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航海针路图看古潮州在“海丝”的地位

  一

  我国先民航海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7000多年前。考古学和民族文化学的研究者发现:早在6600—4500年前(大汶口时期——龙山文化时期),大汶口人和龙山人就先后走进海洋,逐岛漂航,不但到达今日的朝鲜、日本、夏威夷等一些太平洋岛屿,而且次第到达美洲大陆。而五六千年前东南一带的百越人,不但到达太平洋的很多岛屿、南亚次大陆、大洋洲,而且到达南美洲的厄瓜多尔等地。这些地方发现的人类遗骨特征(包括拔牙习俗),分别发现的有孔石斧,有孔石刀,墨陶和有段石■等文物,以及语系的考证,有力地支撑了中外专家学者的这些观点。而太平洋诸岛上间有发现的岩棺、船棺葬俗、断发文身习俗以及舫舟、铜鼓纹饰等文物,又证明了这种“漂洋过海”没有间断。有研究表明,中国人航进印度洋,发生在公元前4世纪楚威王灭越前之后,吴越人沿海漂移迁徙之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航海历史的特点是:先是民族(族群)的迁徙,其后才是海外贸易。”

  如果说,徐福的航海已带有官家(秦始皇)派出的性质,但他初始主要是为了访仙问道,寻长生不死之药。其实,这种方士航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了,这方面,《史记》中已有记述。这些方士的“去而又回”(包括徐福的第一次),证明他们是有一定的航路的。徐福的第二次则诈称彼方“仙人”索取“百工之事”,秦皇“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他去而不回,促成了日本“弥生文化”的诞生,这是后话。他的行动很难说是贸易的性质。

  我国最早的海上丝绸等物的贸易,是北边海上运往朝鲜、日本,但这只能算为近海。真正的远洋贸易的海上丝路,则是汉武帝时期开辟于南方,选择的始发地就是日南障塞、徐闻、合浦等港口,一直远航到印度洋。《汉书·地理志》记录了一次航程。从这些港口到黄支国,在船上时间约十二个月。还记录这次出海有“黄门”(国家使者),有“译长”(翻译。属黄门领导)、有“应募者”(商人等)并记录贸易物资的名称。虽说在船上航行的时间约一年,若计逗留时间,能安全回来的也“数年来还”。同条还记载了,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专权时,黄支国来献犀牛,航程也10个多月,才到日南象林界。又特别说明,到黄支国之南的己不程国,汉朝的译使就折回了。这黄支国在今印度的康迦法拉母(也译作康契普拉姆),己不程国即今斯里兰卡。这时期,汉朝与罗马帝国的贸易,以此为中转(罗马人出征红海至此)。但《后汉书·西域传》就已有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了。可见这条海路已直接通航。

  二

  无论是民众的迁徙,或是贸易(包括官方和民间),航海总得有一定的航线,这航线的导航依据有二。一是利用海下和海上地貌观察航路的传统方法。古时为了安全,能作近岸航行则尽管作近靠航行,利用岛屿、山形作地望。二是在没有这些地望时,则利用测量天体的办法——航海牵星法。我国的古人还发明一个测量天体的角度单位,叫做“指”。《汉书·艺文志》中,记录的《海中星占验》等航海书籍名称竟达136卷之多。可见秦汉时期,东南沿海的人们航海活动的繁盛。这些记录航路的书籍,后来因为罗盘在航海活动中的使用被称为“针路”。因此,《辞海》中这一义项的解释为:“古代以罗盘针指示方向的航海道路称为针路。”(另一义项为地名,也为古代海上丝路之重要贸易港,此处从略)。其实,在罗盘未投入航海使用之前,航海路线已在舟师中口口相授或用文字记录下来。

  南粤是我国古代航海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有熟悉航路水情,来往于大洋的“船师”。正因此,前文所述三国时东吴的康泰、朱应,隋代的朱宽,陈棱、张镇周等的航海活动,才会从义安郡(潮州)出发。《明史》中记述的著名“海盗”,不少也是粤东人。据记载,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郑舜功奉使日本,行前就专门到广东沿海搜寻航海书籍。其所著《日本一鉴·桴海图经》中,就记录了“有人以所录之书应者,谓之曰《■谱》,……后得二书,一曰《渡海方程》,一曰《海道经书》,此二者同出异名也。”郑著中也提及一批《■  (针)谱》的名字,所谓“事则同”应指记录的航线相似,证明,当时已有到达某目的地相对固定的航线了。

