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潮汕隐士诗略探

   在潮汕诗歌史上,比较重要的诗歌选本是《古瀛诗苑》和《潮州诗萃》。《古瀛诗苑》中选的元代诗人分别是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3人,所选的诗也仅四首而已;而《潮州诗萃》所辑录的元代诗人有7人,分别是杨宗瑞、陈牧隐、陈野仙、陈与言、陈文瑶、郑大玉、戴昌,共十四首诗,蔡起贤先生主编的《前贤诗萃》中选录的元代诗歌也仅五首而已,其中杨宗瑞一首,陈牧隐一首,陈文瑶二首,另外还有佚名诗两首。从这些选集来看,元代潮汕留名于世的诗人也就7人而已,而7人中竟有5人是隐士的身份。

   元代隐士数量骤然增多,并非只是个别地区现象,实际上全国都是如此。原因大致有如下几个:

   一、对新朝的失望和不满 元代是蒙古族统治,马上打天下,尚武轻文。建立王朝之后,统治者排斥汉族文化,进而采取了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持续了整个元朝统治期。对政权的失望,直接导致了很多文人都选择远离官场,隐居山林以求避祸。比如陈文瑶诗《石穴洞天》中后两句:“秦皇空有坑儒计,不及空山打坐人。”这两句是说秦始皇空有杀害儒生的计策,但并不连累到山中打坐隐居之人。言下之意,隐居山林其实也是避祸的一种方式。又比如杨宗瑞诗《茂林》:“野水舟横行人稀,溪云断续树参差。南来北往年年事,归鸟巢林只一枝。”蔡起贤先生说这首诗的作者“见荒野之景,而生出世之心。”(《前贤诗萃》)杨宗瑞是元泰定年间进士,历官翰林学士,却仍有出世之心,从一个侧面也可见他对政局的失望。元代的政治环境断绝了很多汉族学子的当官梦想,大部分的文人只好选择无声的反抗,即遁入山林,不问世事。

   二、忠君思想影响 中国历代都有遗民,在王朝变革的那段时间数量最多,元代潮汕地区也是如此。南宋末期,赵昺逃至潮汕地区,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护国,流芳百世。文、陆二人是忠君爱国的典型,对元代潮汕地区的人文影响十分深远。温廷敬在《潮州诗萃》中就提到:“胡元一代,潮多抗节之士……其感于文陆之风者欤!”他认为元代潮汕文人之所以有那么多反抗元朝的义士,很大原因是受到文天祥和陆秀夫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之故。

   从诗歌的内容来看,元代潮汕的隐士诗中确实不单只是描写山林景色而已,在诗歌中偶尔也流露出对朝廷的不满和反抗的态度。比如《前贤诗萃》中所录的两首元代潮州佚名诗,就讽刺了蒲寿庚兄弟二人暗地向元军纳款请降之事,可见当时潮汕文人的忠君爱国之心。

   出于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元代潮汕有一部分文人对异族统治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而选择隐居,再比如李关(海阳人,字子羽,号北源先生),他也是在至正年间,元军逼城而乘夜背负母亲避难,隐居不仕,教授郡邑弟子。

   三、科举废停和录取歧视 元朝建立之后,自1234年开始,就废除了科举制度,采用世袭和推举的形式录取官员。一直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制度。而元代的科举制度都带有严重的民族歧视色彩,在录取中实行均额制,即蒙古人和色目人(即北方少数民族)合为一榜,汉人(灭金后归服的人)和南人(灭宋后归服的人)合为一榜,两榜录取人数均等,但是汉人和南人的人口数量远远大于蒙古人和色目人的总和,这种均额录取的方法,明显是不公平的。而且在科考中,同等成绩的蒙古人要比汉人和南人高一等,色目人比汉人和南人高半等。

   在元代,潮汕地区只出了8个进士(见于史籍有4人),宋代有172人,明代有160多人(周硕勋《潮州府志·选举表上》)。相比之下,元代科举的严苛可想而知。据有关史料记载,宋代科考118榜,录取进士42548人(缺3榜进士人数),明代89榜,录取进士24610人,而元代中期以后科考16榜,录取进士1135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隐士数量的增加也可以说是无奈之举。元代潮汕文人有很多都选择了把目光投向山林,或寄兴山野,或讲学传道,或著书立说,只可惜大部分著作都无法广泛流传下来。

   元代严酷的政治环境和不公平的科举制度,对潮汕地区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潮汕历史出现了文化断层。无论从元代潮汕诗歌的内容还是时代背景来看,都不难发现,潮汕地区的文人对元代的政治环境有很深刻的抵触情绪,选择隐居既是一种无奈的妥协,也是一种无声的反抗。

 

作者: 
郭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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