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古近代潮州商贸经济及其文化特征

  秦统一六国,中国版图开始形成,而其时潮地尚为蛮夷。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秦平定岭南,始于揭阳岭置戍所。汉高祖三年(前204),南海尉赵佗并象郡、桂林郡,称南越王,始于潮地置揭阳令。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定南越,置揭阳县,潮地才立行政区划由中央政权正式管辖。但比起中原,潮地尚属边远落后,直到唐代(618—907),潮州仍为朝廷用来安置贬谪朝官的惩戒之所,以至元和十四年(819)韩愈(618—907)贬潮路上即有绝望之感,嘱咐其侄孙湘“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载《昌黎文录辑校》第59页,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至潮后见到的是“颺风鳄鱼,患祸不测;州南近界,涨海连天;毒雾瘴氛,日夕发作。”(韩愈《潮州刺史谢上表》,载雍正《潮州府志》“艺文”)

  但“人间正道是沧桑”。地处“瘴江”与“涨海”, 正是使潮州改变落后,成为“岭海名邦”的有利条件。

  潮之州,大海在其南,港泊优越;韩、榕贯其腹,水网密布。自古以来,尤其是在缺乏汽车的古代,缺乏飞机的近代,潮州具备无可比拟的水上交通优势。雍正《潮州府志》总纂、漳州蓝鼎元是这样评述的:

  “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壮全潮之形势,为两省之屏藩,浩浩乎大观也哉。春秋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宁波、上海,然后穷尽水花鸟,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崖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航;葛啰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茫茫大海,无樊蓠之限。(蓝鼎元:《潮州海防图说》,载《蓝鼎元论潮文集》,海天出版社,1993年7月)

  蓝氏此刻划甚为清晰,一幅“潮州航运图”跃然纸上。

  当代有句时髦语,叫“路通财道”。潮州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交通环境,而使之虽迟开发,但却最早从农耕文化向海洋文化转变,摆脱自给自足传统经济的束缚,不断步入商品经济的浪潮中,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点,成为岭南重镇、岭海名邦。

  一、潮港宜泊,是优良的海运中转站

  绵长的海岸线和岛岸线(据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以现潮汕地区地域计,海岸线长278公里,岛岸线长124公里。载《潮学研究(1)》,1994年,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有优越的港口资源,如当今的南澳港、汕头港、柘林港等使潮地很早就被选为海运的泊船之处。早在西汉,司马迁《史记》便记载:“南越反,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将军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二十五史》第一册第26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黄挺教授认为:“东越的兵船停泊(于潮地)的地点,虽难确切考证,但约略不离韩江、榕江两江口,因非泊于此难以解决八千大军的饮水问题。韩江东溪下洲龟山西汉遗址的发现,当可与文献相印证。(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潮学研究(1)》第53页)

  《史记》的记载,仅提及潮地沿海有优越的停泊条件,而《隋书·陈棱传》则涉及海上商贸往来。陈棱“(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即六年、610年)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即潮州)泛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流求人初见舡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云云。(《二十五史》第三册第1121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黄挺教授认为:《陈棱传》下文,又载流求人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云云,可推知彼时常有发自义安的商船往流求贸易。而陈棱发东阳(今浙江金华)兵,不自就近的温州或福州、泉州的港口出,必抵义安后方击流求,或即由于义安人习熟此航道的缘故。(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潮学研究(1)第54页》)

  据黄挺教授考证:“有唐一代,未见有关本区(潮州)海交及港口的记载。北宋以来,本区发展很快,人文日渐郁盛,海上交通的兴旺遂成自然的趋势,见于古籍记录与考古发现的港口众多。如宋代的潮州港、南澳港、凤岭港、鮀浦港、揭阳港、辟望港。”(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载《潮学研究(1)》第54页)《宋史》已有潮州港的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是年潮州言,三佛齐国蕃商李甫海,乘舶船载香药、犀角、象牙,至海口,会风势不便、飘船六十日至潮州。其香药悉送广州。”(《二十五史》第六册第1405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

  明代,饶平柘林不但是重要的军港,而且是商船停泊之地。“嘉靖时,番船已经常往来,知暹罗与潮人之移殖交流,由来久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103)饶平大尖峰下云,柘林澳在其南,暹罗、日本及海寇皆泊舟于此。”“柘林造船业亦盛。”(饶宗颐《柘林在海外交通史上的地位》,载《饶宗颐潮汕地方史论集》,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8月)

