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潮州青釉瓷的创烧与外销

  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李靖平岭南,潮州归属唐朝,属岭南东道。至唐代中期辖海阳、潮阳、程乡三县。自常衮、韩愈贬下潮州之后,潮州的地理环境及社会人文有了改变。唐代中、晚期,随着移民南下,将先进生产技术带到潮州,开创了潮州的瓷业生产新篇章。

  那么,唐代潮州的陶瓷生产情况如何?我们只能从现在的考古挖掘成果得到了解,程乡(梅县)水车窑、州城南关窑、北关窑等唐代窑址的发掘,让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唐代潮州青釉瓷生产的情形;近年来随着基本建设的发展,在高速公路等建设工地、韩江抽沙作业现场及海洋打捞的古代沉船中出土、出水了大量的古代瓷器,其中有不少为潮州窑唐代青釉瓷。这些发现的器物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唐代潮州窑的生产及运销情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下面就相关情况作简单梳理。

  唐代潮州窑业的研究与考古发现

  关于唐代青釉瓷的研究,主要有二方面,一方面是对唐宋窑址的考古发掘或调查简报,如:1964年,曾广亿在《考古》杂志发表了《广东潮安北郊唐代窑址》,介绍了1954年和1958年在潮安北郊的北堤头至窑上埠一带,发现的古窑约有二十多座,并报告了对北堤头和窑上埠的唐代窑址进行考古发掘的详细情况 ;1981年,发表了《潮州笔架山宋代窑址发掘报告》及《潮州唐宋窑址初探》 ,对潮州南北郊唐代窑址的分布、出土实物做了调查,较全面地对以北关为中心的古窑进行了介绍。1987年,广东省博物馆的《广东梅县古墓葬和古窑址调查、发掘简报》 ,介绍了自1978年至1981年,广东省博物馆先后派出曾广亿、杨少祥、杨耀林、古运泉等专家,到梅县考古调查发掘的情况。他们先后在畲江、程江、瑶上等公社发掘,清理南朝、唐、宋、元古墓十一座,并调查了水车、南口两公社的唐代窑址。这次调查发现,此二古窑址应属唐代,其产品造型、釉色与潮安北堤头唐代窑址出土的器物类似。1994年,杨少祥的《广东梅县唐宋窑址》 ,对梅县唐宋窑址做了系统的报告。另一方面,是以窑址发掘报告为依据的研究性论文,如:1991年,曾广亿发表《广东瓷窑遗址考古概要》 ,再次对唐代的潮州青釉瓷做了研究。2004年,民间收藏家谢映明根据自己及民间的收藏介绍水车窑更多的产品器型,发表《广东唐代青釉瓷名窑——水车窑》 ;2005年,又出版《南国青釉瓷水车窑》 。2006年,陈志民的《唐代梅县水车窑与潮州窑的发展成因初探》 ,提出了唐代潮州青釉瓷生产技术来源于江西洪州窑,即洪州窑的生产技术传播到客乡及潮城,水车窑、北关窑的生产工艺与江西洪州窑的关系,比浙江越窑更为密切的观点。2011年,广东省博物馆编《南国瓷珍——潮州窑瓷器精粹》 ,2012年,由广东省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潮州市博物馆、潮州市颐陶轩陶瓷文化艺术研究所(现为潮州市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共同主办首届潮州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由黄挺、李炳炎主编《南国瓷珍——潮州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5年,黄舒泓、李炳炎编著的《唐宋潮州窑》首次刊发潮州市博物馆和颐陶轩潮州窑博物馆藏的潮州唐代青釉瓷器系列及其工艺特征介绍。这两方面的研究,基本能够反映出目前已发现的唐代潮州青釉瓷概貌。

  唐代中国陶瓷从釉色上分有“北白南青”的规律。全国陶瓷名窑主要有河北的邢窑、定窑白瓷,浙江越窑青瓷,河南巩县窑、陕西耀州窑的唐三彩陶器与湖南长沙窑的青釉褐、绿彩瓷器等,扬名天下,远销海外 。唐代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广州为全国贸易的主要港口,各地陶瓷产品通过广州销往海外。

