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谷园”想到的

       坐落在龙湖的住宅小区“金谷园”,而今已被淹没在海量的高尚住宅区的锦绣风光中而默默无闻。然而,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汕头经济特区初创时期,小区的落成及其响亮的名字赢得了许多赞美和向往。当时,听到“金谷园”的名字我就想,命名者绝非泛泛之辈信手拈来,应是一位颇有文史知识并对改革开放寄托着向往富裕的美好愿望的人。

       “金谷园”的名字首先是和富贵联系在一起的,其出自有关西晋王朝的历史文献,是西晋富可敌国的士族贵族石崇坐落在黄河北岸的行馆的名称。该馆室宇宏丽,美女如云,珍奇盈室,是石崇宴客和行乐的地方。“金谷园”的名字又是与“炫富”的历史故事联系在一起的。说到石崇,那可是西晋的大“明星”,他与王恺斗富的故事载于史册,千古流传。王恺是晋武帝的舅舅,为助王恺与石崇斗富,晋武帝把宫中珍藏的两尺高的珊瑚树给王恺,拿去向石崇炫耀,没想到石崇不屑一顾,随手操起一柄铁如意,把珊瑚击得粉碎,随后搬出六七株更高更大的珊瑚树任王恺挑选,把个王凯看得目瞪口呆甘拜下风。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便腐”的王朝莫过于西晋,炫富是西晋统治阶级、上至皇帝下到贵族倡导的社会风气,斗富是士族贵族争颜面的大事。炫富斗富是西晋腐朽没落的重要标志,也是促使封建的“门阀士族制度”走向终点的原因,更是西晋王朝“短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士族贵族的后代醉生梦死,连马和老虎都分不清,视“马”为“虎”,失去从政能力;不懂营生,失去自立能力)。上大学时,教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对西晋腐朽的士族政治的研究颇有心得,用了近两个课时进行阐述剖析,使我终生印象深刻。

       改革开放前很长的一个时期,我们对“富”的认识有过误区:把私有的“富”与“封、资、修”划等号,认为“贫穷”才是革命,以至于喊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在那时,是绝不允许“金谷园”这类沾点富贵气的名称出现的。我以为,改革开放最重要的“观念更新”之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它打破了计划经济、绝对平均主义的体制机制和思想的桎梏,释放了强劲的发展动力,从而造就了一批富人,形成了富人阶层。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无可厚非。但在万马奔腾追求财富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却把党和国家倡导的“先富帮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政策、目标给淡化了,把“历览前朝国与家,成由勤俭富由奢”的古训也丢之脑后,沉积于“金谷园”背后的“炫富、斗富”的文化糟粕被张扬出来。富豪、明星、名人,甚至于少数官场中人加入了炫富的行列。一些“富二代”、“星二代”、“官二代”的炫富之风,已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

       从西晋腐朽的士族政治可知,炫富是一种社会病态。首先是社会价值观的扭曲。一切向钱看,金钱至上,“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可以随意杀人。按《晋律》规定,死罪可以用钱赎,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西晋有《钱神论》如此描述金钱至上:“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金钱一旦成为衡量是非曲直的标准,社会就不可能有讲理的地方;其次是暴发户的心态。炫富者往往与钱财来路有关,或搜刮民膏,或强取豪夺,或唾手可得,像西晋富可敌国的石崇,就是靠在荆州刺史的任上抢劫过往商贾聚财的,其他士族豪富,也是靠政治特权带来的经济特权;再次是暴殄天物的心态。也是人生观的扭曲。西晋盛行纵欲论,认为人生苦短,必须及时行乐,才不枉此生。士族贵族们清谈道德,但在享受人生纵欲方面却毫无道德底线。炫富之风助推了奢靡之风,滋长贪贿之风,败坏了社会风气。更严重的是挑战了普通老百姓的生存底线和感情底线,加剧了社会矛盾。

       秉持勤劳节俭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先富骄奢不可取,未富先奢更可悲。我们要追求的是象征富裕的“金谷园”,我们要摒弃的是炫富的“金谷园”。

作者: 
潘英豪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7.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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