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和大颠

  著名作家、诗人、书法家、佛教人士赵朴初先生于1986年2月访问潮阳灵山寺时,曾作了一首《访灵山大颠禅师塔有作》的诗。诗是这样写的:“禅师能智又能悲,肯下灵山访退之。不是辩才兼定力,怎教文伯为留衣?”好一个赵老,他如椽之笔一挥,寥寥数语,就把大颠禅师的学养禅风,以及他折服大文豪韩愈的传奇故事,活龙活现地呈现出来,令人读后眼前一亮,击节叹赏。

  众所周知,赵老诗中所谈及的这两位主角,都是有德有能,并且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卓尔出群的响当当人物。据有关史料记载,大颠(732—824),唐代著名高僧,俗名陈宝通(一说姓杨),广东潮阳人,祖籍河南颍川。他自幼聪慧好学,并对佛学情有独钟,曾先后拜海潮古刹(潮阳西岩)惠照禅师、南岳石头希迁和尚为师,终于学有所成,深得曹溪之法。唐贞元五年(789),他回到潮阳,次年创建白牛严寺(潮阳东岩卓锡寺)。唐贞元七年(791),他又在现在位于潮阳区西北约25公里的铜盂镇小北山麓(地名幽岭,又称塔口山),创建当时潮州府内的第二大佛寺——灵山寺。并开讲传法,弟子多达千余人,门徒遍布闽粤两省,影响深远,历久不衰。唐长庆二年(822),唐穆宗赐额灵山寺为“护国禅院”。至于韩愈,我们更是耳熟能详。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他幼时勤奋自学,25岁中进士,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唐宪宗即位后,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唐元和十二年(817),他跟随裴度征讨平叛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在政治上,他维护中央集权,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在文学上,他提出“文以载道”的主张,是当时古文运动的领导者。然世事难料,命途多舛。唐元和十三年(818),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这位“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重量级人物,却因为坚持正统儒家立场反对唐宪宗奉迎佛骨,上书《谏迎佛骨表》,触怒了信佛的宪宗皇帝,几乎被杀,幸得裴度等人营救,最终“夕贬潮阳路八千”,被流放到潮州做刺史。

  嘿,“不是一封书,安得先生到此”,不言而喻,韩愈因冒犯皇帝南谪来到远离皇城的潮州做剌史,这是他个人的不幸,国家的不幸,但“国家不幸潮州幸”。可不是么,年过50的韩愈来到潮州后,就“在其位,谋其政”。他“祭鳄”除鳄,使一条饱受鳄鱼祸害以致两岸人烟稀少、时称鳄江的广东省内第二大江,重新恢复了生机;他发挥治国安邦的才能,一举废除了当时潮州还残留着的“没良为奴”的陋俗;他兴学育才,惟才是举,破格委任乡贤赵德代理海阳县尉,让他专门管理州学,以督学风,等等。韩愈治潮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功德无量,“赢得江山都姓韩”。正如潮州韩文公庙联所说:“只须八个月,至今百世师之。”

