中国政府当局,对于出国的男性移民关限很宽,然而在防止妇女被携出国一事上却极为慎重。

  基于上述客观与主观因素,大量潮人移民孤家寡人在人生地不熟的“番边”生活。因生活环境的恶劣,他们必须经常要面对病痛与死亡的威胁。以新加坡为例,当时华人移民的死亡率一直高居二位数。因此,对自身“生”、“老”、“病”、“死”如何得以妥善照料和处理,也自然成了生活在异乡的移民最关切的共同问题。他们渴望在自己患病时能够有人照料,年老后若无法回乡,生活仍然有所依靠,在死后也有人办理自己的身后事。而对孑然一身、生活清贫的移民来说,最有可能满足他们这种要求的便是同在异乡的乡亲族群。在这种客观的因素下,当时在新加坡的一些潮籍侨领和善心人士便发起成立“善堂”,以潮汕地区的善堂为模式,秉承祖师遗训,积极发扬慈善事业,为潮籍移民提供如施医赠药,收埋遗体等各种福利。新加坡潮人善堂这种以血缘和地缘作为基础的独特慈善组织,便在这种客观需求之下应运而生。



早期做苦力的华人移民

  其次

  善堂满足了移民在生活上对宗教信仰的需要。随着移居新加坡的潮人与日俱增,潮人移民社群也逐渐形成和壮大,伴随而来的便是宗教信仰的普及化。正如颜清湟教授所说:“中国移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新的土地上需要宗教信仰。由于前途未卜及航海中的危险无法预料,宗教信仰便成为他们精神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宗教信仰除了是移民从祖籍带到移居地的一种传统文化外,也是他们在彷徨和承受极大压力的生活中祈求心灵安宁和寻找精神寄托的重要管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以奉祀释大峰祖师为主的善堂,行善之余,其堂内所奉祀的大峰祖师及诸佛仙尊,还降鸾训示,为信众提供扶乩,指点迷津,祈福消灾,赐符保身,也因此和其他寺庙一样,在满足移民的宗教生活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再次

  善堂也兼顾移民对祖先崇拜的需求。深受儒教影响的祖先崇拜,自古以来就属中国文化里小传统习俗的主要内容,也是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部份。对于离开祖籍地的移民来说,他们虽然脱离了原有的社会文化脉络,但并没有忽略对祖先崇拜和祭祀活动的意义,尤其是移居至东南亚的华人,其祖籍地主要是“明清以来宗族组织较为发展的闽粤地区”,对祖宗的崇拜与祭祀就更为重视和讲究了。同样的,移居至新加坡的潮人,也把在祖籍地对先人丧后的安葬和祭祀的传统习俗带来,特别是在远离故土,面对陌生和变幻莫测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下,更加渴望乞求先灵的保佑与降福,这种心态使潮人移民社群益加重视对先人的丧礼与祭祀。

  善堂多设经乐股来负责诵经礼忏、办理堂员亲属丧殡事宜和超渡亡魂的工作。使生者得到心灵上的慰藉。此外,许多善堂也为堂员提供安奉长生禄位和先人神主牌以及灵骨灰瓮的场所,定时享祭。显然,善堂所提供的这些丧殡服务和做“功德”的追念祖先的宗教法会和仪式,正满足了当时潮人移民在祖先崇拜方面的实际需要。毋怪乎善堂的活动在早期潮人社群中得到广泛的欢迎。



新加坡善堂祭拜现场

  从文化认同方面来分析,新加坡的潮人善堂本来便是源于侨乡的社会文化资源。对潮人而言,善堂信仰在祖籍地潮汕已有悠久的历史,是潮人独特的民俗,以至生活的一部分。民俗是一种社会文化,最具有传统性和乡土性,它由民众创造,又由他们传播,传承于乡间故里,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善堂信仰不仅是潮人故乡的社群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番边”亦是如此。新加坡的善堂,举凡礼佛仪式,神台供品,春秋祭祀,谶疏祝文,施孤济幽,生老礼俗,修斋诵经,祈福保安,谢恩酬神,梨园助兴,音乐锣鼓,彩绣楹联,纯属潮州传统礼俗,可谓潮人宗教民俗的一个整体写照,在“番边”潮人社群里对侨乡的社会文化有传承的重要作用;而源自侨乡的善堂,也就已经不仅是潮人移民参与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更是寄托着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深切怀念,并令他们产生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归属。早期旅居海外的潮人仍然受到侨乡传统乡土社会文化心态的影响,强烈的“根”的观念仍然深深刻在他们的意识中。这种心系故土的情怀也就直接促使善堂信仰这种传播自家乡的文化资源很快地在本地的族群中发展起来。