  清代,潮州虽曾实施海禁,但经潮州港的船运仍川流不息。焦鹏先生据《华夷变态》、《唐通事会所日录》所记载作不完全统计,仅康熙二年(1663)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这是35年间,经潮州出发的潮州船或外埠船至日本的有47船次,其中康熙二十七年(1688)就有11船次。(焦鹏《清初潮州的对日海上贸易》,载《潮州研究(13)》,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韩国林现圭据金指南《东槎日录》揭示,1688年(清康熙二十七年,朝鲜肃宗十四年)3月3日,南澳船户杨登兴从宁波取新建航船出航,3月22日至潮州乌丁(欧汀)装货,有乌白砂糖2000担,白方绅2000疋、红白绉纱200疋、药材20包、大米100担,然后又到南澳装载一些货物。全船载粤东、闽南商户及船员共63人。6月4日从南澳出发前往宁波、南京、苏州,6月18日因海上恶劣遭难,于6月底漂流到朝鲜济州岛。(朴现奎:《1688年漂流在朝鲜济州岛的潮州出航船考》,载《潮学研究(14)》,花城出版社,2008年12月)

  由上可见,潮州具有优良的海上交通环境。

  二、潮瓷外销及宋代潮州陶瓷业的兴盛

  潮瓷外销,始于唐代,盛于宋代。

  唐代,潮州人利用本地丰富的瓷土矿资源,在潮州城郊的象鼻山、北堤头、竹竿山等地建瓷窑,出产瓷器开始海运东南亚各地。新加坡学者林亦秋依据在苏门答腊彭加山凫附近海域发现的,由考古学家命名为“黑石号”的唐代沉船中的潮州窑青瓷考证:“沉船的出土文物,可知潮州青瓷在9世纪的唐代,就已漂洋过海来到印尼的室利佛逝王国。”(《诏代黑石号沉船出水的潮州青瓷》,载《南国瓷珍》第118页,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12年6月)

  “两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进一步开拓。由于世界各国十分喜爱中国瓷器,需求量很大。加上宋政府对涉外贸易采取宽松支持态度,对番舶外商实行优惠政策,且(在全国)东南各港口先后设立管理外贸的机构市舶司,因而陶瓷外运数量越来越大,其中也包括潮州窑的产品。”为适应对外贸易的需要,潮瓷制品大量洋人化。“在水东窑(属笔架山窑)出土的大耳短吻瓷塑哈巴狗、卷毛高鼻洋人头像以及各窑口生产的长咀无耳军持瓶(佛教用物)更纯粹为外国人设计生产的。”(庄义青《宋代的潮州》第79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据各种资料反映,20世纪在印尼、马来西亚、巴格达、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均有宋代潮州笔架山窑生产瓷器的发现。

  宋代,陶瓷生产是潮州的一大支柱产业,并形成多个颇具规模的生产基地,如程岗洋(现属澄海)、洪厝埔、竹竿山以及笔架山等,以城东笔架山规模最大。

  笔架山人口密集、瓷窑众多,窑群集中,连成一片,有“白瓷窑”之称,人们也称之为百窑村。1953~1986年在笔架山先后共发掘10座瓷窑。其中1号窑长24.1米,宽约2.85米,估算年可产碗20万只。10号窑残长79.5米,宽约3米,估算年可产碗50万只。生产规模如此庞大,宋时的潮州已堪称“南国瓷都”了。

  三、潮州抽纱,中西文化交融的产物

  抽纱,作为20世纪对潮州经济最具影响力的特色产品,“其技艺是外来抽通工种与潮州久享盛誉的刺绣工艺结合的产物。”(《潮州抽纱志》,潮州抽纱志编写组,1986年10月)

