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关于《潮汕文化读本》

  今天谈“弘扬传统文化”,必须兼顾高文典册与百姓日用——写在书本上,汇集成各种“皇皇大典”的,是“文化积累”;活在乡野间,主要靠口传与实践的风土人情,同样是值得关怀的“文化承传”。而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后者的声音非常微弱——即便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杆大旗可以略为借用。

  任何时代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敏锐地发现问题,指出缺憾,这不算太难;难处在于如何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按下葫芦浮起瓢。教育的事,关系千家万户,不到万不得已,别轻言推倒重来,最好采取补天而不是拆台的策略。目前由教育部统一规划的全国性义务教育,从宗旨、学制、课程到教学方式,乃现代中国无数教育家努力的结果,有很大的合理性,不是读经班或在家教育所能挑战的。当然,它也有不少遗憾,那就努力修补吧——引入乡土教育,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所谓“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只是背诵古诗文,单纯回到四书五经或唐诗宋词,那是没有出路的。教育必须与时俱进,寻求更加合理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此乃有责任感的读书人的共同愿望。知识从何而来,知书能否达礼,怎样学习更有效,哪些道理非深入体悟不可,还有,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往圣与今贤的交流、书本知识与日常经验的结合等,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探究。借助晚清以及当下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笔者希望能推进上述话题。以《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为例,思考当下中国的读书人,如何超越小资情调的“乡愁”,在教育实践中,情系家国,学通远近,文含雅俗。

  一、相隔百年的对话

  谈及乡土教育,晚清最后十年朝野的协力推进,值得我们认真借鉴。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小学一、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具体做法是——

  历史:“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

  地理:“尤当先讲乡土有关系之地理,以养成其爱乡土之心。先自学校附近指示其方向子午、步数多少、道里远近,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近处山水,间亦带领小学生寻访古迹为之解说,俾其因故事而记地理,兼及居民之职业、贫富之原因、舟车之交通、物产之生殖,并使认识地图,渐次由近及远,令其凑合本版分合地图尤善。”

  格致:“先就教室中器具、学校用品,及庭园中动物、植物、矿物(金、石、煤炭等物为矿物),渐次及于附近山林、川泽之动物、植物、矿物,为之解说其生活变化作用,以动其博识多闻之慕念。”

  一年多后,学务大臣责令编书局制作《乡土志例目》,发交各府厅州县,按目查考,依例编写,而后“呈请学务大臣审定,通行各省小学堂授课” 。若全都照章办事,则晚清的乡土教育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展开。好在与《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同时发布的,还有《奏定学务纲要》,那里有“教科书应颁发目录,令京外官局、私家合力编辑”;而私家所纂教科书,“呈由学务大臣鉴定,确合教科程度者,学堂暂时亦可采用,准著书人自行刊印售卖,予以版权” 。发行量大且意识形态色彩浓烈的“伦理”或“国文”教科书,官方审查比较严格 ;至于乡土教材则相对宽松多了,各省府县行政长官批准即可。

  晚清的乡土志与教科书有密切联系,编写者不乏一身二任者,如翁辉东、黄人雄既编《海阳县乡土志》,也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但总的来说,乡土志有源远流长的方志可资借鉴,更能显示学问与见识;教科书则完全是新起炉灶,重在教化与普及。前者若编得好,可纳入学术史考察;后者因追求浅白与实用,只能在教育史上论述。具体到编写者,前者可以是知县挂名(如广东修《新会乡土志》的蔡尧爔和修《新兴县乡土志》的邹增佑);后者则大都是学堂教师执笔。这么说,似乎尊卑有序;可放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分门别类的教科书其实更值得关注,因其开启了一种新的教育形式。