善堂诵经仪式

  再从传统文化的视角观察,潮人善堂明显的有其自己的特色。有些学者便指出潮人善堂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特色表现于“释、道、儒”三教融于一体:

  潮汕善堂最大的特色是“释、道、儒”三教融于一体,因为善堂的主旨是宣扬“为善至乐”,这于释、道、儒三教的教义都出于同源;它的楹联、碑记也蕴含着以儒释道、以道解儒的哲理;它的音乐既有佛的梵音,也有道的颂曲,更糅合儒家的礼乐,形成独特的潮汕善堂音乐;它膜拜的偶像,佛、道、儒一视同仁……三教互融在潮汕善堂得到充分的诠释。

饶宗颐教授也同意“潮汕善堂文化的特色是潮汕人现实主义的处世观点,糅合了释、儒、道的哲理思想所形成的特殊文化。”,这个观点是客观和确切的。儒以治世,道以救世,释以度世,三教融通,善与人同。善堂所崇奉的大峰祖师是位信而有征的历史人物,出自禅宗大乘佛门,善堂奉行大峰祖师圣训,从事慈善服务的活动,广义上是履行佛释讲求因果报应,劝人行善,慈悲救世的宏愿。道家也有劝善去恶言论,如《老子》第十九章云:“无道无亲,常与善人”,“施恩布德,世代荣昌”。儒家更是以宣扬仁爱博施、养老慈幼、恤贫济苦为其伦理核心。善堂便是用佛理启导人们作善事,先修行而后布施行善,又通过佛、道的宗教仪式,以及经文音乐和善举的实践,两者结合以宣扬儒家的博爱精神与孝道思想,启化人心弃邪归正,向上向善。换言之,潮人善堂文化明显体现出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融于一体的传统特征,它之所以能广被海外华人移民认同和信仰,也就不足为奇了。



新加坡同德善堂念心社的土地爷宫

  善堂文化也符合潮人的民间信仰取向。善堂文化充满浓厚的民间色彩,是慈善活动与民间信仰的紧密结合。林悟殊教授指出“事实上,不少善堂的前身,本来就是念佛社之类的民间信仰组织,尔后才演化升格为善堂或善社,与民间信仰的传播是分不开的”,是“民众逐步把大峰升格为消灾纳福之善神,尊为祖师,虔诚崇祀”。姑且不论这个说法是否还需商榷,善堂中除了崇拜大峰祖师外,也有供奉其他民间诸神确是事实。潮人拜神统称为“拜老爷”。这“老爷”就包括了一切神明,其特点是因善而成神,潮人寺庙中在神像的安置上,佛道人神混乱的现象也经常可见。例如许多寺庙里正中供奉佛祖释迦如来、文殊菩萨,两旁为观音菩萨和道教的注生娘娘,或太白星君和太上老君。两侧偏殿置有道教地府十殿冥君,庙内还设民间诸神像供善男信女参拜,甚至墙壁上或刻有十八地狱图,或画上儒家二十四孝图。这种佛道和地方诸神兼供奉膜拜的形式,在潮州习俗里极为普遍,也是民间信仰的特色。尽管善堂主要是以大峰祖师为信仰力量,作为展开慈善活动的动力,但新加坡的潮人善堂所崇奉的除了佛祖、诸菩萨和大峰祖师外,就有许多如太上老君、华佗先师、天后娘娘、玄天上帝、观音、关帝、正德福神(即大伯公)、门神等民间诸神,充分展现了本地民间信仰的色彩,而善堂的宗教仪式,祭祀活动和所举办的一些节日庆典,均具浓厚民间信仰的性质,就更为明显了。上文所提到“扶乩”仪式就是一例。“扶乩”亦俗称“扶鸾”,是新、马、港、泰等地海外潮人善堂独特的活动,除了祖师或其他神明示谕在特定的时日扶乩外,一般上在阴历每逢初一或十五才举行这种仪式。“扶乩”原是道教的其中一种占卜仪式,“乩童”或“乩手”在神灵附身后主使下,用桃枝做成的“Y”形鸾笔,在置于神像前的沙盘上写出“乩文”,是为神明所赐的“乩谕”或“乩示”。“扶乩”即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特色。善堂信众将“乩示”视为祖师或所崇奉的其他神明示训醒世,降福祐世和为堂员和善男信你排忧解难,作法消灾的“圣谕”,不但深信不疑,且必须加以护持和遵行。从潮汕南来新加坡的移民除了信仰佛教,也有很多是信仰道教或儒教。但是,因为早期移民多是从事粗活的劳工,出身自社会低下阶层,教育水平和文化修养皆不高,他们的宗教意识层次也只停留在属于人类学家Robert Redfield所谓的小传统层次的民间信仰和祭祀礼仪。社会学家陈达的调查也指出:南洋闽粤移民的民间信仰对象,除祖先崇拜外,大多来源于道教和佛教的通俗方面。所以善堂所具有的民间宗教信仰的特色,可说是附合了潮人移民的宗教信仰取向。