  1998年,德国打捞公司在印尼勿里洞岛海域一块黑色大礁岩附近发现了唐朝时期的一艘沉船,命名为“黑石号”,又名为“Batu Hitam”。这艘船只的结构为阿拉伯商船,装载着经由东南亚运往西亚、北非的中国货物,仅中国瓷器就达到67000多件,从中发掘并找获一批湖南长沙窑瓷器,邢窑白瓷,白釉绿彩瓷以及越窑青瓷。其中长沙窑瓷器共有5万件之多,占了全部沉船瓷器的九成以上。而署款最早的一件,书上宝历二年(826)七月十六日,正是唐敬宗李湛在位时期的丙午年间烧造。长沙窑代表了唐代从注重瓷器的釉色美感转移到瓷器彩绘装饰美的发展新方向。长沙窑瓷器器美与式样之多,在唐窑中也很少见。烧制窑物虽以日常生活用器为主,但又兼烧文房用具及各种瓷塑玩具。随着唐代对外贸易的不断扩大,长沙窑的外销瓷也随着发展。为了适应外销需要,具有西亚、波斯风格的带彩堆贴如胡人乐舞、狮舞图、彩绘的椰林、葡萄以及一些鸟鹊等图案出现在瓷器上,说明长沙窑在向外传播的同时,也受到了域外文化的影响而愈益丰富多彩 。历史记载,唐朝时大量的长沙窑瓷器都是由广州输出国外。黑石号的发现,开阔了长沙窑研究的视野,也从中可以认识到,唐代广州港运销海外的瓷器,基本为集市采购,多窑口产品并销的贸易模式;同时也了解到,黑石号的青瓷中还有少数为唐代潮州窑青瓷产品,如双系卷唇带流注壶、卷口椭圆鼓腹带流罐、青瓷碗、四棱大碗、菱花口碗等 。那么这些潮州青釉瓷到底产自哪里呢?

  下面就水车窑、北关窑的考古发掘情况作简单梳理:

  1、水车窑

  1982年11月,我国著名的古陶瓷专家冯先铭先生率队前来梅县考察,经挖掘畲坑镇唐代古墓及水车镇瓦坑口、罗屋坑等古窑址后,认为梅县畲坑镇唐墓出土的青釉瓷,与水车镇窑址出土的器物特征基本相同,这类具有相同特征的器物均出自 “水车窑”。

  1978年至1981年,广东省博物馆先后派出曾广亿、杨少祥、杨耀林、古运泉等同志,到梅县考古调查发掘。在县文化局和畲江公社、瑶上公社文化站的帮助下,先后在畲江、程江、瑶上等公社发掘,清理南朝、唐、宋、元古墓十一座,并调查了水车、南口两公社的唐代窑址。其中,水车公社有二处,一处在水车圩东北约1.5公里远的瓦坑口,窑址位于梅江河边,与水车圩隔江相望,窑后是高出江面约50米的山,窑址左边有一小溪叫瓦坑,坑边有丰富的瓷土。这次调查发现,梅县的水车瓦坑口,罗屋坑和南口古窑址采集的标本,器物造型与广东唐墓和唐代窑址中出土的器物相似,其年代应属唐代,但它的造型、釉色更似潮安北堤头唐代窑址出土的器物,与浙江越窑的产品也很相似。因此认为,梅县唐代的陶瓷生产应是在唐代浙江越窑烧瓷技术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1985年梅县水车窑发掘2座窑穴,属馒头窑,由半圆形火膛、窑室、烟道三部分组成,窑室底部呈斜坡状,火膛低于窑室,窑尾端较窄。出土陶器有碾轮、匣钵;瓷器有碗、碟、盘、盆、壶、枕等,多数施青黄釉,部分瓷胎细腻,呈青灰色,器里外施青灰色或青中泛绿釉,碗、碟类流行花瓣形口,璧形足。其年代判断为唐代晚期。唐宋时期这些青釉瓷产品大多经韩江外销,也可能经龙川县进入东江,至惠州市折向西,过东莞市流入珠江。

  2、北关窑

  1954年至1972年,广东省组织的古陶瓷窑址普查中,潮州的文化单位配合国家、省的文博考古专家先后进行6次窑址挖掘, 调查发现多处唐代窑址,主要分布在潮州城北郊上埠、南郊洪厝埠、竹园墩,北郊田东园,窑上埠,瓮片山,北堤头,竹竿山,象鼻山等地。经发掘发现唐代古窑址,出土大量的唐代青釉瓷器,其中北关上埠窑器型较为丰富多样,造型为典型唐代风格,最有代表性。1987年12月潮州市人民政府对北关古窑遗址,公布为潮州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唐代北关古窑址群,简称为“北关窑”。

