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攀龙及其揭阳文事

  高攀龙(1562~1626)初字云从,后改存之,号景逸,江苏无锡人,世称“景逸先生”,明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著有《高子遗书》十二卷等。高攀龙在理学上造诣极深,继承了朱熹理学的传统,成为东林学派中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第一代思想家。《熹宗实录》对其评价曰:“攀龙直隶无锡人。万历己丑进士。初授行人。慷慨建白,降揭阳县典史。覃精理学,独从主静入。”

  诚然,高攀龙生性抗直,不畏权贵,万历二十一年十二月,因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论辅臣王锡爵,后谪官揭阳典史。他取道闽浙前往揭阳,所至亦讲学不辍。到任后,高攀龙并没有因贬谪而产生愁绪,而是用精湛的学术影响揭阳学子,极大推动了明代揭阳学术的发展。《嘉庆重修一统志》这样评价高攀龙:“勤于职业,尝集程朱诸子要语以示揭之学者,多所裁正。”《高子遗书》卷三、卷八分别录《读书法示揭阳诸友》《与揭阳诸生》二篇文章。足见高攀龙任揭阳典史期间,对程朱理学的传播贡献极大。《读书法示揭阳诸友》《与揭阳诸生》二篇文章价值极高,体现了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也体现了高攀龙与揭阳弟子之间的情谊,可惜两篇文章似乎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兹作解读。

  其一《读书法示揭阳诸友》。这篇文章是高攀龙向揭阳友人讲述读书方法的文章,在理学思想研究上影响极大,代表了高攀龙在理学心性上的主张——由读书以反观自心:“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学者读书,须要句句反到自己身上来看,如看《大学》,便思如何为明德?在自己身上体认明德如何模样?我又如何明之?如何能新民?如何为至善?我又如何止之?都要在身上认得亲切。若见未真,行、住、坐、卧,放在心里思量。”在高攀龙看来,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自省,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心性的体认水平,这实际上继承了宋明儒传统下的读书法,也是高攀龙学以复性观念主张的体现。此外,《读书法示揭阳诸友》还强调读书要知行结合:“一面思索体识,一面反躬实践,这才是读书。”只有知行结合,读书才能“迎刃而解,终身不忘”。文章最后,高攀龙还勉励揭籍友人诸友:“若诚实用力,则旬日之间,便各有所疑。学以能疑而进,有疑而师友决之,便沛然矣。”

  其二《与揭阳诸生》。按照斯文末句“三千里外,遥思往日相与之雅,爱莫能助,惟此言可赠耳”推测,本文或许为高攀龙离任揭阳为生员讲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高攀龙充分论述了理学“静”的内涵。高攀龙在学术上主静,他将“静”作为读书人读书修行之道:为人“终不可无端居静定之力。盖各人病痛不定之力。各人病痛不同,大圣贤必有大精神,其主静只在寻常日用中。学者神短气浮,便须数十年静力方得厚聚深培。而最受病处,在向无小学之教,浸染世俗,故俗根难拔。必埋头读书,使义理浃洽,变易其俗肠俗骨,澄神默坐,使尘妄消散,坚凝其正心正气乃可耳。”也就是说在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中,“静”存在于日常之中,也是学者戒除神短气浮的途径,入静澄神才能正心正气。《与揭阳诸生》一文也充分体现高攀龙的理学主张,他告诉揭阳生员们,平时应该“静坐收摄浮荡精神”,静可以“收拾宁定,则事至物来,方能审择是非,不迷所向”。他进一步告诫揭阳生员,入静使人“意念高远,襟怀洒落”“所业既工,科第自在其中”。有意思的是高攀龙最后还提到,“此鄙人近来灼见,决不误诸兄,千万加察。”一方面言辞恳切勉励揭阳学子,一方面“近来灼见”四字也揭示了揭阳时期是高攀龙主静哲学思想的形成期。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认为,高攀龙的理学思想代表了东林学派的学术思想,在经史之学上对清初学风之转变有所影响,颇值参采。纵观高攀龙学术思想的发展历程,在揭阳任典史期间的理学思索正处于形成期,这一阶段对其思想体系最终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两篇文章也揭示了高攀龙在揭阳的行迹和对揭阳文化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作者: 
郭敏
来源: 
揭阳日报(2017.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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