新加坡同德善堂念心社

  值得重视的另一点是,善堂的功德仪式在宣扬孝道方面有其特殊的意义。孝道是自古至今华人社会最为重视的传统道德观念。《论语·为政篇》便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这是孔子对孝道的主张。虽说为先人“做功德”是一种“怃生恤死”的仪式,甚至经常被视为一种迷信,但在“做功德”的过程中所念诵的各种经文,所举行的各种仪式,除了述颂母亲十月怀胎之,双亲如何含辛茹苦,将儿女抚育成人外,还能宣扬为人子女必须慎终追远,饮水思源,勿忘父母养育之恩的孝道。子孙们在亲自参与了整个仪式后,在一定程度上皆能感同身受,对这种传统伦理价值观有所体会。所以,善堂在这方面的活动自然也受到欢迎和重视。事实上,有不少人加入善堂成为堂员或参与善堂活动,除了因为信仰大峰祖师,秉承其行善遗训外,就是为了能将父母或近亲列为“福荫人”,当福荫人逝世时,可以享有将灵骨灰瓮和神主牌供奉于善堂的优先权,也可以安排善堂为福荫人“做功德”,超渡亡灵,以期对先人“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在华人社会里,人们的行善义举也往往与光宗耀祖有密切的关系。传统的伦理观念中的“孝”与“义”都是倍受重视的道德行为,而义举又经常归本于孝思,行义是一种尽孝的表现。《论语·学而篇》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儿女才算是尽了孝道。所以,儿女应该在道德行为上,以“义”来体现不忘父训,来彰显和延续父祖的义举美德,以尽孝道。行善既可以体现父祖家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而远亲近邻,社会人士对子孙义举的颂扬,也会追及父祖,故而得以光宗耀祖。所以急公好义既是子孙们所应克尽的孝道,但光宗耀祖亦成了义举的一种重要的驱动力,而参与善堂的慈善活动,虽然也受“义”的精神感召,但也成为其中一种发扬父祖好善乐施的高尚精神,藉以光宗耀祖的途径。

  在新加坡的善堂组织里,我们不难找到父子,甚至是祖孙三代先后投身善堂服务,对社会作出巨大贡献而深受景仰的例子。例如新加坡修德善堂养心社主席张昌隆先生,其父泗川先生、祖父汉三先生,祖孙三代先后领导修德善堂养心社近五十年,善堂为了纪念张氏祖孙三代行善、倾资无计而以其先祖佐泉公命名该堂经楼。

