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济桥头忆旧碑——明·王源“广济桥碑”及其拓本

  向读饶宗颐、张树人二先生合编的《广济桥史料汇编》(1993年香港新城文化服务有限公司)一书,对潮州广济桥(俗称湘子桥)的历史,粗略有个囫囵的了解。由于性嗜金石的原因,时隔多年,对饶宗颐先生序该书的最后一段话,仍记忆犹新:“(广济桥)旧时碑碣,多为地志失载,若王源手书‘广济桥’三大字,字大如斗,体势近《夏承碑》,今已无存。”末尾的“今已无存”四字,印象如石被刀■过,久久不灭。近日,有一福建书贾在兜售一批老拓本,我因淘购了一些,而王源的《广济桥碑》拓本,正好掺杂在其中。不知是天眷还是巧合,那“漫卷诗书喜欲狂”当然是不在话下了。

  《夏承碑》全称《汉北海淳于长夏承碑》,阳文篆额。东汉建宁三年(公元170年)立于河北永年。为著名汉碑之一。以其结字奇特,隶篆夹杂,且多存篆籀笔意,骨气洞达,神采飞扬,历来对其书法有高度评价。

  说起王源的名字,今天的读者恐怕是有点陌生。做回文抄公,节略一下《明史·王源传》如下:

  “王源,字启泽,龙岩人。永乐二年擢进士,授庶吉士。……英宗(即正统帝)践阼(登基),择廷臣十一人为知府,赐宴及敕,乘传行,源得潮州府。”

  《明史·王源传》又载,王源治潮政绩荦荦大端者有二:一倡行《吕氏乡约》(指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于北宋熙宁九年即公元1076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对后世明清的乡村治理模式影响甚大);一即重修广济桥。又据饶宗颐先生的《广济桥志》的记载,王源重修广济桥的时间是在宣德十年(1435),并始更定“广济桥”名(在宋代,曾用过“康济”、“济川”、“丁公”桥等名),沿用至今殆近600年,于此可见历史意义之特殊。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可能会私下嘀咕,为什么《明史》说王源知潮在英宗践阼,而《广济桥志》却说修桥在宣德十年,不是时间颠倒了么?考明宣宗、英宗二朝实录,宣宗在宣德十年正月初三日崩,英宗在同月初十日即皇帝位,并以翌年(1436)为正统元年。《明史》所谓的“英宗践阼”,是指正统帝登基的时间,而不是改元的时间。《广济桥志》记载王源修桥在宣德十年,是据明·姚友直《广济桥记》一文的。姚的原文有这么一句:“宣德乙卯冬,我韦庵王公(王源的别号)莅任(潮州)后。”这是遵循官方的历法,所以《明史》和《广济桥志》的说法并不相悖。

  基于王源在宣德十年(1435)重修广济桥,可知他手书的“广济桥”碑也应是同年所立,“桥名固韦庵所改立,碑当立于是时”(丘■《愿丰楼杂记》卷八)。又以该碑“今已无存”,各家过录碑文刻字互有不同之处。如《广济桥志·石刻》在广济桥碑一条:

  “右碑在县城东门街口,高五尺,广二尺三寸。中书‘广济桥’三大字,字大一尺五寸,字体略似《夏承碑》,左题‘王韦庵书’,右题‘督工驿丞秦祖’。碑阴别有‘管工粮户卢仕’六大字。”

  丘■《愿丰楼杂记》卷八“王源除怪石”一则就有言:

  “东门大街开辟马路,其西头尽处面东屹立一碑,题曰‘广济桥’,字大尺寸二三寸,用《夏承碑》体,左署‘王韦庵书’,右署‘驿丞秦祖立碑’。后为商店。……据友人云:‘旧有小亭,碑树其中,街道■仄,人之不觉。今辟马路,亭废而碑露。’”

  丘■(1874-1950),字荷公,福建上杭人。清光绪间举人。民国时曾任福建省议会议员,全国参议院议员,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秘,南社社员。曾主潮州城汀龙会馆馆政。

  我所得的《广济桥碑》拓本:

  中书“广济桥”三字,字作隶书,字约50cm见方;两旁落款,左题“王韦庵书”,右题“督工驿丞秦祖”,字作正书,字约10cm见方。(详见附图)

  较之《愿丰楼杂记》则稍详,而较之《广济桥志》,则阙其碑阴刻字部分。

  对于这一通碑,还有一点可以补谈的是,在民国十三年(1924),潮梅善后处处长洪兆麟(1876-1925,字湘臣,湖南宁乡县西冲山人)主政潮州期间,在潮城拓宽马路,东门街属其中之一,此碑才被人在马路旁的一座荒废的路亭里发现。又越八年(1936),饶宗颐先生致力乡邦文献,撰成《广济桥志》一书,是碑被著录其中,渐为世人所熟知。不及百年的时间,则又“今已无存”,使人有无限的喟叹。造化弄人,有时看来还不假。所幸的是,现在藉此拓本,约略以见600年前一代循吏王源的书法风采,以及重温这一段韩江上的掌故,私情还是聊胜于无。而更重要的是,2004年广济楼(东门楼)重修时,原嵌在里面的“广济门”牌匾重见天日,是否系王韦庵府尊的手笔仍尚存疑窦,由此拓本则可一举定案了。

  今广济桥重现明代王源修建时的风华,因而有一想法,愿此碑能再度重现于桥头,合浦珠还,相得益彰,但愿非吾得陇望蜀之望。

作者: 
郭思恩
来源: 
潮州日报(2015.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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