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局巷百年沧桑(上):善堂之始,服务汕埠

同济局巷内仅存的与同济善堂同一时期的旧建筑物

在乌桥塭地直巷与同济三直路发现的石地界碑

同济局巷仅存的清代建筑物内部木雕装饰

  在汕头小公园片区,有一条名为安锡巷的小巷子,此巷呈东西走向,西从安平路口进入,东至打锡街尾,全长不过一百米,可这一条普通的汕头小巷,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之前,却名为“同济局巷”,这实际上是见证了汕头百年慈善史与教育史的老巷。

  方耀与同济善堂:同济局巷的肇建

  “同济局”,实际上是同济善堂在筹办初期的名字,但是同济善堂却为人所熟知。根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的《社会季刊》记载,同济善堂是汕头市历史最为久长的慈善团体,成立于前清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并且是普宁洪阳人方耀以潮汕人的身份担任广东水师提督时候倡议成立的。这里可以看出,同济局成立与方耀密切相关,而民国中期的同济善堂管理机构,已经无法稽考同济善堂最初筹办阶段的具体时间,可见同济善堂经历过搬迁堂址、风灾等一系列的因素下,早期资料散佚。但是此文中强调方耀已担任广东水师提督,“因公寓汕”,看到汕头埠内贫富悬殊极大,才倡议成立同济善堂。查考方耀的从官轨迹,方耀曾经在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五年(1879年)分别两次出任潮州镇总兵,这个阶段与“同治末年光绪初年”吻合,而方耀出任署理广东水师提督时为光绪十一年(1884年),方耀在此任上约有六年时间,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病逝。因此,无论方耀在何时倡议建立同济善堂,同济善堂的形成均不晚于光绪十七年,而且其形成应在光绪十一年至光绪十七年之间,逐渐形成雏形。

  《社会季刊》记载了“(方耀)乃倡率潮属六邑诸大行商陈光兴、薛同泰、萧捷茂、萧同吉组织,组建斯堂,仿广州各善堂章程,办理各项慈善事业。”此处可看出,同济善堂的主要资助者是潮属六邑地区的“行商”,“行商”与“坐商”不同,属于流动性的商业经营者,包括常见的米业、船舶运输、盐帮、酒帮等,汕头开埠后,六邑的行商汇集,并且逐渐形成新商帮。这一新商帮并不仅仅着眼于商业协调机制即老会馆的存在,更重视商人的社会公益作用,这一点也和方耀思路结合在一处,因此,同济局雏形也因此筹建。从后来同济善堂的管理机构中,也可以看到绅商持续性的影响。

  同济善堂最初设置总理六人,即潮州六邑行商之代表,值理二十四人,则负责同济善堂日常事务。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同济善堂则转变为总理四人,值理不变。民国十三年(1924年)同济善堂则改设立董事会,设立董事二十八人,董事会内产生善堂总理、值理,由此可见,汕头绅商一直在同济善堂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同济局:汕头埠早期慈善与商民自治机构

  在同济局巷对面原来安平路一小旧址,曾经是汕头埠在咸丰年间所形成的漳潮会馆,也被汕头人称之为“老会馆”,但是随着漳潮两地商人分流,漳潮会馆也逐渐转变为“六邑会馆”。在日本清末所绘制的汕头地图中,可以看到镇邦街的街头原老会馆的位置,被标记“六邑会馆”四字,同时注音“Lut –yep Ui –kun”,而商平路小学附近,则标记为“万年丰会馆”。可见,六邑大行商一度也在同济局巷对面的老会馆办公,随后才迁至万年丰会馆,这也和日本出版的《支那省别全志》所记载的“六邑会馆位于镇邦街”相符合,因为安平路尚未建成前,原镇邦街可延伸至今小公园旁,沿街建筑均属镇邦街内。

  由此可见,镇邦街头老会馆周边与同济局巷,都是属于当时清末六邑大行商主要活动范围。而“仿广州各善堂章程”这一点,其实内藏秘密。广州最早的善堂,是成立于同治十年(1871年)的爱育善堂,位于广州十八甫南爱育西街旁,最初是由绅商倡建,举办义学,通过经营善堂土地资产进行放租生息,以此进行慈善活动。而且早期广州善堂,实际是官民冲突的缓冲区,广州各大善堂影响力巨大,善堂的绅董掌握了商业上的领导权,同时也可维持市面稳定等,实际上继承了晚清时期“公局”一类机构的特征。“公局”又称之为“公约”,在晚清广东,由于局势动荡,此类乡村自行管理机构被普遍形成,咸丰至同治年间,各类情报、军饷等都是地方公局士绅支持,单一个番禺县就有十三个公局,属于官方默许的一类机构,而香港百年慈善组织“保良局”,也是东莞旅港绅商向殖民地总督提议,经英国理藩院同意成立的“保赤安良”公局。

  从上述分析可看出,为何安锡巷前身是“同济局巷”?其原因就在于方耀在世时候,和六邑会馆的大行商所倡建的便是同济局,这个组织不仅仅是慈善机构,更是在汕头保商会成立前的一个商民联合自治组织,具备慈善服务和社会管理的部分功能。同济局虽然在光绪中期转变为同济善堂,但是其名保留在巷名中,早期汕头人也称其为同济局,一个“局”字,表明其不同于其他宗教类善堂的核心原因。

  绅商公局制度下的同济局,其具备了以下特征:第一,绅商组织与绅商参与管理,不假手于他人;第二,社会慈善服务与管理相结合;第三,利用绅商的社会影响力、经营能力实现善堂资产增值,并成为善款主要来源。同济局的资产运营与管理模式则近似于“承包”体系,这可从安锡巷口、乌桥塭地直巷均出土发现的“同济善堂张敬德地界”碑可看出,在强调“同济善堂”地界的同时,也表明经营绅商之名号,如无他人经营,则无需强调张氏堂号,但从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乌桥岛“同济地”买卖契约上看出,塭地直巷等善堂产业在处置时仍署“同济善堂”,因此,同济善堂绅商对善堂公产有经营权而无产权,产权当时仍保留在同济善堂这一机构内。这种独特的慈善运营模式,反而成为了汕头善堂文化之起点。

作者: 
许壁锋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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