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潮州科场的卷价

    科举考试离不开试卷。考生于试前须交纳一定的试卷费,这笔费用就叫做“卷价”。
 
    光绪《海阳县志·建置略三》[学校]云:“乾隆十一年(1746)七月,禁革应试童生卷价。”(童生,指参加生员〈秀才〉资格考试者,不论年龄大小,皆称儒童、文童)科考时不收试卷费,朝廷岂不是要增加一笔不小的支出?亦许是在各省学政的请求、“点拨”下,乾隆爷恍然大悟,马上收回成命,重作规定。“八月,谕学政:考试卷价自雍正十一年经部议定,每本价值三分,令提调自行办置。嗣后童生府、州、县以及院试卷价,令依部例。”
 
    对应试者而言试卷,“每本价值三分”,意味着要承负多大的负担?
 
    清代的童试,包括县试(由知县主考)、府试(知府主考)、院试(由省学政到各府主考)。每一级考试,都要考二日共五场。也就是说,如果能顺利参加各级考试,一共要考15场,交纳卷价合计白银四钱五分。
 
    其时,潮州的物价如何?
 
    韩文公祠中有一方立于乾隆二十七年的《太守丁公配享碑记》,其末段开列了每年祭祀韩文公及左右各位神龛(包括迁建韩祠至笔架山的丁允元即“丁公”)的祭品规格:“共猪四口,每口净重四十斤,定银三两。羊四只,每只净重二十斤,定银一两五钱。席六桌,每桌定银四钱,要丰盛……”以此换算,白银四钱五分可买猪肉或羊肉各24斤,可办一桌“很丰盛”的祭席。
 
    其时,潮州的“食皇粮”者收入又如何?
 
    乾隆《潮州府志·卷22·经费》中有颇为详细的记载。此处掇录数例以见其概况:
 
    海阳县知县,年总收入银103.49两(含俸银、薪银、心红纸张油烛银、迎送上司伞扇银四项,闰银7.79两另计),月均8.624两。
 
    县衙中的库书、仓书(即档案、仓库管理员),岁支工食银12两,月均1两。而门子、皂隶、马快、民壮、灯夫、禁卒、轿伞扇夫等,岁支工食银仅7.2两,月均6钱。
 
    县学教谕、训导(即县学正、副主管官员),年收入各银31.52两,月均2.626两。
 
    县学中的书办、门子,收入同县衙内杂役;斋夫(各“斋”即班级的生活管理员)月均收入银一两;膳夫(炊事)岁支工食银20两,月均1.67两,康熙十四年以后裁减,月均只有银5.56钱。
 
    可见,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四钱五分的卷价,对教谕、训导来说,要占其月收入之17.1%,也是不菲的支出。而对月收入只有银几钱的下层人士,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何况,4.5钱的卷价还仅仅是“部例”,各地在执行的过程中,肯定又会找出种种借口来层层加码,特别是到了吏治日坏的清末,卷价越来越高,于是,童生与官府的矛盾亦日趋尖锐、激烈,以致要酿出许多“事端”来。对此,上引《海阳县志·学校》中,就有一段明确的记载:
 
    同治十年(1871),海阳文童因卷价递增滋闹,经道、府、县严定章程,文童卷价:府、县试及院试,一律每场每本价值钱七十文。
 
    文末注明“据采访册修”,可知该段记载属实录性质。其时卷价递增至什么价位,文无明载,我们当然难以推知。但事情既然已发展到能使“文童滋闹”并惊动了县、府、道三级长官的地步,卷价之高,肯定已大大超过了一般的童生家庭的经济承受力。而在“严定章程”后,卷价仍定为“每场每本价值钱七十文”(折合白银七分,比雍正“部例”高出一倍多),生童在报考秀才时所面临的经济压力,显然仍十分沉重。
 
    通过科举以搏取功名,是封建时代士子的唯一“正途”。为了能侥幸走过这座“独木桥”,以期“封妻荫子、耀祖扬宗”,他们心甘情愿地皓首穷经,在自困于八股文、死钻精神牛角尖的同时,还要忍气吞声地接受卷价等苛杂费的盘剥。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除科举制度、推行新式学校教育以后,封建士子这种可悲复可叹的命运,才出现了一线改变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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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楚楠
来源: 
潮州日报(20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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