  晚清乡土文化教育以及相关教科书的编写,背后涌动着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蔡惠泽(字润卿)为翁辉东等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所撰“弁言”称:“夫地理学之关系于爱国心至钜,爱国必基于爱乡,故乡土地理之编尤亟亟不容缓,潮州乡土地理又有甚焉者。” 这其实是那时候知识界的共识。引领这个编写乡土教科书潮流的上海国学保存会,1907年在其直隶、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广东等省“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的广告中,除了介绍“编辑宗旨”、“图书特色”,更强调其“功效作用”:

  泰西各国教育,咸注重乡土史志一门。就其闻见中最亲切有味者以为教授,则记忆力与感觉力皆易粘触。所以感发其爱乡土心,由是而知爱国,其为效至巨。

  再往上追,你会在留日学生关于爱国须爱乡、爱乡必爱国的诸多论述中找到此说的滥觞。不过这位“序于汕头中华新报社”的蔡惠泽还是有所发挥——为何潮州人尤其应该学习乡土地理呢?因“我父老子弟之工商于南洋群岛者,波波相续,不可以数计”;而在外的潮州人之所以拒绝诱惑,不被同化,“盖于爱国心是赖”。在这个意义上,普设学校,“日以我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教育其子弟,其宜也”。

  短短几年间,从朝廷到民间竟一致认定,强化乡土教育,乃提振国人爱国精神的最佳途径。于是,举国上下,编写乡土教材蔚然成风 。只可惜随着辛亥革命成功,朝代更迭,学制转变,此风潮也就迅速衰落。此后不同时期,虽偶有努力,再无如此规模与气势了。

  传统中国社会缺乏国家观念,因此,必须通过乡土教育来培养国人的爱国心,那是晚清救亡图存大背景下知识界的思考。今天不一定了,我们谈论乡土,更多地基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之间并不完全合拍,前者势如破竹,后者则举步维艰。这个时候,相对于欧美主导的“国际潮流”,我们讲“本土情怀”;相对于步调一致的“国家意志”,我们讲“乡土意识”。简单点说,对外讲“本土”,对内讲“乡土”,都是立足当下,自居边缘,与中心展开积极对话,或拨乱纠偏,或拾遗补缺。谈论乡土,最好兼及理智与感情,超越“谁不说俺家乡好”,拒绝片面的褒扬与贬抑,在自信与自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对于乡土的记忆与认知,并非自然而然形成,这与早年教育及日常经验有直接关联。十年前,我应邀为《南方日报》组织的“广东历史文化行”作序,谈及“如何深情地凝视你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一方水土’”;去年我撰写《六看家乡潮汕——一个人文学者的观察与思考》 ,结尾处提及《潮汕读本》的编写计划:“以历史、语言、风俗、民情、文学、艺术为主体,兼及教育课本与文化读物,分小学、中学及成人三种,既要接地气,又得有高度。”如今,这包含小学三册、初中一册的《潮汕文化读本》已经刊行(高中及成人册尚在修订中),在书前的《致同学们》中,有一段话可谓感慨系之: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困境,某种意义上,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解决这些难题。四十年前的中国,高考制度刚刚恢复,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对于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其知识与视野大都局限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四十年后的今天,情况完全不同。随着互联网的迅速普及,远在天边的人与事,不再遥不可及;反而是眼皮底下的日常生活,以及那些蕴含着历史、文化与精神、的仪式与习俗,因习焉不察,容易被忽视。因此,所谓的“世界眼光”,必须辅以“本土情怀”,否则,我们的知识及趣味会出现严重的偏差。

  今天谈乡土文化,没有百年前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但不等于问题不严重。即便你长居潮汕,家乡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同样不是自然获得。那些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的“乡土”,必须不断提醒与学习,才可能被记忆。

  热爱家乡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这一般不会有异议;问题在于,这种乡土情怀,到底该怎样承传、如何发展?这就要说到《潮汕文化读本》的编写。

  二、为什么是“潮汕”

  江湖上行走,若被问及是哪里人,有多种回答方案:南方人、广东人、潮汕人、潮安人,甚至可以细到哪个镇哪个村。那么,讲授乡土文化,到底是哪个级别的呢?换句话说,你的“家乡”到底有多大,是省、是市、是县、还是村。

