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生角艺

  这是刊登在上海《时事报·图画新闻》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上一张有关清末废除科举制后,饶平凤凰的老秀才们仍汲汲营营于会时文的图片。

  旧闻

  粤省饶平凤凰山社,当科举时代,社会筹集常年款项,作为会文(观摩而又含有竞赛、考试意义的文章写作集会,称为文会。会文指在文会里做文章)费用。现已科举停止已久,该社顽固老生仍照旧齐集文祠会课(文人结社,定期集会,研习功课,传观所作文字的聚会),以便开销常款。该邑风气闭塞,于此可见一斑。

  新说

  家族组织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它维系、支撑着整个封建大厦,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明清时期,家族组织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基层社会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家族经济是家族组织的基础,为家族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支持和财力支持。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读书人进入上层社会、提高家族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有效手段。在传统社会后期,科举制度和家族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张杰在《清代科举家族》中提出了“科举家族”的概念,即“那些在清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取得举人或五贡以上功名的家族”。

  科举制度之所以与家族组织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方面的原因。明清时期参加科举考试的读书人,首先要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因为要经过无数次的考试。仅科举中的初级考试——童试而言,需要经过县试、府试、院试三场考试,而每次考试都需要经费。清代江西道监御史何凤歧在康熙十六年(1677)的奏折中写到:

  “县考有交卷桌凳之费,县至府城,近者二三百里,远者四五百里,各童既苦跋涉,又费资斧。目前军需繁浩,若停止府县两考,令每童一名纳银十两,该县收库给以收票汇解布政,其童剩年貌、籍贯、保禀、干结,该县造册申府,府缴学道,该道将童生姓名移咨布政与县批查对,年终报部,则有童钱名,可助饷万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十辑)

  在这份奏折中,仅一个童生参加县试、府试两次考试所用的费用,就达到了10两银子。清初10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石粮食,相当于一个3口之家农民全年的口粮,甚至全部家产。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贫苦农民一般是负担不起的。而这仅仅是县、府两次考试,还没有参加乡试、会试。如果能考中进士的话,其所需考试费用是能推知一二的。这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来支持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和考试费用。由于读书人是“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有精力从事别的行业,在经济方面仅仅一个人和家庭是无法承担的,这亦就需要家族的支持。因而古代士人读书应试不完全是个人行为,经常肩负着整个家族的共同愿望。一个成年男子能够长期不从事生产而专心读书参加科举考试,其背后靠的是整个家族物力财力的巨大支持。一旦科甲有名,他们就有了政府所赋予的政治、经济、法律特权来维护家族的利益。其成败,成了继续保持家族门第的重要条件,就有了所谓“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唐·王建《送薛蔓应举》)、“一第知何日,全家待此身”(唐·李频《长安感怀》)。正如唐末王定保所说:“三百年来,科第之设,草泽望之起家,簪绂望之继世。孤寒失之,其族馁矣;世禄失之,其族绝矣。”(《唐摭言》)

  家族子弟入仕与家族的发展是互为促进,互为作用,有助于家族的持久与巩固,因而如画报中的“凤凰山社”虽地处粤东偏远山区,仍有“常年款项,作为会文费用”。

  画报中所谓“会文”、“会课”,不是指一般所称文人相聚谈艺的“会文”,而是专指“科举时代”为八股文所切磋的集会。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亦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它历经明清两代,是延续了五百年的惟一教育、考试的专用文体,五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无一不是这一教育制度训练出来的人。

  “科举之制始于隋,盛于唐,经宋、元、明、清,至清末方废除。”(沈任远:《隋唐政治制度》)取士不问家世,一切以程文为去留,三岁为一贡,乡、会、殿三级考试,通过锁院、糊名、誊录,分科取士以进士科为主,制度齐备,这都充分体现了科举的公平合理精神。明洪武三年诏告天下,特设科举,称“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后逐渐僵化腐化。如上文提及的八股文定于明初,备于成化,如果说最初它还仍有积极意义,日久则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了。清末内忧外患,朝野有志者,改革图强,大多发现了科举之弊。晚清的甲午战争、戊戌变法、新政立宪,科举制似乎已经到了不得不废的地步。因而,遂有1905年9月2日,清廷奉上谕:“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光绪朝东华录》)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就这样结束了。

  诏令既出,举国上下,有喜有忧。五天以后,上海维新派《时报》(1905年9月7日)发文,盛赞“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四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

  一个月后,晋中太原县举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到:“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日来凡出门,见人皆言科考停止,大不便于天下,而学堂成效未有验,则世道人心不知迁流何所,再阅数年又将变得如何,有可忧可惧之端。”(《退想斋日记》)

  可喜可贺还是可忧可惧?一朝一夕,恐怕还难以确定。而延至今,在学术界仍有争议。更何况在当时尚属山野偏僻的凤凰山区呢?况且在废除科举的十五年前亦即光绪十五年(1889)当地出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举人李香谿,亦就难怪老生们恋栈了。

  “凤凰山社”,即今凤凰镇,原属饶平县,至1958年11月割归潮安县至今。“文祠”系凤凰圩文氏祖祠的俗称,1927年改为华强公学,后更改为私立华强中学。1949年改名为凤凰区立中学、饶平县第三初级中学、潮安县第七中学,后学校搬迁至凤凰后河村溪埔,即今潮安凤凰中学。旧校址改建为凤凰镇政府。

作者: 
陈贤武
来源: 
汕头特区晚报(2015.04.20)
浏览次数: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