  好了,在明了大颠和韩愈究竟是何等人物后,回过头来让我们循着赵老诗中的思路,重点谈一谈大颠与韩愈交往的这一段千古佳话。客观地讲,韩愈“南谪八千里”到潮州,这也是幽隐的大颠和僻远的潮阳灵山寺的幸运。何以这样讲?这是因为,被放逐到瘴毒之地、“学废日久”之州做刺史的韩愈,面对着的是一个文化未开,已近百余年无士人赴京考取功名,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几近“无可与语者”的悲催环境,使得执文坛牛耳,一直活跃在中原主流文化圈的他在政务之余,常因形单影只无处排遣寂寞而郁郁寡欢。因此,过了不久,当他闻知州治内潮阳灵山寺的大颠和尚精通佛学、文学,便致书大颠,热切地邀请他到府衙相晤。这正应了一句老话,叫做“饥不择食”。而大颠呢,几次接到韩愈的邀请书后,或许他早已看破红尘耐得住寂寞,他都不赴约。但后来当他听说韩愈是因谏迎佛骨才被贬来潮州的,却不请自至,并与韩愈一晤谈就达十数日之久。有道是:“佛以慈悲为怀”,而身为一代高僧的大颠,必定也是慈悲心满满。所以,可以这样说,大颠不请自至去见韩愈,他是充满自信的,他相信依凭自己的智慧与识见,完全能够帮助韩愈拔除心中的困惑。而这,也正是赵老前二句诗“禅师能智又能悲,肯下灵山访退之”的最好诠释。那么,禅师的潮州府衙行,他有收获吗?首先,从他们晤谈的时间来看,至少说明他们有话可说,很谈得来。要不,“话不投机半句多”,不可能相处这么久。其次,经过交谈,韩愈也称大颠“颇聪明,识道理,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这话出自文伯韩愈之口,定然是对大颠一种很高的评价。还有,韩愈后来对自己治潮时与大颠交往的事也毫不讳言,并说道,“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如此看来,大颠是不虚此行了。然而,我们还应该明白,曾写过《原道》“深排佛老非”,并因震撼世人的反佛檄文《谏迎佛骨表》而获罪被贬的韩愈,是坚守正统儒家立场的,这是他的精神支柱和为人处世的根本,大颠也好,其他人也罢,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撼动它,更不要说颠覆它了。与此同时,我们当然还得承认,“可与语者”的大颠的出现,以及他那头头是道、顽石点头的辩才,还有他那善解人意、待人至诚、耐心和细心的气度也即他的“定力”,却宛如一剂恰到好处的“心灵鸡汤”,给渴望交流、沟通,但又苦于没有谈话对手,心里头早已躁动不安的韩愈,带来了极大的慰藉。此外,通过十数日的晤谈,从不接触佛教经文的韩愈,已对佛教的宗旨,多多少少有了一些了解和理解。并对大颠的学养禅风也心悦诚服,遂引以为朋,这才有了后来的两次回访大颠,而且最后一次还留衣作别,可见交情已非同一般。以上所说的这些,应该就是赵老后二句诗“不是辩才兼定力,怎教文伯为留衣”的注脚。

  对于临别给大颠留衣之举,韩愈在《与孟尚书书》中已作了说明:“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尽管韩愈自己已这样说了,但历朝历代,仍不断有人试图作出新的解读,以为其中必有深意藏焉。譬如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并提出了“不知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的疑问。然而“疑问”毕竟只是疑问,它无据可依呀,奈何!故此我想,对韩愈留衣之举,本文开头所引的赵老的这首诗,应该是最接近事实的一种解读。换言之,正是大颠的“辩才与定力”折服了韩愈,使韩愈把大颠当作朋友,而临别留衣,仅仅是朋友分别时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能得到文伯如此规格的待见,只能表明“大颠果非常僧也(宋代欧阳修语)”,只能说明韩愈是很看重这个朋友的。如此而已,别无其它。当然,这个故事还有后话。这个后话就是:大颠和灵山寺正是由于结交了韩愈这样的重量级人物,凭借着韩愈在文坛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又直接引起了世人对大颠和灵山寺的关注,使幽隐之僧和僻远的灵山寺渐渐浮出水面并进入学人名流的眼界。从此,大颠禅师更加出名了,灵山寺也更加为世人所知了。也正是从这个角度上讲,故而我才会说,韩愈“夕贬潮阳路八千”,也是大颠和灵山寺的幸运。

  最后,作为对开篇所引述的赵老之诗的呼应,笔者也赋诗一首,并以此结束本文。诗曰: 

  文公能起又能屈,南谪潮阳遇禅师。

  调任留衣情乃见,从此灵山有传奇。

作者: 
陈永坚
来源: 
汕头日报(2015.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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