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叙夹议,骈散相间——王大宝《放生池记》管窥

  王大宝(1089-1165),字元龟,海阳(现潮州市潮安区)归湖人。宋建炎戊申(1128)进士,廷试第二,为宋代岭南唯一榜眼。授南雄州学教授,旋病归。后差监登闻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观。知连州、袁州。进《诗》《书》《易解》,绍兴二十五年(1155),除国子司业兼崇政殿说书。二十六年出知温州。提点福建、广东刑狱。孝宗即位,除礼部侍郎,擢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因与主和派权相汤思退意见相左,提举太平兴国宫,寻致仕。乾道元年(1165)复召,辞免。后再起为礼部尚书。有论者劾其乞复免行钱非是,仍令致仕,寻卒,年七十七。

  王大宝对儒学颇有研究,尤长于易学,有文采。著有《谏垣奏议》6卷、《毛诗国风证义》6卷、《周易证义》10卷、《经筵讲义》2卷,《易解》《诗解》《书解》,俱佚。后人辑有《王元龟遗文》15卷,已佚。仅有若干诗文,如《韩木赞》《清水阁记》《放生池记》等,散见于《广东文征》《永乐大典》等典籍中。《潮州诗萃》收录其诗《莆阳邱君与刺史由梅州乞养归隐潮州赋赠》《刺史访莆阳旧宅重赠》;翁辉东《潮州文概》收录其《韩木赞》《上孝宗疏》《请坚决以息横议疏》;彭妙艳选编《潮州宋诗三百首》选入其诗《灵岩禅寺》《韩木赞》等4首。

  关于《放生池记》的作者,翁辉东在其所编《潮州文概》中先是署为“阙名”,而后又采信温廷敬、饶锷所考,认定为刘■所作。今据《永乐大典卷之五千三百四十三·潮州府·文章》所载,应为王大宝所作。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教义,放生善举缘于佛教的《梵网菩萨戒经》。基于天下众生皆有生存之权利与自由,佛教主张不杀生。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有命者不得故杀。其主旨在于众生平等之慈悲精神。自南北朝佛教传入我国以来,不杀生之理念也逐渐融入正统儒家的仁者之道之中,放生于是遂渐成为国人之仁心善举。唐宋时期,此举更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认可。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诏天下立放生池八十一所,颜真卿撰天下放生池碑。宋真宗天禧元年(1016),敕重修天下放生池。潮州虽地处偏远,文化落后,然自唐以来,文明风气渐开,不仅儒家文化得到传播与发展,而且佛家的理念也有广泛的信众与弘扬的基础,故潮州西湖有幸作为唐肃宗乾元二年诏天下立放生池八十一所之一,始辟于唐。许申之八世孙许骞所撰《重辟西湖记》,开篇所谓“西湖,古放生池也”即指于此。而王大宝《放生池记》撰述的潮州放生池,则非西湖古池之修整重辟,而是南宋乾道元年(1165)易址之新辟,文中有明确记述:“乾道乙酉(笔者按:即元年1165)秋,守臣曾造来莅兹邦,政事条举,期年而治。乃询元耆,有临江立界之意。命海阳令张某相所以易之。”下文记述则更为明白:“维城之东,清江浩漫,远源而众会,昼夜之流,混混不停。于是即其要津,累塞建阁,以际泓深。砻石刻名于其侧,揭标上下共十里,以禁采捕。”可见其址不在城西的西湖,而是在“维城之东”,是在“海阳令张某相所以易之”之后的“维城之东”,故饶锷在本文按语中说:“此则明言建池于城东矣。”

  《放生池记》,记述潮州自唐代以来几度辟建放生池之历史变迁,着重描述宋代新辟放生池之地址、规模和湖光山色的优美景致,赞颂了自唐以来历代皇帝对放生善举与放生池建设的仁道德泽,肯定了潮州知州曾造上恭圣意,下应民心,新辟放生池的历史功绩。

