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我家的苦难生活

  每年的6月21日,潮汕沦陷日的空袭警报响起时,我常会想起潮汕沦陷时期我家的悲惨遭遇。1939年6月21日,侵华日军法西斯铁蹄践踏潮汕大地,民众饱受苦难。后又遭受罕见旱灾,瘟疫(霍乱)横行,民众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那时我父亲是个泥水匠,他曾在香港为胡文虎花园砌假山。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香港跟着沦陷了。父亲随逃难的人群绕道步行回到家乡潮阳。回家时,一双脚板满是血泡,身上仅有的一点点钱也在归途中被劫贼搜去了。

  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8人,潮汕沦陷前,两个姐姐便出嫁了。一家9口的生活全仗父亲做泥水匠维持。那时,哪有维修房屋的!因此生活毫无着落。家中稍值钱一点的家具都变卖光了。约1942年春,父母商量,这样下去只会饿死,不如忍痛将几个小的嫁了或卖了。

  首先,妈妈通过“中人”把四姐带到西胪。据说,当时西胪大松树下聚集了县上(棉城)来的十几个小姑娘,是打算卖给人家当“走鬼”(小女佣)的。四姐只有13周岁,妈妈虚报14岁。本来说好10斤红薯成交,第二天妈妈回来时,却两手空空,原来在回来的路上,被拦路贼打了一顿,还被打伤一根指头,东西全被抢了。

  在此之前,祖母因贫病交加去世。大姐在婆家由于饥饿,又加染上霍乱而死,只有20岁。1942年初夏的一天,爸妈对我和最小的弟弟说,把你们兄弟“送”给有钱的人家吧,不然在家中只有饿死。我们听了也没敢反对。人贩子来我家看过我们兄弟俩,说好每人5斤红薯成交。我们在人贩子家中待了一天一夜,只端来过一碗糠粥,也吃不下。当夜大雨倾盆。第二天,因大雨人贩子未带我们上路。一大早,妈妈出现在人贩子家门口,见到我们兄弟俩时,每人给一颗糖。妈妈与人贩子说,要把我赎回,多还给两斤红薯。这样,5周岁的弟弟只卖了3斤红薯。据说,后来弟弟死在贩卖途中。爸妈当时为何把我赎回?原来,我们在人贩子家中时,大哥被地主家雇去打了一天工,累得口吐鲜血。当晚,父亲捶胸顿足,说原本四兄弟,现在几乎只剩下一人了,痛心疾首,才决定把我赎回。此时,家中仍揭不开锅,爸妈又商量着再把我卖到和平。和平的人贩子把价钱压得更低,只有3斤红薯,我们母子俩只好回棉城。回家途中,我失足跌入日寇飞机轰炸所形成的大水坑中,幸好有个路过的农民救起了我。

  潮阳待不下去了,举家迁到汕头,父亲说汕头地方较大,打点零工较有机会,我们便在汕头租屋住下。

  1942年夏,霍乱继续肆虐,饿殍遍地。日本兵带着伪安保人员挨家挨户搜查,见有躺着不起身的人便拉到日本医院(当时的中山路100号)。第二天一早,一车一车的尸体便被拉去掩埋了。

  我一家只剩下5人,仍难以维生。幸好当时存心善堂成立儿童教养院,收养10岁以下的苦难儿童。父亲在朋友介绍下,把二哥和我送到儿童教养院。在被日寇铁蹄践踏的潮汕大地,在大灾荒年,我们哥俩能进入存心儿童教养院,不仅得以活命,还能接受免费教养,真是幸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我们兄弟俩先后离开教养院,进小学读书。解放后,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接受了中等和高等教育,成长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如今,我已是一位83周岁的老人了。亲历过国难时期的苦难生活,对比今天,越发深感当今生活的甘甜、幸福!

作者: 
马基茂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6.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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