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治潮之谜

  韩愈莅潮时间历来争议颇多。据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讫”,所谓“今月”有三月、四月两说。笔者曾于2008年在《韩愈研究》(第六辑)发表论文《韩愈赴潮行迹及其思想变化》力主“三月说”。因“四月说”有两大疑问无解:其一,据曾楚楠著《拙庵论潮丛稿》记有:《鳄鱼文》第一句话“维年月日”,有的版本则为:“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笔者按:见唐李汉编《昌黎先生集》宋洪兴祖《韩子年谱》《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韩昌黎全集》)。又据郭云德编著《韩愈诗文赏析》则记为“维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日”。《唐书·本传》记载:“初,愈至潮,问民疾苦……数日,愈自往视,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豕投溪水而祀之。”上述所载意为韩愈莅潮之初开展驱鳄行动,即于四月二十四日(或二十日)举行祭鳄仪式,证明韩愈已于四月二十五日之前抵潮任职。其二,据柯万成《韩愈贬潮的行迹与三诗系年新论》中所记:“韩愈由长安贬潮州,他有装束假80日,程假5625里/300里=19.4日(笔者按:作者算错了,应为18.75日),合100日(按:韩愈谪潮装束程限合共应为99日);他由正月十四日上路,四月二十五日抵达,合走99日,无有超出期限,正合。”但据平冈武夫编《唐代的历》载: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己亥)正月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五日,合共有100日。则韩愈赴任超过期限一日!按《唐律》职制律《之官限满不赴》条:“依令,之官各有装束程限。限满不赴,一日笞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一年……”又记有:“敕:今年新授官过谢(官)后,计程不到所任者,宜解所职,仍永为恒式。开元二十八年三月九日。”鉴于尚未发现韩愈谪潮因“限满不赴”被处分的证据,故“四月说”难以服众。

  唐元和十四(819)年三月二十五日,韩愈经过二个多月(71天)的日夜兼程艰难跋涉终于到达潮州,即呈报《潮州刺史谢上表》。表中辞极哀戚,意欲“启帝之心”(见韩愈《祭湘君夫人文》),本是他以退为进的策略,其奏效显著,却遭到后人诸多误解。韩愈《潮州谢表》于五月间送达京城,皇帝李纯阅后深受感动,后悔当初处理韩愈时过于冲动。据《旧唐书·韩愈传》载:“唐宪宗读完韩愈的上表后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上欲复用愈,故先语及,观宰臣之奏对。而皇甫镈恶愈狷直恐其复用,率先对曰:‘愈终大狂疏,且可量移一郡’。乃授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刺史。”韩愈《潮州谢表》达成了“启帝之心”的实效,给足了李纯的面子,使皇上有了台阶可下,成为韩愈迅速得到皇帝原谅和量移袁州的起因。

  韩愈治潮时,凑巧找到了“熟人”——他幼时在潮州或已结识乡贤赵德的相助。唐德宗大历十三年(778)赵德登进士,既是潮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进士,也是轰动当时的一件大事。韩愈当年虽仅11岁,因随他的大兄韩会(时任潮州司马)在潮州府衙出入,可能见识赵德其人。从韩愈刺潮之后给朝廷写的《潮州请置乡校牒》一文中,可见他对赵德的熟知:“赵德秀才,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请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以督生徒,兴恺悌之风……”;韩愈甚至知道赵德登进士后、四十余年来从不参加吏部铨选(朝廷选拔官员)考试的情况:“此州学废日久,进士明经百十年间不闻有业成贡于王庭、试于有司者。”说的正是当时潮州唯一的进士明经赵德!又从韩愈将平生得意之作共75篇文章亲手赠给赵德作为纪念,而赵德把韩愈的文章编成六卷集《昌黎文录》并作序刊行之举措,以及韩愈的《别赵子》诗中,足见韩赵感情之炽交谊之深,确非短时间所能达到。

  当年七月十三日,群臣向李纯上尊号“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大赦天下。韩愈也属赦罪之列,但依制赦书从长安发至潮州最快需12日。他要等到七月二十八日前后才能接到赦令。据唐律:赦书“计纸虽多,不得过三日”发出;又据清代顾炎武《日知录·驿传》:“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实际上大部分边远地区无法做到)。据韩愈初到袁州时写的《皇帝即位降敕贺观察使状》称:“二月五日恩敕,今月二十四日卯时到州。”则赦书从长安发到袁州(3580里)尚需20日,而袁州距潮州3482里,最少还需7天才能到潮。

  从韩愈《袁州刺史谢上表》可推知刑部《量移书》的大概内容。《袁州谢表》称:“臣某言,臣以去年正月上书论佛骨事,先朝恕臣愚直,不加大罪,自刑部侍郎贬授潮州刺史。伏遇其年七月十三日恩赦至……其年十月廿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由此可见,朝廷给韩愈下达的《量移令》里面包括了《袁州谢表》中量移的时间、地点与官职,而且针对韩愈这桩量移案,从七月十三日下达赦书起至十月廿四日发出调令止,共用了一百天才办理完手续。韩愈“可量移一郡”,这是皇上与宰相于五月份就商定的,而群臣向皇帝上尊号,使韩愈又遇“恩赦”,客观上加速了韩愈从潮州量移袁州的进程。

