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铁路案始末

    潮汕铁路是中国较早的商办民营的铁路,在修筑这条潮汕铁路的过程中,曾发生了铁路沿线乡民打死日本人的事件,引起了轩然大波,史称“潮汕铁路案”。在日本人的逼迫下,腐败的清政府为搪塞日本人,采用了李代桃僵之策,制造了一起残害人命的冤假错案。
 
    1903年,南洋华侨富商张煜南、张鸿南兄弟(祖籍广东梅县,人称张百万)通过当时的闽广农工路矿大臣张弼士向清政府提出申请,要求建筑潮汕铁路。经慈禧太后亲自批准,同意张氏兄弟兴建经营潮汕铁路,订下合约,定五十年后收归国有。清政府铁路大臣盛宣怀介绍了詹天佑前来勘探、设计。由于清政府地方官员、奸商与日本人相勾结,詹天佑遭到排斥。最后,日本人以100万元的工程造价承包修筑潮汕铁路,并盗用了詹天佑的设计方案。1904年冬,张氏兄弟成立了潮汕铁路公司,张煜南任总经理,铁路工程也就从汕头破土开工。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在中国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中国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当开辟潮汕铁路时,日本人飞扬跋扈,再加上筑路使沿线乡村的许多田园被征用、乡村被切割,早就引起沿线乡民的强烈不满。1905年初,当铁路修筑到澄海县和海阳县(今潮安县)交界的葫芦市时,日本人考虑到要在人口密集、经济较发达的庵埠(其时称龙溪都)设立车站,遂改变原来的筑路计划,决定舍直取弯,使铁路从庵埠穿过。这样,修筑路基时必须毁坏庵埠陈姓和杨姓二大姓氏所在乡里——马陇乡和文里乡的大片田园和墓地,同时把文里乡一分为二,一时民怨沸腾。文里乡的七十多岁乡绅杨元荣代表乡民亲自往海阳县请愿上书,要求不得改变原计划而变更路线。当时,清政府的官员都害怕洋人,因事涉日本人,海阳县官也不敢作主,无能为力,遂不置可否。
 
    1905年2月3日,月浦乡民与日本修路的工程人员发生纠纷,事态越闹越大,月浦乡民乘怒追打日本的工程人员,结果,有二个日本人在葫芦市附近被群众用田土击毙。马陇、文里二乡乡民也闻讯群起而至,乘机将葫芦市长期勾结日本人的奸商陈顺和的家抢劫一空。
 
    海阳县驻庵埠的通判见出了洋人命案,事情闹大了,不好收拾,于是慌忙飞报潮州府,谎称庵埠陈杨二姓人造反,请求派兵弹压。潮州府接报后,一方面扣押了杨元荣,一方面督办吴祥达率领数百兵丁南下镇压。兵至庵埠,因不明虚实,吴祥达不敢贸然进兵,遂驻兵于文里乡的桥边村。陈杨二姓乡民闻知官兵前来镇压,惊慌奔走,四处躲避;庵埠寨内的店铺也关了门,这就是当地人所说的“陈杨走官兵”。吴祥达责令乡绅缉拿凶手。按清朝的律法,罢市超过三天者,地方官员必须受到处分。因此,驻庵埠的通判只得亲率兵丁,挨户叩门,勒令开店复市;吴祥达也移兵驻扎于葫芦市。
 
    在此同时,日本驻汕头的领事向清政府的地方政府交涉、要胁,提出要尽快破案,否则日本将派兵舰前来,今后筑路,也必须由日本派兵保护。
 
    逼于日本人的压力,当时的广东总督岑春煊先后派了温钦甫和庄允懿前来查办,潮州府、镇官员和澄海、海阳县知县均亲临庵埠主持,到出事地点查勘,并在葫芦市设立临时办案行台。
 
    澄海知县杜燮元能言善辩,千方百计将责任推给海阳县;而海阳知县胡光镛系捐班出身,昏庸无能,在上司的压力下,唯唯诺诺,结果,打死日本人的责任就落在陈杨二姓乡民的身。陈杨二姓被勒令各交出一名凶手偿命。在各方面的强大压力下,陈杨二姓乡绅便在穷人身上打主意,拟以每人一千银元的代价物色替死鬼。文里村的杨阿会,家境贫寒,性软弱,便被物色为替死鬼。陈姓乡绅还乘19岁的店员陈元贞半夜上厕,将其绑架,强迫去替死。这样,“凶手”抓到了,经与日本人讨价还价,总算在1905年3月结案:判处“凶手”陈元贞、杨阿会死刑,杨元荣监禁5年;另赔款二万六千元(银元)。至此,潮汕铁路案的风波才告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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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潮州日报(2003.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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