  刺绣是中国的传统工艺,而在潮州地区具其地方特色而名之为潮绣。潮俗“妇女多勤纺织,凡女子十一、二龄,其母即为预治嫁衣,故织纴刺绣之功,虽富家不废也。”(乾隆《潮州府志》卷十二第10页),潮绣源于何时,说法不一,较为流行的说法是始于唐宋。”,至明代已有较高技艺,而清代已成为民间工艺。(杨坚平《潮绣抽纱》第1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光绪十二年(1886),汕头一位德籍领港员的妻子于传教时发现精致的潮州绣艺有与外国抽通工艺结合而创新的价值,于是将她原学到的抽通工艺在潮州妇女中传授,绣成手巾之类的原始抽纱品。光绪二十二年(1896),汕头福音医院美籍医生莱爱力的妻子来潮传教,又把西方抽通技术在女教徒中传播,把带来的样品散发给教徒,并用揭阳出产的夏布交教徒联系地方妇女加工,使抽纱技艺形成社会化。光绪二十六年(1900),海阳北厢新埔村(今陈桥新埔)人丁惠龙开创抽纱制品贸易渠道,并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成立第一家抽纱商铺“发合号”。自此,汕头传教士、教徒争相委托加工,潮州抽纱产品通过来往船员、外人传布港、澳和欧美各大洲。外国人视为奇珍、争相寻购,导致英、美、意、德等国商人纷纷来汕头开设抽纱洋行。(上引自《潮州抽纱志》第8~9页)

  此后,潮州抽纱业迅速发展,民国23年(1934)统计,潮州城有抽纱刺绣商铺(行)52家,以义安路、西马路、西关外最为集中。(《潮州市商业志》第38—39页,潮州市商业局编,1988年10月)“据民国24年(1935)调查,全潮州抽纱工人有50万人之众,一说100万人。其在汕头赴抽纱洋行工作者,每人日工值由3角至6角。潮安妇女,夙擅刺绣之技,所作之抽纱加绣一项,艺高值昂,每日多至1元,少亦数角。其关系潮人生计之钜概可想见,自夏布业崩坠之后,兀端赖此为维持也。”(《潮州志》第3361页,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2005年8月)

  四、潮州通商口岸的确立与汕头开埠

  1858年(咸丰八年)6月13日、6月18日、6月26日,清政府与俄、美、英均订立《天津条约》,同意在潮州等城市设立通商口岸。1859年11月清政府同意潮州对美先行开市。1860年1月1日(咸丰九年十二月九日),潮州对美如期开市。潮海关设于汕头,汕头开埠。

  汕头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廉价商品向潮州倾销,造成潮州和闽南一带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纷纷沦为“猪仔”,被卖到南洋和世界各地当苦力。

  1860年外国人开始控制潮海关。1864年仅鸦片一项的进口就价值291万余银元,占汕头埠全年进口总额的76%。外商随后在汕头办起怡和、鲁粦、太古和德记等洋行。

  1864年外国资本家在汕头创办了柴工师文船舶修造厂,随后又建机器榨糖厂;1879年民族资本家也在汕头投资办起豆饼榨油厂,此后又办了肥皂、罐头、酿酒、电池、火柴等工厂。

  1871~1903年,汕头埠年均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492万余银元。汕头形成了以小公园为中心的商业网络,批发商行、小批发点、零售商店遍布闹市。有些大商行还在各地设有分号或联号,形成了北到天津、大连、上海、芜湖等地,南达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通商网络。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潮州的货物运销,除中国内地及香港外,远达新加坡、泰国、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地。1936年仅从汕头港外运的货物,值2550多万元;运入的达5710多万元。1933年汕头全埠商行达3441家,商业的繁盛居全中国各城市第7位,仅次于上海、广州、天津、大连、汉口、胶州。港口吞吐量居全中国第3位,仅次于上海、广州。(《潮汕百科全书》第7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3月。)

  五、潮州商业城的形成与发展

  现潮州古城区(以环城路为界)规划于宋,形成于明,定型于清。其特点是区域功能明晰,有北贵、南富、西丁、东财之称。北廓为城之上,是衙署府门所在,居者以达官贵人为多;南廓猷灶义兴甲、家石古郑庵十大巷并列,豪宅云集,居者多是豪富;西廓打银街、胶柏街成片,工艺与作坊聚集,从工多是男人;东方临江,以太平路为中轴,商户行栈林立,是商贾经营旺地。