  韩愈离潮的时间,千百年来被误解了。因韩愈《袁州谢表》中有“其年十月廿四日,准例量移,改授袁州刺史”,历代学者多据此以朝廷决定下达给韩愈的《量移令》(今称“任命书”“委任状”或“调令”)从京城发出并生效的时间,误作韩愈离潮时间。韩愈必须接到《量移令》之后才能离潮。据笔者推论: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十二月二日离开潮州。五年后的同一天,也即长庆四年(824)十二月二日韩愈离世。这也是巧合。韩愈虽于十月廿四“准例量移”,但他大概在十一月十三日前后(长安距潮州5625里,以日驰300里计需19日)才能收到朝廷发的《量移令》。若收到正式调令,韩愈至袁州赴任路径、准备工作和善后事宜就可着手安排,但因邻近冬至节,他要等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据平冈武夫《唐代的历》载:“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大月)壬寅(二十八日)冬至”]主持完冬至庆典仪式后才能离潮。

  因为接任(或代任)官员未到,他需要主持冬至庆典仪式。在唐代,冬至是大节日,与元日(春节)相同,有大聚会,是一年中的盛事。冬至时,朝廷要作大陈设,地方上也需有一番庆祝仪式,当新任刺史未到时,原刺史必须主持。他只能利用“装束假”,在潮州稍作逗留;因要在春节前夕赶到韶州接家属,又要按期赴任,就须选择在十二月二日即冬至假期内起程。据唐律“假宁令”规定:“诸外官授讫,给装束假,其千里内者四十日,二千里内者五十日,三千里内者六十日,四千里内者七十日,过四千里者八十日。并除程,其假内欲赴程者,听之。若有事须早遣者,不用此令。若京官身先在外者装束假减外官之半。”因此,韩愈由潮州量移袁州,因“身先在外”装束假只有40日,程假12日(3482里/300=11.61日,以“贬官日驰300里(十驿)”计),另加上冬至和元日假期共14日,合计66日。若他在冬至假期内即十二月二日离开潮州,至翌年闰正月八日到达袁州,刚好66日;若他选择在此前离潮,则超出赴任期限。据张清华著《韩愈研究·韩愈年谱汇证》记有:“接诏出发,当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韩愈到韶州的时间,以十四年十二月底为宜……”。若他选择在十二月二日之后离潮,则不可能在十二月(当年十二月小月)底前到达韶州与家属一起过年,只能在船上独自过春节。根据唐律规定,以水陆并进,日按60里计,从潮州到广州驿路917里需16日;而从广州坐船逆行到韶州,需12日(广州至韶州530里,每天逆流行驶45里)。两地行程合计需用28日,且期间不能在广州逗留,他才有可能在除夕前抵达韶州与家眷团聚一起过年。因此,韩愈居潮实足超过八个月(共8个月另7天),而他作为潮州刺史任职时间为九个月另十天。历来有人说“韩愈治潮不足八个月”,误传也!

  韩愈谪潮,既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孟子语),也是“天要潮人识孟轲”(高启句);既是历史的偶合,也是天意的安排。李唐天下八十一州,欲贬韩愈何须偏偏选择潮州?难道当年朝廷执政者(宰相裴度、副相崔群等人均是韩愈的好友)选择潮州时尝与韩愈商量过?笔者无从得知,只查到当时潮州凑巧出现空缺:唐元和十三年(818)潮州刺史李璿(806-818年在任)因“放纵私盐,耗散公利”年终课税考核不合格被免职,适逢其时给韩愈谪潮腾出了一个重要职位。虽说潮州古为蛮荒之地,自然环境恶劣,使韩愈对黜守潮州有“惧以谴死,且虞海山之波雾瘴毒为灾以殒其命”( 韩愈《祭湘君夫人文》)的想法,认为此行九死一生。尤其是在南迁途中与“泷吏”交谈,更加深了他对潮州的恐惧印象。然而,潮州终成为韩愈的人生福地和转运之所。在这片热土上,他获得了强大的力量源泉即潮州人民的支持配合和真挚友情的滋养,使他一到潮州就振作起来,用心点燃文明之火焰烧去蛮荒,为民兴利除害,以荐贤兴学等举措滋润潮人的民性,化潮州为文化之邦,赢得“江山姓韩”、 赢得“千秋之祀” “于今香火遍瀛洲”。韩愈与潮人是相辅相成的:韩愈心系民生为潮州百姓办好事实事,作出了杰出贡献;潮人感戴韩愈的恩惠,玉成和造就了韩愈的功业——潮人敢为天下先,最早把韩愈推上神坛韩文公祠。这是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感恩的完美体现。这种官民和谐、协力共建共享、共治共荣的人文传统,在今天更应该发扬光大!

作者: 
张家庆
来源: 
潮州日报(2018.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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