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想“粤东会馆”

如果说第一座粤东会馆没有了,是历史的原因;后两座粤东会馆,却完全是这些年在我们的手上毁掉的。三家粤东会馆,400多年历史,就这样如水长逝

  据我所知,在北京城,叫广东或叫广东各地方名字的会馆有很多,比如新会、蒲阳、潮州、惠州、肇庆等会馆,真正被称之为粤东会馆的,只有三家。

  先说第一家和第三家。第一家建得最早,第三家建得最晚。

  第一家在广渠门内。据我同学王仁兴1984年考证,这第一家粤东会馆开始叫做岭南会馆,是旅京的广东同乡在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建的。北京第一家会馆,是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由当时一位在史局任职的官员首议兴创、在菜市口建的安徽会馆,也就是说,第一家粤东会馆只比它晚了6年,当属北京最早的一批会馆,历史很悠久了。当年锦州总兵袁崇焕在广渠门激战金军,不料背后让人捅了一刀,崇祯皇帝听信小人谗言,袁崇焕被诬陷而在菜市口斩首,其头颅最早就是广东乡亲偷偷埋在粤东会馆里的。以后袁崇焕祠(现仍在)是在粤东会馆附近建的,那是清朝的事了。袁崇焕无疑给最早的粤东会馆抹上了最光彩也最神奇的一笔。可惜,这座最早的粤东会馆明末的时候就已经毁掉了。

  第三家粤东会馆是在南横街的东北角,它建成于清末。依然是广东同乡出资,买下康熙年间大学士王崇简父子的怡院一角,占地6亩,比最早的粤东会馆大出几倍。显然,广东人越来越有钱,在朝廷里越来越有势力。而且,那时的广东人如现在的北京人一样格外关心政治。戊戌时期,保学会就是在这里成立,变法的风云人物康梁等人都出入这里。民国元年,孙中山来京时的欢迎会,也是在这里召开的。都是广东人,想那时,出入这里的都不是庸常之辈,个个心怀百忧,志在千里,且吟王粲,不赋渊明。可以说,那是三座粤东会馆中最为辉煌的时刻。

  这种辉煌,一直延续到北平解放之后。上世纪90年代,为开通菜市口南北大道,南横街以西被拆了一片,占据南横街东北角的粤东会馆首当其冲。当时,很多有识之士曾经提出手下留情,保住粤东会馆。其实,只要让新修的大道稍稍拐一个弯,就能将这座老会馆保下了。

  2004年,我曾经专门去那里寻访旧址。那时候,还能看到一点粤东会馆残留的影子。因为它大门外的一株老树还在,而它的临院虽然破败,却也还在,依然可以让我想象一点它的前生前世。前不久,我又去了那里一趟,却连这点想象都没有了,新建的楼房,挤压得南横街继续往西缩,一直快到粉坊琉璃街了。想当年,拆这座粤东会馆的时候,将梁柱等建筑材料都按编号拆下的,有关方面曾答应以后将粤东会馆和一同拆掉的前面不远的珍稀过街楼一并异地重建的。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异地重建的事无人再提,人们的记性真有点撂爪就忘,这座最为辉煌的粤东会馆也就如此风流云散。

  下面再来重点说第二家粤东会馆。之所以重点说它,是因为我从出生一直到21岁去北大荒插队,一直住在这座会馆里。

  这座粤东会馆建于明末清初,位于前门外西打磨厂,老门牌179号,新门牌90号。当时,广东同乡嫌广渠门那里的会馆太小,而且偏僻,交通不方便,出资迁到西打磨厂,占地两亩,盖了这个新粤东会馆。想那时的广东人和现在一样,能折腾,起码是赚了钱,要不怎么能够置办第二房产?新建时粤东会馆曾经一度易名为嘉会会馆。我住的时候肯定是清末翻修过的了,不过基本格局未变。据说,清光绪年间,广东人陈伯陶写过一副怀念袁崇焕的对联:粤峤星辰钟故里,蓟门风雨引灵旗。专门送到粤东会馆保存,可惜,我问过老人,谁也没有看到过。

  它是一个三进三出的大四合院,街旁的高台阶上,两扇黑漆大木门,两侧各有一扇旁门,虽然破败,但基本保留着当年的风范。大门内足有五六米长的宽敞过廊,我们叫它大门道。过廊里有一大间房子,有门无窗,是当年的门房。过廊外是宽阔的青砖铺就的甬道。其东边一侧,有一个自成一统的小跨院,小跨院里,一排三间倒座房,两间西房,两间南房,想当年应该是乡里一些赶马车的下人住的地方。西侧是一片凹下一截儿却很开阔的沙土地,是用来停放马车,让马匹休息,蹭蹭痒痒打打滚的场所。那里成了我们小时候踢球的操场。甬道的下面挖了一个一人多深的大坑,里面藏有全院的自来水表,捉迷藏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常常藏进去,就像电影《地道战》一样,谁也找不着了。