  古潮州城市场十分兴盛,远在宋代,商民们便自发地在湘子桥上聚汇成一个颇具规模的市场。明代以后,又逐渐在城内形成了一个商业中心区和若干专业性市场。到清代,潮州市场分布的格局大抵如此:从太平路北端昌黎路口起向南至开元路口,是古城潮州最为繁华的商业中心;义安路是铜、锡器制品营销的集中地;西马路是鼓乐业的所在地,仙街头是眼镜古董商的聚集点,上东堤和图训巷多是私家银庄和批局;下东堤、东门街、下水门街和东门外沿韩江一带,集中着纸、糖、油豆、京果、海味、碗等行业,湘子桥和桥东宁波寺前,是青果佣行;东城门至下水门沿江内街,是木器家具农具铁类的产销地带;南门沿江是竹类批发市场;南春路大部分是竹器店;下水门外南端至鱼鲜场,是杉木竹和海鲜鱼品的经营点;位于潮州城北的昌黎路,是潮州政治、文化中心之所在,在这里经营的大都是笔墨店、刻印店、写字摊、裱画铺;西平路西门一带多为顾绣、抽纱的营销点。此外,还有以商业专业性活动频繁而得名的米铺街、竹铺头、豆铺街、糖行街等商品交换街巷和以专业经纪商聚汇形成的猪仔场、青果场、青菜场、鱼鲜场等服务性交易场所。(上引自《潮州商业志》第375页,潮州市商业局编,1988年)

  民国13年(1924),大街拆建竣工,并易名太平路。此后,各行业商家竞相在该路租屋建店,一时间街道两侧商店林立,百业俱兴。其中尤以北侧昌黎路口至南侧开元路一段最为繁盛。聚集在这里的商店,经营着绸缎布匹、苏广百货、金银首饰、鞋帽被服、电器五金、书局、药房等。据民国23年(1934)全城商业坐商调查资料记载,潮州城初具规模的坐商已有2418家,分为146个行业。当时,在整条太平路经营的坐商共有372家,分为金融、杂货、金属、美术品、建筑、染织、衣着、装饰、日用品、燃料品、饮食品、医药等12个大类、75个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居于首户的巨贾多聚集于太平路中段,其中有在市场上举足轻重的吴祥记、大祥、义成、顺发、千大、庆祥、千盛等。此外,街道两侧的铺缝店隙中,还夹杂着为数众多的杂食、杂货摊档。各种生意互相竞争,相互作用,使这一市场日趋繁荣。太平路上从早到晚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叫卖声、要货声此起彼落。(上引自《潮州市商业志》第377页,潮州市商业局编,1988年)

  六、古近代潮州商贸经济的文化特征

  海洋文化,是古近代潮州商贸经济的文化特征。

  汕头大学教授隗芾认为:海洋文化是与以海洋为依托的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其要点是“市场经济”。 (见《中国海洋文化与潮汕》,汕头大学出版社,2011年3月)

  在古代能形成海洋文化的地域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海上水运资源,一是要有充足的商品交换生产基础,一是要有规避中央集权制约的相对宽松政治环境,而这三方面正是当时潮州最具备的优势。具有无可比拟的水上交通条件与优良海港,以兴盛的陶瓷业为主的出口商品的生产,处于省尾国角而又能与海外长期的经济交流与技术引进,尤其是众多海外潮人的作用,使潮州较早步入世界经济洪流,反过来促进地方商贸经济的发展。

  后语

  认识潮人,应认识世界潮人;了解潮商,应了解世界潮商。

  潮人,来自中原的移民。带着浓郁的中华文化底蕴,在与西方文化交融中,产生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1917—);吸吮儒商的优良传统,在海外经济大潮搏击中,产生了世界华商首富李嘉诚(1928—)。一位出生于潮城达贵街区商贾之家,却成为文化巨擘;一位出身于潮城儒学宫旁的文化之家,却成为商界大佬。这出现于同一时期的“异象”,并非偶然,而是历史积累的呈现,称“海滨邹鲁”,并非宋人给潮州的溢美,而是历史对潮郡的恰切评价。海洋,使潮人带着中华优秀文化融入世界文化巨流,而形成独特的潮州文化。海洋,使潮人带着儒商诚实风范融入世界经济大潮而形成独特的潮商精神。潮人胸怀环宇,潮商放眼世界。每二年一度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与潮学国际研讨会在世界各地轮流召开,就是这一现象的具体体现。

 

作者: 
黄继澍
来源: 
粤东门户网 http://www.yd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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