  编写乡土教科书,首先必须界定“何为乡土”,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只是规定一二年级开设乡土历史、地理、格致三门课,每周各一节课,至于这乡土教材的编写范围,到底是省是府还是县,不做统一规定。这样一来,编写及使用哪一级的教材,其实是大有讲究的。假如你当年在潮汕某学堂教书,选用黄节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那没有问题;如果你觉得不合适,愿意编潮州府或澄海县的乡土教科书,同样可以接受。

  那当年的情况到底怎样?著名学者及诗人刘师培、陈去病、黄节等为江苏、安徽、直隶、江西、广东等省编写的乡土教科书就有十五种 ,因出自名人之手,虽系普及读物,仍然备受关注。即便如此,今日查阅这些教材,也都无法凑齐。至于其他人所编,散佚情况那就更严重了。

  王有朋主编《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大陆及台湾十七家大图书馆所藏教科书目录,其中“小学教材”部分专设“乡土教育”(中学及师范无此课程),仅收录了晚清乡土教科书25种 。其中省一级最多,共19种,府一级的有汤寅臣编《扬州历史教科书》(出版者不详,1908年)、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广州:萃文书报会社,1909年)、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剑光编书社,1909年)。县一级的则是马钟琇纂修《东安乡土地理教科书》(天津大公报馆,1907年)、马锡纯编《泰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泰州教育会劝学所,1908年)以及旧庐编《常昭乡土历史教科书》(城南商立学堂,1908年)。如此记载,当然有很多遗漏;比如潮州的乡土教科书,目前能找到的,就还有另外六种。

  先说这三种县编乡土教材,都是大有来头的——这里的“东安”,不是湖南永州市东安县,而是清代直隶省东安县,1914年改安次县,现为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居京津之间,位置很重要,单看该书由天津大公报馆印制,就可以明白其中道理。清代的“泰州”属扬州府,1996年“扬泰分设”,泰州由县级市升为地级市,现辖三市三区,2007年增补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常昭”指的是苏州府下面的常熟、昭文二县,清代有分有合;今天的常熟市乃副地级市,由苏州市代管,与潮州一样,是第二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不过经济比潮州好多了 。单看这三种县编教材你就明白,敢于撇开省、府两级而另起炉灶的,必定是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区。

  回到广东的情况。《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收录25种晚清乡土教科书,其中广东占了八种——除黄节编历史、地理、格致三种教科书外,再就是黄佛颐编《广东乡土历史教科书》(广州:时中学校,1906年)、岑锡祥、黄培堃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州: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蔡铸编《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广州:粤东编译公司,1909年),以及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翁辉东与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这里有偶然性,受这十七大图书馆收藏的限制,如刘师培的《江宁乡土历史教科书》与《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就没有列入;潮州只列一种,也远远不够。暂时以此“总目”为例,假设晚清编写乡土教科书,广东一省最为积极。

  若以府为单位,则潮州不仅在广东、而且在全国,都很可能独占鳌头。因得到诸多学者的热忱帮助,我看到的晚清潮州乡土教科书有以下七种:

  (1)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历史教科书》,澄海:景韩学校,    1919年10月第十版(初版1909年?)

  (2)蔡鹏云编:《澄海乡土格致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1909年

  (3)蔡鹏云编:《(最新)澄海乡土地理教科书》,澄海:景韩学堂(上海萃英书局印刷),1910年二月第四版(初版1909年?)

  (4)郑鬯亮编:《(最新)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揭阳:邢万顺书局,    1909年(?)

