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南海贸和汕头港的兴起

樟林古港的新兴街

  清朝自1644年立国,到1912年灭亡,历时286年。除从顺治十二年至康熙二十三年之间,曾实行过一段时间的海禁和迁海以外,其余200多年间,基本上是实行开海政策的,因而在船舶建造、船队规模、运载能力、航行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前代的水平,比郑和时期的航海实力为大,不过在衰老的封建制度束缚下,中国航海事业与当时世界航海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相比,距离越来越大。清代末叶,汕头等重要港口的兴起,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南海贸的格局,自此,汕头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镇。

  清代的远洋航运业

  清代远洋航海事业,在规模上是超越前代的,它由盛而衰,经历了一个挫折、恢复、兴盛和衰弱的曲折过程。清朝立国初年,在东南沿海的统治地位尚未稳定,远洋航海事业刚刚摆脱了明代的海禁束缚,而清朝的迁海还未实行,这时出现过一个短期的、相对的自由航海时期,远洋航海事业有过一度繁荣。这从一些有关的记载中,可以窥知一二。如蓝鼎元的《论南洋事宜书》上所说:“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内地贱菲无足轻重之物,载至番境,皆同珍页,是以沿海居民,造成小巧技艺,以及女红针黹,皆于洋船行销。岁收诸岛银钱货物百十万入我中土,所关为不细矣。”

  这时官准的航运或私自航运已无区别,一时民间航业活动比较活跃。即是顺治十二年,十八年先后下过禁海令和迁海令,沿海居民所遭的摧残甚重,也未能杜绝出海贸易。从全国范围来看,远洋航海并未停顿。因此可以说,清初的航海事业,从一开始,便比明中期以后兴旺,特别在康熙二十三年全国开放海禁以后,中国远洋航海事业虽经短期挫折,但很快即得以复苏和发展。

  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后,虽到五十六年(1717),又一度禁止向南洋航行,但对航行东洋及安南并未禁止。雍正五年重解禁令以后,远洋航运便很快进入上升时期。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100多年中,对于海船大小,出海艘数所去地点虽有限令,但却从来没有认真实施过,使民间的远洋航海活动,得以长期而广泛地进行着,这是过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有利条件。正如周凯所编的《厦门志》所记述的一样:“服贾者以贩海为利薮,视汪洋巨浸如衽席,北至宁波、上海、天津、锦州,南至粤东,对渡台湾,一岁往来数次。外至吕宋、苏禄、 实力、噶喇巴,冬去夏回,一年一次。初则获利数倍至数十倍不等,故有倾产而造船者。”此外,一些沿海小港,也因远洋航海贸易,很快地兴旺起来,例如广东的澄海樟林港:“自展复以来……象犀金玉与夫锦绣皮币之属,千艘万舶悉由澄分达诸邑……高牙错处,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屯积,为海隅一大都会。”说明从18世纪以来,中国的远洋航海贸易得到了比较正常发展的环境,中国远洋海船,在东亚的重要地位日益显著。

  到鸦片战争的前夕,来华的西方海船,1835年为199艘,总计78000吨;1837年为213艘,总计83000余吨。这就是说,西方侵略者对华贸易所投入的船舶重量,此时已与中国远洋商船总吨相等了。一方面是中国远洋商船停滞不前,另一方面是进入中国海域的洋船日益增多,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对中国航海事业的排挤。

  汕头港的兴起

  汕头港的兴起是近代以来中国海贸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

  潮汕地区的航海活动最早可追溯到秦朝,其后西汉、隋唐各种典籍都有航海的相关记载。而真正意义上的海运贸易,最早见诸史籍的是北宋初年,《宋史》载,太平兴国五年,有三佛齐国(东南亚一古国)商船来到潮州港进行贸易往来。自隋唐时期起,潮汕地区海港的所在地在是潮州府以南,后来,随着韩江冲积平原不断扩大,北宋时,港口推至庵埠——程洋岗——东陇一线了。元人周伯琦曾有诗曰:“卤田宿麦翻秋浪,楼船飞帆障暮云”。可见当时海上贸易之盛。

  有明一代,朝廷实行严厉的禁海政策,东南海贸进入低潮。潮汕人为了生存发展,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海贸形式——武装商船集团。东南沿海,除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商军事集团外,还有一些小股的武装力量,如林道乾、林凤、吴平等,以南澳——拓林一线为活动中心,开展海上贸易。

  1840年的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开放五口通商;1858年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再开放10口通商,汕头是其中重要的一“口”。从此汕头跻身于海上贸易重要港口之列,开始走向世界经济舞台。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汕头?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汕头是一个天然良港。此前潮汕的港口,无论是庵埠还是樟林,都由泥沙的冲积淤浅,作用或消失或下降,而汕头位于东南沿海国际航道的要冲,连接东北亚和东南亚,背倚广阔的潮汕平原,腹地纵深,韩、榕、练三江入海 ,陆上连通粤东、闽西南,交通便利,具备大港口的一切要素。二、恰逢历史发展的一个特定时期。熟悉历史的人知道.汕头开埠于1861年,在此前后,长江中、下游13个省,深陷太平天国之乱局,赤地千里,生民涂炭;京津地区,英法联军长驱直入,京师震动,北方诸多港口已经瘫痪,只有闽、粤相对平静,处于这个历史的狭缝,汕头应运而生,建设南方大港非其莫属。难怪恩格斯说:“除通商五口之外,汕头是中国东南岸线上唯一有点商业意义的口岸”。对汕头来说,因祸得福。

  汕头开埠后,帝国资本大举进入了以汕头为中心的潮汕地区,各国相继在汕头设立洋行,如英国的怡和洋行、太古洋行、新昌洋行、新德洋行,美国的美孚洋行,德国的鲁麟洋行等等,列强控制着海关、货运、招商等经济命脉,汕头成为列强的“钱袋子”,潮汕社会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但是聪慧、勤劳、通达的潮汕人还是在这样的恶劣经济环境中进行顽强的抗争,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产业,海外的潮人社会和潮地本土的乡亲结成坚韧的经济联合体,成立如“潮漳会馆”等潮人组织,发展海贸,兴办实业。潮人资本兴建了一批民生和市政设施,比如第一条民办侨资铁路——潮汕铁路、汕头电厂、自来水公司、电话公司,老汕头的商业中心——“四永一升平,四安一镇邦”就是潮人公司的聚集地,记录了潮人资本的骄人业绩。

  到上世纪30年代,汕头进入全盛的历史时期,《澄海县志》载,“每当春秋风信,沙汕头及东西两港,扬航捆载而来者,不下千万计,民物滋丰,握算持筹,居奇囤积,为海隅一大都会。”据《潮州志》记述,“商业之盛居全国第七位”、“港口吞吐量居全国第三位”。辉煌一时,至今仍让汕头人引以为傲。

  汕头港口兴起是潮汕发展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也是东南海贸史——海上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不单引领了潮汕经济的转型,还直接推动了潮文化的转型,从而对社会生态产生深刻的历史影响。

作者: 
陈坤达
来源: 
汕头日报(2015.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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