  北关窑窑场范围自北堤头至凤山、竹竿山约3公里,西北向挨近韩江并有引韩溪流贯穿窑场,至西湖、彩塘、庵埠,水上交通十分发达。北关窑上埠,目前尚有俗称窑房的地方,又有埠头、埠尾之称,从这些地名可看出,当时这里既是产瓷之窑场,又是码头商埠之所。考古现场,在面积约1000×1500米的四个小土岗上均发现有唐代马蹄形窑。第一处土岗80×80米,高6米。发现7座马蹄形窑,均烧造半陶瓷器和建筑材料。从出土瓷片可判断器型有碗、碟、壶、杯、罐、盆、枕、 砖、瓦。第二处土岗为80×200米,从残存窑床、窑壁可分出13座窑,堆积层厚约1.2米至1.5米,有多层砖瓦和烧歪的罐、壶残件,主要烧制砖瓦,烧制碗、碟、罐、壶占少数。第三处土岗面积约150×200米,从断层可判断出二座窑。第四处发现有四座马蹄形残窑,只存少量青黄釉平底碗、碟的碎片。 以上考古发现,可知北关窑场的规模及品种。

  以上二处唐代青釉瓷生产窑场产品与“黑石号”上的产品基本相同。

  从基建工地发现的唐代青釉瓷产品

  1954年,潮州韩江南堤在加固时,取洪厝埠和竹园墩一带的土壤时,发现古代窑址,采集了大批窑具和陶瓷标本,在堆积层中还捡到“开元通宝”的铜钱。之后,省、县文博人员到现场调查,发现了仅见唐代的灰白色莲花瓣纹瓦当碎片。在距离洪厝埠约500米的竹园墩,也出土了大量青釉、青黄釉半陶瓷平底碗、碟、四瓣口碗、三耳壶、把壶以及莲花纹瓦当残件,还发现唐代马蹄形残窑。同年,潮安引韩灌溉工程在北堤头开凿涵洞口的时候,发现一座唐代窑址,经省、县文博人员进行发掘,出土遗物有青黄釉半陶瓷碗、碟和灰色莲花瓣圆瓦当。在上埠窑址一带有四处低矮的土岗,也暴露有唐代马蹄形窑址,器物大致有碗、碟、壶、杯、罐、砖、瓦等等,这是烧造半陶瓷器和建筑材料两用的窑址。

  1958年,在上埠窑发掘了一座完整的砖瓦窑灶,窑床内有灰砖、灰色板瓦和莲花瓣纹圆瓦当 。1987年,在潮州西荣路潮安县食品公司冷冻厂基建工地发现两座唐代蛋壳形圆窑。从这些考古发现,可以了解到唐代潮州南关窑、北关窑的窑炉结构及产品特征的面貌。

  二十世纪70年代,梅县畲坑镇村民挖宅基地时发现墓葬并出土一批青釉瓷陪葬品,随后又在各类基建工地偶有发现。二十世纪80年代兴建广梅汕铁路,修建过程屡屡挖掘到唐墓,出土不少陪葬瓷器,可以推测这些瓷器应产自程乡,那么,唐代潮瓷产品除内销外,是否还远销海外?

  1981年,参加上海古外销陶瓷学术讨论会的泰国代表,带来了泰国曼谷出土的九块中国瓷片,其中二件的造型、釉色及垫烧方法均与潮州唐代的产品相同 ;上海博物馆曾派专员专程携带从泰国发现的中国瓷器照片前来汕头博物馆查对这些瓷器的产地,其中有一张是葵口四出棱的青釉碗照片,玉璧底上有三块擦去青釉露胎,用于支钉烧的痕迹,与当时汕头博物馆展出的潮州唐代北郊上埠窑出土的青釉大碗一致 。可知,唐代早、中期南关窑和北关窑主要生产青釉碗、碟、罐及砖、瓦等,其中的建筑陶器应用于潮州城的基建需要,如唐初笔架山墓葬(679年),中期敕建的开元寺(738年)及在笔架山建的揭阳楼(819年)。广东省博物馆曾广亿先生认为,南、北关窑出土的青釉平底碗、碟和四耳罐与笔架山唐代“凤仪四年”墓、韶关唐代张九龄墓出土的同类器型相同 ,也即潮州南北郊窑场建于唐代早期,发展于中期。