  同德善堂念心社的郑春发父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郑春发先生在逝世之前的三十余年间,通过自己所领导的同德善堂念心社,先后在新加坡和中国的祖籍地做了大量的慈善和福利工作,他逝世后,哲嗣郑拱汉继承了父亲的慈善事业,全力投入善堂服务社群的工作,带领弟妹完成父亲的遗愿,捐资建造一所洗肾中心。当时的新加坡社会发展部长阿都拉先生便表扬郑拱汉先生和弟妹秉承家庭训导,热心公益,服务社区,形成一种传统的家庭价值观。该善堂所在地摩绵区的公民咨询委员会也颁送纪念牌以褒扬郑老。同德善堂也铸造郑春发铜像及其史略,置于安老院入门正中处,以扬仁风,作为后人楷模。由此可见,郑拱汉及其弟妹虽是为了实现父亲遗愿而慷慨捐助和积极参与善堂的慈善工作,但也藉此发扬其父生前慈悲行善,无私奉献的精神,令父亲在慈善事业上和善堂组织里名留青史,尽了为人子女光宗耀祖的本分和孝道。



春发纪念亭

  地缘关系与方言群的认同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影响是广泛的。这方面的影响也明显反映在善堂这个潮人的特殊组织上。就如早期其他庙宇一样,善堂并非只是潮人膜拜祖师神祗和祭祀与追思先人的场所,它也不仅是办理各种善事的慈善机构,它还是潮籍移民联络感情,建立人脉网络的一个重要平台。当时,各方言社群都有自己的庙宇,为乡亲族群提供一个祭祀活动和联络乡谊,解决纠纷的场所。这些庙宇和各自的族群会馆有密切的关系。例如福建帮有由福建会馆管理的天福宫和设于福州会馆顶层的天后宫,广东帮有宁阳会馆所建的海唇福德祠,海南帮有设在琼州会馆后厢的天后宫,客家帮的丹戎巴葛福德祠也是由应和会馆所建。潮人社群则除了由义安公司所管理的粤海清庙之外,还有各大善堂。作为一个源自潮汕地区,以潮人为主要成员的民间组织,善堂的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自然也依据潮人的习俗特色来办理,诵经乩示皆用潮语,堂员间的沟通语言主要还是自己的家乡话,信众们表现了很强的方言族群认同和地缘性的凝聚力。正由于具有这种地缘关系,善堂得以通过它对会员所提供的各种慈善与宗教活动,在早期的潮人社会中负起了实质的族群联谊功能,以及由此功能所展开的商业网络。这一点和其他华人会馆和社团组织的成立背景与功能是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善堂的民间信仰和宗教活动还在潮人社群中构成一种神缘关系,益发巩固了原有的地缘关系和族群的凝聚力。

新加坡善堂游行现场



  二十世紀初,“过番”的潮人移民将对家乡故土的怀念,将大峰祖师悲天悯人,乐施行善的精神,以及传统的民间信仰有机地结合起来,创建了善堂。在当时客观的社会需求与有利的文化因素下,潮人善堂得以在新加坡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立足,成为潮人社群独特的宗教组织和慈善团体。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今天的潮人善堂有了很大的变化与长足的发展。在适应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生活需求的大前提之下,善堂在社会福利方面扮演了比过去更多鲜明和更重要的角色,也藉此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今天的善堂已不单是一个宗教与慈善组织,更多时候,它被视为社区中的一个不分种族、宗教、语言和社会阶层的慈善团体,提供更为广泛和多元化的救济和福利。它在各个领域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一般只为内部成员服务的民间团体。可以说,拥有八十余年历史的新加坡潮人善堂有其辉煌的发展历程,并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一个强有力的新的立足点,这是因为它能够在社会变迁下迅速和及时自我更新,在提供现实功能方面与时俱进,注入新元素,从而继续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源。但是,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的冲击下,潮人善堂要确保有灿烂的将来,却仍然是一项严峻挑战,单靠提供先进的慈善与救济服务是不足应变的。一种文化的生命力强盛与否,取决于其本身的创新和传承能力,同样的,善堂作为潮人文化一部分,除了社会功能的更新外,还必须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其丰富的文化内涵,重构和巩固堂员间的文化认同,才能延续其作为潮人独特的组织、信仰和文化的生命力。

本文节选自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志贤教授《新加坡潮人善堂溯源》一文(2017-005)

 

作者: 
李志贤
来源: 
微信公众号"鲲江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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