  (5)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

  1909年初版

  (6)翁辉东、黄人雄编:《潮州乡土历史教科书》,海阳:创光编书社,

  1909年初版,次年二月第三版

  (7)林宴琼编:《潮州乡土格致教科书》,汕头:中华新报馆,1910年。

  晚清广东辖有九府四直隶州,府州这一级所编乡土教科书(不含乡土志),目前知道的,除了林骏编《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萧启冈与杨家鼐编《学部审定嘉应新体乡土地理教科书》(启新书局,1910年),再就是潮州这七种了。随着考求深入,广府及嘉应的乡土教科书或许会增加,但大的格局不会改变。

  那么,晚清潮州人为何热心编写乡土教科书呢?在我看来,理由很简单:第一,非主流;第二,有文化。这其实牵涉广东省内广府、潮州与客家这三大民系(或曰三个方言区)各自的自我定位。广府占主流地位,不管谁来编广东的“乡土历史”或“乡土地理”教科书,都必定以广府文化为中心。而比起嘉应州来,历史悠久且辖有九县的潮州府,当然更有资格编写自认为合适的乡土教科书了。除了教学需要,商业计较,这里还包含某种文化上的独立、自尊与自信。

  这就说到今天编乡土教材,为何选择“潮汕文化”,而不是“岭南文化”或“潮州文化”作为基本框架。今天的潮汕四市,略小于晚清的潮州府(原本九县中的丰顺、大埔,现归梅州市管辖),但基本风貌仍在。而今天作为行政区划的“潮州市”,虽拥有“府城”的历史与光荣,但代表不了整个大潮汕。若以此为名,就像晚清的澄海县编教科书一样,会有难以克服的局限。蔡鹏云所编三书中,“格致”大致妥帖,因潮汕各地物产,本就大同小异;“地理”仅限澄海,已经有点画地为牢了;问题最大的是“历史”,因“本书由《广东通志》潮府志澄海志搜摘纂录,间及正史,并采取近事”, 故刻意回避了韩愈治潮,显然眼界过于狭隘。“虽也提及韩愈治潮(第一册第五课“文化肇于唐代”),但基本上局限于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澄海建制后的人物与故事,必定偏于琐碎。”

  编乡土教材,范围太小,施展不开;范围太大呢,则很容易纠缠不清,且矛盾重重。不妨以“岭南文化”为例。考虑到地域文化与行政区划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讲“岭南文化”,其实很憋屈——既甩开了广西与海南,又不好妄谈香港和澳门,只能在广东省所辖范围做文章。而且,广东省内三大民系,你还得努力做到“一碗水端平”。于是,评选“岭南文化十大名片”,粤菜、粤剧、广东音乐、广东骑楼、黄埔军校旧址、端砚、开平碉楼、广交会、孙中山、六祖惠能,基本上都是珠三角的人物与故事 ,为了表示公平,再添上“潮州功夫茶”和“客家围龙屋”。明眼人一看,后两者显然属于“政策性照顾”。不是抱怨如此评选不公,而是感叹谈“文化”而局限于现有的行政区划,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只能是全力以赴堵漏洞,很难有精彩的表现。

  去年8月,我应邀在广州289艺术PARK开园暨“新时代视野中的岭南文化”活动演讲,题为《岭南文化如何自我更新》,最后归结为以下三句话——第一,必须意识到,不管是教育还是文化,国际化与本土性,二者应并行不悖;即便做不到相互扶持,也别互相拆台。第二,理工科注重国际化,人文及社科对本土性有更明确的追求。政府倾向于发展科技,故国际化优先;而具远见卓识的民间人士,有义务经营好不断更新的“乡土文化”。第三,“上天入地求创新,雅俗并进图发展”。所谓“上天”,就是国际化——至少也是全国视野,不满足于华南称霸;所谓“入地”,就是努力接地气,关注自己脚下“这一方水土”所蕴含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风土民情,尤其是方言文化。

  在我看来,广东三大民系各有特色,全都不可低估,也都无法互相取代。若你想编写乡土文化教科书,最佳状态是行政区与方言区重合。这也是我为何认定“岭南文化读本”很难编好,而《潮汕文化读本》以及《客家文化读本》、《广府文化读本》则大有可为的缘故。      (未完待续)

作者: 
陈平原
来源: 
潮州日报(2017.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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