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贤人圣人到神

  这是刊登在广州《时事画报》清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五(1906.8.24)第21期上一张有关清末方耀裔孙藉其威名像扶乩医人,愚惑乡人的图片。旁注有“贞珊绘”,铃有一“陈氏”印章,知为出自《画报》名手陈贞珊之笔。

  旧闻

  潮州普宁人士,素信神权,已属牢不可破。日前更有一事,足以令人喷饭者。普宁城内,高搭彩棚,旗帜飞扬,大书特书“答谢方军门天恩”。盖前水提方耀之裔孙,将乃祖遗像扶乩医人,中间或有病愈者,遂愚惑乡人,为之建醮酬恩。一时红男绿女,途为之塞云。噫!亦异矣!

  (陶)按:吾粤迷信,不止一端,怪怪奇奇,莫可名状。方提督果有灵乎?吁!愚人之愚矣!

  新说

  孔子曾经说过:“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儒家要求人们追远先圣先贤,肃敬先祖,躬行古道,厚养其德。

  历史上,先圣先贤、祖宗被赋予了敬仰、崇拜、伦理楷模、英雄本色的意义和色彩。人们为他们建堂修庙,立碑塑像,载于史册,颂于庙堂。

  在官方,这些历史人物被赋予了正统的价值、道德伦理与合法性的来源。在民间,则化作了神灵的崇拜,和能够交好运的保护神。

  在众多人物神崇拜中,关羽崇拜尤为突出。

  在中国的文献里,关羽有两种形象:历史文本里比较单薄,亦比较真实的关羽,和民间文学文本里为人们所熟悉的,武德兼备,完美得近乎神明的关羽。

  我们对历史人物关羽的了解,要依靠着晋代史学家陈寿所撰的传记和裴松之的注解。传记不足千字,连注解也不过两千,就记载在《三国志·蜀志》第六卷上面。陈寿称赞他对刘备的忠义,称赞他的勇敢可敌万人,亦批评他高傲以自取败。

  可到了民间文学里,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塑造,关羽过人之处被放大了,性格的疮疤却给掩饰掉,几乎变了个人。变化是悄悄出现的,足以让人们把理想当作真实。

  这一切,都是通过三国故事来完成的。宋朝国力积弱,辽、金、西夏、蒙古相继崛起。元朝数十年中,天下纷乱,群雄征战不已。大概是受了这些政治现实的刺激,“天下三分”的故事在民间颇为流行。“说古话”、搬杂剧,三国故事用各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艺形式风行天下,大受欢迎。到了元末明初,罗贯中依据前人提供的史实和传说故事,写成《三国志通俗演义》。这一部俗称《三国演义》的小说,流行如此广泛,除了极少数有考据癖的学者,世人都把它当成历史真实。

  关羽是《三国演义》里最完美的人物。作为民间文学里的人物,关羽忠诚、仁义、勇武、智慧,动言合轨,几乎兼具儒家理想中的全部美德。清初著名的《三国演义》批评家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这样议论关羽: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超群者莫若云长……是古今名将第一奇人。

  这个崭新的关羽的出现,跟宋代理学大行其道的现实息息相关。明清以后,理学渗透整个社会生活,符合理学社会道德理想的《三国演义》亦广泛传播,关羽成为从帝王到贩夫走卒,甚至会党盗贼——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偶像。

  清代以后,从官方到民间,对关公的崇拜更达到高潮。满人入关以前,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已经对《三国演义》喜爱有加。皇太极崇德八年(1643) ,就在盛京(今沈阳)建了关帝庙,赐与“义高千古”匾额。逢年过节,“官给香烛”祭祀。入关以后,先是沿袭明朝旧例,岁祭关庙。顺治元年(1644),重修白马关帝庙,“定祭关帝之礼”。同时,还要求“各直省、府、州、县建祠设像,守土官吏,岁时展谒典礼”。尤其是到了嘉庆以后,国运渐衰。每逢国家出了大事,民间传闻关圣显灵,便有加封,大有“临急抱佛脚”的味道。到光绪五年(1879),这位关圣大帝因为累封,已有了22个字的封号。这时,关帝已成为与文圣宣王孔子并肩的武圣,且有过之而无不及,府县要尊诏营建关帝庙。民间又把关羽视为武神、财神、保护神。很多行业把关帝当作保护神建庙祭祀,有些百姓亦希望关帝带来点财运而造庙崇奉。正如赵翼在《陔余丛考》所说:今且南岭极表、北极寒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

  就是到了今天,关公崇拜与关帝信仰不仅在国内,在海外,特别是在东南亚一带的华人商人家中仍有极为广泛的影响。

  回到画报上,这位被当时普宁城内奉为神明的“水提方耀(1834-1891)”,他原名辉,字照轩,普宁洪阳人。出身行伍,以剿太平军发迹,官至潮州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他在职时,建造炮台,巩固海防;围垦造田,创立基金;开办教育,广设书院。光绪十七年六月初二日去世时,两广总督李翰章六月初七日写的快马报送奏折即有“从戎四十余年”,“力疾治军,未敢暇逸”,“粤中士庶倚若长城”的评价,对他去世,“官绅同声惋惜”。并经奏准,在他履迹的地方潮州府、广州府、惠州府、嘉应州(今梅州)、东莞县“各城自行捐建已故水师提督方耀专祠,春秋官为致祭,以彰勋绩而顺舆情。”(《清实录·光绪实录》、《光绪朝硃批奏摺》)尽管方耀立下了赫赫战功,有功桑梓,惟其子孙良莠不齐,“该族强霸普宁集市,为非作歹,干了许多坏事。”(房建昌《潮汕地区中英交涉数事》,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年第3期)尤其他的儿子方十三(1876-1951,本名方廷珍),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以致民愤极大,1951年8月21日在普宁公开枪决。但如果将其对子孙的民愤这些账都算到方耀头上,是有失公允的。而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向来有深厚的传统,许多疑难和慢性病到今天还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何况百余年前,画报之所能在“普宁城内,高搭彩棚,旗帜飞扬,大书特书‘答谢方军门天恩’”,“为之建醮酬恩”,因“中间或有病愈者”,且方耀时人虽已逝,但余威尚存,其裔孙方能抬“祖遗像扶乩医人”形式显现,创造奇迹。这一现象即所谓“显灵”,是区别单纯的“鬼(死者)”与“神”的要素。可惜这个时候“造神”的土壤已经发生了变化,随着国门被迫洞开,民智渐开,其裔孙的“造神”运动亦就遭非议了,“足以令人喷饭”,“愚人之愚矣”。郑国藩在1923年所撰写的《省立第四中学校(今广东金山中学)同学录序》就曾感慨供奉在学校的方公塑像:“辛亥革命,像毁于兵,至今寂寂无忆及者,岂报功之义哉?”不就证明吗?

作者: 
陈贤武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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