  然后,看到的才是真正的第一道院门,中间是有盖瓦的墙檐和牌坊式的门柱组成的院门,按照老四合院的规矩,它应该叫二道门,所谓以前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它的两边是骑着金钱瓦的院墙。迈过院门前后几级台阶,是一座影壁,影壁一边是一棵丁香,一边是一座石碑,写着好多人捐资重修粤东会馆的名单和缘由。再往里走,是以坐南朝北正房为中心的三座套院,与大门和影壁对照,中心稍稍偏西一些。除第一座院有了前面的二道门,不再设门之外,其余两座院各有朝东的一扇小一些的木院门,一为方形门,一为月亮门。这两院内,前院种有三株老枣树,后院有花圃和葡萄架,后院的后面还有一个小院,种着一棵桑葚、一棵榆树。

  西厢房已经没有了,但东厢房非常齐整。我家就住在东厢房最里面的三间。每天上学放学时走进走出,要走老半天,那年带一个女同学到家里,一路各家窗户里扫射出来的目光,纷纷落在身上,越发觉得心重路长。最高兴的时候,是秋天打枣。我们会把最外面的大门和小院门都关好,不让别的院子里的孩子们进来。然后爬上枣树,使劲摇晃着树梢上的红枣,枣红雨一般纷纷落地,是我们最开心的节日。

  我家的房后,是全院的公共厕所。厕所只有两个蹲坑,但外面有一条过道,很宽阔,显示出当年的气派来。过道足有四五米长,最前面有一扇木门,里面带插销,谁进去谁就把插销插上。我们孩子中常常有嘎小子,在每天早上厕所最忙的时候,跑进去占据了位置,故意不出来,让那些敲着木门的大爷们干着急,没辙。我们管这个游戏叫做“憋老头儿”,是我们童年最能够找到乐子的游戏。厕所过道的那一面涂成青灰色的墙,是我家的南山墙,成为我们孩子的黑板报,大家在“憋老头儿”的时候,用粉笔或石块往上面信笔涂鸦。通常是画一个长着几根头发的人头,或是一只探出脑袋的乌龟,然后在旁边歪歪扭扭地写上几个大字:某某某,大坏蛋,或某某某,喜欢谁谁谁之类。写了擦,擦了写,一拨拨新起的小孩前赴后继。

  我读高一那一年,学习掏粪工人时传祥,背着挺沉的木粪桶,跟着时传祥一起到我们大院的厕所里掏过粪。

  10年前,2005年,我回粤东会馆特意看它时,竟看见当年立在影壁旁的那块石碑,垫在老街坊盖的小厨房的下面,露出一小截花岗石,像是千年乌龟探出的头。

  5年前,2010年,却只剩下了粤东会馆的大门。我走进大门,只到原来的二道门的地方,就被围栏给挡住了,童年的记忆一起也被挡在里面了,里面已经完全被拆得一片凋零。

  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站在围挡前,望着簇新却空无一人的院子愣神。从东跨院里走出来一位妇女叫我的名字,一看,原来是老街坊。她告诉我除了东跨院3户人家没有搬走,其余全部拆干净,盖起了灰瓦红柱的新房,我遗憾地对她说这回看不成了。她把我请进她家,顺手把紧靠后窗的床铺的褥子掀开,又搬来一把椅子,放到后窗外,让我踩着床铺跳窗而进,一睹大院新颜。

  我从这个小小的后窗跳了进去。空荡荡的院子,空荡荡的房子,过去历史曾经发生的一切,仿佛都已经不存在。我打开虚掩的房门,走进我原来住的那三间东房,簇新的砖瓦、簇新的玻璃窗、水泥地,夕阳正透进来,将房前那棵老槐树斑驳的枝影打在地上。一切的景象仿佛不真实似的,像是置身在戏台上那样恍惚。不知它以后的用场,也不知以后要住什么人。

  如果说第一座粤东会馆没有了,是历史的原因;后两座粤东会馆,却完全是这些年在我们的手上毁掉的。三家粤东会馆,400多年历史,就这样如水长逝。

 

作者: 
肖复兴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5.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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