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潮州的屠户罢市风波

  清末社会矛盾严重激化,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始,清政府为偿还高达4.5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对各行各业都加增了商业税,由此在各地引发了持续性的行业商人罢市事件。发生于清末潮州地区的商人罢市事件正是在此一背景之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度引领罢市风潮的是潮州的屠户阶层。具体经过大致可分为二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至二十九年(1903)四月,澄海

  晚清时期商业税的征收制度称为厘金制,厘金制是中国近代重要的税收制度,也是清政府主要的收入来源。在广东,负责厘金征收的机构是设立于广州的厘务总局,各地设立有分局,分管当地的各行业的厘金。例如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在汕头成立的屠捐局,负责整个潮州猪捐税的征收及管理。但是屠捐局并不亲自征税,而是外包给承办商,由承办商按年先缴纳规定的承揽额,从而获取向地方屠户征收猪捐的资格。首年潮州全属的屠捐为商人陈广成以六万银元进行承揽。

  屠户罢市的直接原因是税率的征收问题。规定屠户每宰杀一头生猪,都必须抽收四毫的税率,这个税率是承办商、屠捐局以及澄海县所达成。屠户们一方面认为税率过高,另一方面税率制定过程也并未征询屠户的意见。汕头地区的屠户随即联合起来,直接提高了猪肉售卖价格,猪肉每两由原12文上涨至15文,更进一步的是,在七月廿九日,澄海与汕头的屠户联合进行罢市,以示抗议。

  受屠户罢市影响最直接的是“食肉阶层”,市场上一肉难求的情况令统治阶层措手不及,因此在短期之内能够取得成效。在经过数日的罢市之后,八月初三日,澄海县令不得不出面斡旋,商议折衷的办法以便稳定市场秩序及民众的情绪。最终将税率降低为原来的一半,即二毫。同时,猪肉价格适当降低,由15文降至13文。初四日,两地屠户重新开市。

  虽然降低了税率,但是屠户们并不承认承办商的收税资格,希望自己推选合适人选充任。初八日,澄海的屠户与前来收税的人员发生激烈的冲突,屠户们甚至焚毁了开设在当地的屠捐局,承办商因遭到人身攻击而不得不仓皇逃离,躲至府城。当日,澄海、汕头屠户同时罢市。两地屠户聚集在一起,决定选派代表赴广州的厘务总局表达诉求,希望能以六万二千银元自己承办潮州的屠捐。不过,这一请求很快被总局否决了。在各类捐输的承办人选当中,有身份、经济实力的绅商无疑更容易获得官员的信任,甚至是特殊的优待。另外,双方缺乏恰当的沟通机制也是主要的原因。此后,屠户的抗议活动愈演愈烈。

  九月十五日,澄海的屠户再次罢市。此次澄海县迫于压力,将为首的屠户王应得拘捕,以此向屠户施压。不过澄海的屠户随即与海阳县、潮阳县及揭阳等地取得联系,屠户并达成一致,拒绝向承办商缴纳猪捐。

  十二月初五日,承办商与屠户再次发生纠纷,强行将屠户扭送至官府,使得双方矛盾彻底激化。澄海各地屠户闻讯纷纷赶至屠捐局,冲突之下,屠户冲入屠捐局进行打砸抢。事件传至省厘务总局,最终,为首屠户姚亚炎等人被官府拘捕。然而屠捐征收亦同样没有任何进展。二十九年(1903)四月,南洋巨商杜以胜取代陈广成成为潮州猪捐的承揽商。

  二、第二阶段: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三十年(1904)三月,潮州府城

  屠户罢市最初由澄海、汕头两地发生,并愈演愈烈,蔓延至周边的揭阳、潮阳、潮州府城等地,最终在潮州府城演变成为全国瞩目的“全城罢市”事件。由于当时厘金征收遍及潮州各行各业,诸如纸、杉木、竹、鱼、陶瓷等等,均在征收的范围内。屠户的罢市不仅使屠捐征收难以施行,整个潮州府的厘金制亦同样举步维艰,各行商人的反应,观望、抵触、反抗,普遍存在。这也使得潮州的高层官员面临极大的压力。

  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厘金制在潮州推行了两年而分文未得。潮州官府与厘务总局决定以屠捐作为重点打开潮州各项税捐的局面。很快,海阳县令徐儁声被调离职位。徐儁声由于对屠户等行业商人持同情态度,也反对横征暴敛,因此在任内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对于厘金一事有意“无所作为”。

  接任他的是以强硬方针闻名的王铨刚,此外,与王铨刚一同抵达海阳县处理屠捐的还有邵思源,邵被视为是当时惠潮嘉道观察褚成博的亲信,他被委任于洋务局,同时协调与杜以胜的行动。

  从三十年的三月十一日起,海阳县在王、邵二人的策划之下,开始捉拿抗捐的屠户。十二日,屠户不得不相率罢市。持续的高压没有使屠户们屈服,此后几日之间,越来越多的屠户聚集在潮州府城,众人商议决定在十五日府城文武官员行香之日,向当时的惠潮嘉道褚成博观察进言取消屠捐。

  然而,屠捐一项并非潮州官员所能决定,况且也仅仅是众多税项中的一项,一旦松口,势必会波及到其他的各行业。当日,屠户们的诉求被褚严厉地拒绝。盛怒之下,屠户们与官员护卫发生了冲突,场面陷入一片混乱。

  队伍将矛头指向了征收屠捐的屠捐局,以及承办商杜以胜所在的洋务局。当日,屠捐局、洋务局在动乱中被拆毁。此后,其他各行商人如纸行、鱼行也加入罢市的行列,响应屠户的行动,而府城的其他商店因担心受到暴乱的冲击而纷纷闭门,以致形成了全城罢市的局面。而郡城大小官员也不得不仓皇逃避。

  此后,主事的王铨刚、邵思源因办理不善,官府迫于形势,随后相继将其罢免。承办商人杜以胜,也因人身安全的问题携同妻小回到澄海家中躲避。不过,十三名屠户也因此遭到官府的通缉抓捕,以示惩戒。此次事件引起国内的极大关注,也迫使官府不得不开始重视与潮州屠户的沟通与交流,以确保屠捐的施行。

  四月下旬,厘务总局委任民望较高的潮阳县令徐书祥,全权负责潮州的屠捐事务。此前杜以胜以办理屠捐不善而被撤退,徐在调查实际情况之后,商议将屠捐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督商办。因为屠户反对中间商的垄断,故而调整之后增加了官府监督的环节,通过官府从中斡旋,以便改善与屠户之间的关系。对屠户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态度,允许由屠户自己认捐。

  徐书祥也因能够与屠户进行沟通而使得屠捐有所进展,经过三个月的努力,至八月初,潮州各县的屠捐都一一落实,总额为四万一千银元。

  潮州府城的罢市风波是潮州厘金制度推行的转折点,迫使官府放弃了强硬方针,降低姿态与各行业商人采取沟通协商的方式进行处理。为兼顾中小商户的利益,在徐书祥的极力主张之下,潮州的厘务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督商办的模式。而官府的介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双方紧张的对立情绪。屠捐的解决由此带动了整个潮州厘金制呈现良性的发展,其他各行的商人先后认捐了税收,市场秩序逐步稳定。光绪三十一年之后,潮州屠户罢市事件虽仍零星出现,但总体上已经恢复了运营的秩序。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澄海县设立厘金厂(次年设局),与省内各地施行相同的征收办法,标志着潮州厘务走上正轨。

作者: 
李坚
来源: 
潮州日报(201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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