  文章一开篇,便以宏阔之视野,从哲学的高度阐明万物之生生不息,乃阴阳化育之功,天地之大德。确立了佛家不杀生,有道仁君诏天下辟建放生池善举的道德高地,为下文赞颂潮州知州曾造遵循仁君诏令新辟放生池的功德奠定了基础。文章接着陈述潮州自唐以来辟建放生池的历史变迁,阐明曾造易址新辟放生池之缘由,以及放生池“临江立界”, 选址于“清江浩漫,远源而众会”之要津的高瞻远瞩,以及“揭标上下共十里”之宏大规模。最后文章从不同视角描绘了新辟放生池上“层峦幽翳”、“油油洋洋于波涛间”之湖光山色的幽深渺远,以及“旷邈优裕,任其自适”之宁静和谐而充满生机的优美景致。“前瞻则晨峰弄晖而征鸿和,西顾则暮云归岫而栖翮集,南观则灵湖嘘吸而鲸鳄潜,北望则层峦幽翳而麋鹿伏。徙倚而环视之,颁首莘尾,漾■■鬣,油油洋洋于波涛间,而鸥■■之属,■翔乎烟渚,昂藏乎沙碛,迄无网罟■弋之虞。”赞颂了新辟放生池为自然万物提供“任其自适”、“生生不穷”之自由自在生存环境的无量德泽。

  王大宝《放生池记》篇幅虽不长,却有较为丰富的潮汕历史文化内蕴,且文笔优美,是潮州宋代现存散文作品中文学色彩较为突出的一篇,很有探研韵味。

  首先,文章揭示了宋代潮州佛教发展的现状与态势。佛教何时传入潮州,至今未见明确的文献记载,然唐代中前期,佛教在潮州已有相当规模的活动和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从唐代有关西山惠照、药山惟严,以及大颠等著名僧人的记载看,显然早期潮州的佛教传承的是惠能一派的南宗禅,而且传播者皆为惠能南宗的嫡系高僧,起点颇高,规模不小,影响也甚广。仅从“门人传法者众至千余人”之大颠,便不难以一斑而窥全豹。而宋代以来,则因净土宗一改禅宗的顿悟而讲究念佛行善,追求有为功德,强调因果报应,修行十分简便,因而在潮州民间逐渐盛行起来,佛教在潮州的传播便逐渐由南宗禅转变为净土宗。《放生池记》描绘新辟之放生池,工程之宏大,规模之浩阔,湖光山色之潋滟浩渺,见出当时潮州社会的繁荣富庶,佛教慈悲观念深入人心程度。它反映的绝不仅仅是知州曾造遵循诏令的“长官意志”,更重要的是潮州当时民间的佛教崇信由先前的南宗禅转向一心念佛行善,慈悲为怀,追求有为功德的净土宗的社会现实,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潮州佛教发展的现状与态势。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潮州的社会经济、政治与文明发展状况,表明宋代的潮州社会已步入了自身历史发展的繁荣兴盛阶段。

  其次,碑记乃我国古代社会立德、立功、立言,颂扬正能量之产物,除了客观纪实之外,着重在于歌功颂德。《放生池记》除了宣扬佛教众生平等的慈悲精神之外,更在于颂扬历代仁君“体尧舜以推至仁,稽商周以恢洪业,量包溟渤,恩沛雨露”之德泽,同时也颂扬时任潮州知州的曾造新辟放生池之功德。透过这种颂扬,却让人窥见了当时社会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明进程轨迹,也窥见了潮人文化源头儒释交辉的特质在宋代潮州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最后,《放生池记》作为一篇碑记体古文,结构严谨,主题突出。文章集议论、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骈散相间,句式参差,语言简古,文笔优美。尤其是末段对于新辟放生池湖光山色之描绘,视角变幻,情景交融,甚为生动活泼。明显受古文运动的影响,有唐宋古文家以散文方法韵文,注重清新流畅与气势,章法开放,叙事、议论、写景、抒情融为一体之创作余蕴。可以说,王大宝的《放生池记》是宋代潮州文坛一篇有国内同时代散文创作倾向的典型性作品,它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宋代潮州散文创作的审美取向。

作者: 
翁奕波
来源: 
潮州日报(2017.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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