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潮阳文风盛

  潮阳置县于东晋隆安元年(397),是粤东古邑。自韩愈刺潮后在潮阳置乡校兴学育才,宣扬儒家孔孟之道,社会风气大变,人才辈出,其中以明代尤为突出,潮阳也从“南蛮之地”一变成为“海滨邹鲁”,北宋潮州通判陈尧佐在诗中留下了“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之赞叹。

  自明洪武十八年(1385)林逊中进士开始,到崇祯七年(1634)郑同元中进士,前后250年间全县共中进士35人,制举16人,举人239人,在当时潮州府下属十一县中仅次于府城所在地海阳县。这其中,有潮阳知县萧洵一系五进士,有郑经正、郑经哲、萧端贲、萧端升兄弟同榜中举人,也有姚瑷、姚绍、萧来凤、萧端蒙等叔侄同榜的佳话。

  一、林大春与《潮阳县志》

  林大春,嘉靖庚戌(1550)科进士,自幼饱读秦汉史籍,精读古文诗赋,历任行人司行人、户部主事、浙江提学,为官清正廉洁,视名利淡如水,47岁便回乡隐居著述,可谓是官不显赫,但文名颇著。

  隆庆三年(1569),知县黄一龙决定修志,遂聘请林大春为主编,他坚持以严谨治史学风总纂该志,志中选取资料坚持三大原则:史籍、文物旧迹、亲闻考证。全书分二纪、三表、六志、四传共十五卷。上限起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下限至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上下历经1780年。该志影响巨大,人皆以为出自国史之笔,颇有《汉书》之风。清顺治《潮州府志》卷6林提学传载“修《潮阳县志》,深得司马氏之意。”中国地方志学会学术委员、著名历史研究员陈泽泓在其《岭表志谭》一书中也提到“此志纲目谨严,采索无遗,当时言志者必提《潮阳县志》”。林大春所纂《潮阳县志》是一部上乘的地方志书,盛世修史也是中国之传统,由此可见当时潮阳人文之兴盛。

  二、“父子翰林” 萧与成与萧端蒙

  萧端蒙为萧与成之长子,父子皆登进士,并先后荣膺翰林,一时蜚声朝野,人称“父子翰林”。

  萧与成秉性高洁、至孝,家居潮阳以后,关心桑梓,曾身先士卒,率领潮阳民众抗击倭寇入侵,还带头捐资、变卖家财疏浚护城河,深受当地人爱戴。其与陈大器、薛侃、苏信三人同为明正德丁丑科(1517)进士,潮州府城也为其修筑“四进士坊”以示称颂。

  萧端蒙自幼受其父影响,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为明代潮州后七贤之一。嘉靖二十年(1541)中进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凭借其出众的才华,深得皇帝赏识,由翰林改授山东道御史,并先后出任贵州巡按、江西巡按,所到之处,皆有建树。萧端蒙不仅为官有道,文学创造也是首屈一指,留有《铸钱议》、《治运河议》、《论时政书》等阐述军国政务文章数十篇,时任潮州知府何镗盛赞其文章“条理灿然,辨给无爽”、“词洁而理明”。为潮阳不可多得之人才。

  除了萧与成与萧端蒙外,潮阳萧氏在明代还有萧銮、萧龙、萧定三人先后中进士,一系五进士成为远近之佳话。

  三、“潮中三凤”姚琛、姚瑷、姚绍

  潮阳姚氏自古贤才辈出,明代尤为突出,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姚琛与其从弟姚瑷、从子姚绍,三人皆为勤勉好学,苦读中举,并以为官清廉著称,被当地人称为“潮中三凤”。

  姚琛,明成化七年(1471)应奉天乡试中解元,先后官授抚州府通判、顺天府治中,任职期间,为官清正,勤政爱民,据说姚琛外出旅差费用基本都是从自己俸禄中支取,深受百姓爱戴。此外,姚琛注重孝道,在赴任顺天府后不久,就以母亲年事已高辞官回家尽孝,对其后世子孙影响深远。

  姚瑷与姚绍都为少年天资颖悟之士,叔侄二人于明天顺六年(1462)同榜中举,成为乡里美谈,两人与姚琛一样,皆以廉能著称,据史料记载,三人致仕时,无一例外都是“囊无余物,惟书籍故衣而已”,其清廉可见一斑。

  四、文化昌盛 人才辈出

  明代潮阳可谓人才辈出,除了林大春、萧氏五进士与“潮中三凤”之外,还有大批杰出的文人雅士。

  李龄,一代名宦,曾任提学佥事,受邀出任白鹿洞书院主讲,大力提倡学风正气,敦促务实,其政绩与文章均名声远扬。

  周光镐,虽身为文臣,却兼具韬略,亲历军旅戍边七年,后晋升为大理寺卿。其学问渊博,熟谙经史子集。致仕归家后在潮阳读书著述,并授徒讲学,投身地方公益。

  陈洸、陈江兄弟“双凤鸣阳”,兄弟两人皆为进士出身,并官任给事,如今被誉为“中华一绝”的贵屿街路棚就是兄弟所创办的,为潮阳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有学者诗人周孚先、正直守信、廉洁奉公的曾牧、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大器等赫赫有名的文人学者与社会贤达,当时潮阳人文之盛可见一斑。这一盛况的出现,与明代潮阳对教育的重视有关,同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作者: 
姚泽建 罗伟伟
来源: 
汕头日报(201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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