  从韩江出水发现的唐代青釉瓷看潮瓷的外销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建设加快发展,韩江下游的汕头、潮州基建用沙需求量巨大,出现若干经营河沙、进行抽沙作业的沙场。在作业现场的抽沙传动带上,一些古陶瓷伴随着溪沙露出水面,这些古陶瓷器物,俗称“出水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韩江下游采沙工地,如潮州市区厦寺、梅溪、汕头下埔、澄海上华横陇及下陈沙场等抽沙点,出水的陶瓷器物涵盖历代古陶瓷,其中有不少为唐代潮州青釉瓷,这些“出水缶”的出现,引起民间古陶瓷爱好者的关注。

  1989年,广济古桥下游1公里处兴建韩江大桥。2002年4月,潮州市成立维修广济桥委员会,开始了全面修复广济桥的浩大工程,一个个硕大的桥墩被修补、加固,70多根(每根重达四五十吨)巨型石梁相继架设上桥;2002年9月28日,广东省韩江潮州供水枢纽工程动工,韩江下游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水位,大量的古陶瓷器物裸露于水面,潮州的民间古陶瓷爱好者纷纷到江里“淘宝”,出现难得一遇的奇观。2005年9月29日,工程正式下闸蓄水, 潮州城区韩江呈现十里平湖的“湘桥春涨”美景,使古城置身于青山绿水中。另外,为保护韩江南北堤堤防,下游禁止在江面抽沙、采沙。至此,韩江出水瓷随之逐渐消失。

  韩江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古陶瓷呢?主要为来自历代沉船、窑场废弃、沿岸居民及船工的生活废弃;另外,按照潮州民俗,人去世之后,亲属把他们生前的用具丢弃于韩江;还有,在“文革”时期,很多“四旧”物品被倒入韩江。而今,又被发现打捞起来。这个现象,应了潮州民间一句俗话:“有人沉船,有人出米。”

  韩江出水缶中的青釉瓷有双耳长腹罐、四系罐、长柄盖壶、花口四出筋饼足碗,这些器物胎壁较厚,质偏松,胎色灰黑,釉色有青色、青绿、青灰,施釉居多内外满釉,这一类的青釉瓷器经与唐代水车窑、北关窑窑址出土的实物比对,几乎一模一样。可见,韩江出水缶中,有相当大部分的青釉瓷是唐代潮州窑产品,也即唐代潮瓷产品通过韩江远销海内外。

  综上所述,唐代潮州城郊的窑场遍布于南北郊,单从北堤头至窑上埠的北关一带就有唐代古窑二十多座,这里有“窑房”“窑上埠”与瓷窑有关的地理名称,可知唐代潮州城郊位于韩江西岸窑业的发达;而同时期的程乡(梅县)水车窑比潮州城郊的窑更占有地利优势,中原人口南移韩江流域,程乡先得机遇,掌握了浙江越窑生产技术,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先进的生产技艺,使“客家”陶瓷业得到发展,水车窑产品不仅满足当地需求,而且通过韩江或者东江出海外销。显然,州城南、北关窑地处韩江中游下段,更加便利产品运销。总之,唐代潮州窑受越窑影响创烧的青釉瓷,成为潮州瓷史的开端,在丰富了唐代潮州的手工业生产,促进了唐代潮州经济的进步的同时,也为“海上丝绸之路”提供贸易商品。

  潮州濒临南海,位于南北季风航线的中点,唐代以来,大量的远洋船只需在这里补给,潮州港成为南北航线的中段港,舶商利用这一机会上岸进行货物交易。据《全唐文》卷五一五王虔作《进岭南王馆市舶使院图表》记载,潮州在德宗时便曾有“波斯、古逻本国二舶,顺风而至”,政府也“任蕃商列肆而市”,从事贸易活动,潮州自然成为海丝重镇。

  唐代潮州烧造的青釉瓷,其碗、盏等产品的底足出现擦釉三叉泥粒垫烧方法,这有别于其他同期瓷产区生产工艺,应是唐代潮州窑重要的工艺特征。目前在东南亚发现的唐代青釉瓷中,尚能看到这种垫烧的潮州窑产品;中国南海及东南亚一带海域经常打捞出具有潮州窑系特征的唐代青釉瓷,近年已完成整理的印尼黑石号沉船打捞器物中也发现潮州窑系的唐代青釉瓷,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唐代潮州生产的青釉瓷器远销海外,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商品之一。

作者: 
李炳炎 林楠
来源: 
潮州日报(2018.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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