  三

  直接记录从潮州出发的针路书籍,限于条件,作者无缘查到,但从其它针路,特别是从福建出发的记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潮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城市之一斑。

  杨国桢先生在其所著的《闽在海中》里面,引述了现藏于英国牛津大学博德林图书馆的一本明代抄本针簿,摘录了其中有关福建的9条针路,9条之中,竟有5条与潮州府的南澳有关。它们分别是:1、从福建往交趾(以五虎门为针路等一点目的地是鸡唱门,即今越南海防市南海口,其第七个针路是“南澳山”2、福建往柬埔寨针路(以浯屿为针路第一个点,目的地为柬埔寨)第二个针路是南澳彭山;3、福建往暹罗(今泰国)。也以五虎门为针路第一个点),针路的第八个点是南澳山,终点是今曼谷港;4、浯屿往大泥、吉兰丹(今马来西亚马来半岛的北大年、哥打巴鲁),以浯屿为针路第一个点)针路的第二个点便是南澳坪山(即彭山——抄者)。5、太武往彭坊(今马来半岛彭享州),针路的第一个点是太武(即金门),第三个点即南澳。(因篇幅关系,所涉及潮州以后的针路不述。下同)除此之外,该书还记录了与之相衔接的其它针路,涉及了今东西亚各国,印度洋的今印度、斯里兰卡港口,最远到达今伊朗的霍木兹岛,也门的亚丁和阿曼等西亚港口。

  明朝正德十五年(1520年)序刊的黄省曾所著之《西洋朝贡典录》里面,自今已失传的《■位篇》中,《闽在海中》的作者也辑录了三条与福建有关的针路,其中有两条经过南澳。并且也列出与之相关的延伸针路,其中就有当今马尔代夫的马累、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

  这些民间的活动当然不可与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官方行动的庞大船队相比。他们不但穿过了印度洋,到达东非诸地,也进入红海(北岸为阿拉伯半岛,南岸为东北非。内容丰富翔实的《郑和航海图》是世界航海史上光辉的一页,尤其是针路图被认为最具代表性。而郑和七下西洋(有人认为还有一次,共八次),穿过台湾海峡,他的针路图中是否有潮州府属的相关记载?限于资料,本文未能论知。

  在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印度和东方图书写本部的阅览室里保存了一套道教科仪抄本(共三十五种,编号为or,12693),是清初中期之抄本。其第18本叫《安船酌钱科》,记载有道士出外募化,作功德,为人祈福消灾的航海路线图,分“往西洋”、“往东洋”、“下南”、“上北”四大路线,各线又在一些重要港口分出不少支线。前二条是往国外,后二条是国内航线。其“往西洋”总线从“本港澳”(海澄,即月港)出发,经第十五个针路(宫仔前,旁加注天后娘娘)后,特加“往潮州广东”下二个针路边是南澳(旁注顺宫天妃)、外彭山,再下是大尖(大星尖)、小尖等,经珠江口诸山(岛屿)、“七州洋”(西沙群岛)诸岛至东南亚,到达现东西亚各国之地所列出的竟有100多个之多。在“下南”的航线中,始航点为当地“娘妈宫”(旁注“妈祖”,系当地对妈祖庙之称呼。以下括号内皆为旁注。)到达地为“广东”(应为福建人对广州之称)、“下河”、“天后”。在所列五十二个点中,涉及潮州府属的有南澳(天后),大蓝袍(天后),表尾(妈祖)、钱澳(土地)、靖海(土地)、赤澳、神前(土地)、甲子(天后)等。全线仅三个点未注当地神祗。看来也是为了祈求航海平安、补充淡水给养和做道场需要。

  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航海的历史悠久。针路图和其它文物一样,是历史的见证,也为现代海洋关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我国古代官方和民间的针路图十分丰富,潮州作为我国古代知名的港口,特别是海上丝路的重要出发地,有关针路图中怎么涉及,本地是否有民间针路图被保存下来?这些过去鲜见有人涉及与研究。不过,本文的引述已让人感到这一点。但愿引起有心人的注意,将它挖掘、补充起来。

作者: 
丘陶亮
来源: 
潮州日报(2015.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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