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阳“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史迹

  最迟从唐宋开始,揭阳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口岸。然而由于自宋以来,揭阳一直隶属于潮州,因而在许多相关的文献上,揭阳都被包含于“潮州”的概念之内,因此“海上丝绸之路”的揭阳史迹,总是被挡在相关学者、专家的视野之外。由于中央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这关系到如何借鉴历史,开辟未来,于是我想借此机会,从对文化交流的史迹,发掘与简述再现揭阳历史上的作为与成绩,以之引起有关方面的垂注。

  所谓“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各国人民借助海洋进行物质、文化交流友好通道的代名词。它从汉代初辟,以后历代相继,虽有曲折,但经久不衰。正是借助了这一通道,2000多年间,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的范围内,形成了具有强盛生命力的汉文化圈;而西方文化也通过这一通道进入中国沿海,丰富了其所固有的历史文化的面貌。大量的文献和实证表明,在这2000多年的交流互补过程中,揭阳既有作为,有成就也有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一个节点。

  揭阳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实质性重要口岸,留存着很多(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性的)史迹

揭阳位于南海的东北岸,国际航道从惠来县近海通过。市区所依托的古城榕城,是黄金水道榕江近海河口物资集散地。地理位置独特,优势明显。因此,纵观它的整个发展过程,由“海上丝绸之路”及其开展的经济文化活动的主线。为区域与东南亚的文明发展,作出不可低估的贡献。

  揭阳是人类从事浅海活动的最早地区之一。揭西县金和、揭东新亨等地出土的樟木独木舟表明,先民早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就已频繁来往于江河湖海之上,从事水上生产活动。由于拥有港阔水深的先天条件,揭阳也是见诸记载的中国最早的港口地区之一。西汉时期南越相吕嘉在番禺拥地肆叛,东越王余善请以八千军士,从楼船将军击吕嘉。但“兵至揭阳,以风波为解,不行”。说明2000多年前的揭阳,已经拥有可供近万人舟师停泊的大港。

  惠来曾经出土一口汉朝时期的冷水冲型铜鼓,邱立诚等考古专家认定,它是“从海路输入的实物例证”。而隋唐时期,揭阳已有正式的对外经济贸易。在惠来神泉港南海神庙的一口铜钟上,铸有“唐宪宗元和庚子中秋福建胡其成六人敬送”的铭文,这座“由闽粤商人从南海(县)移香火至此”所建的这座南海神庙,已是当时闽粤之交具有较大规模的海上贸易的象征。《广东古代海港》一书有着“隋唐以来,粤、闽、浙船只进出港口频繁,神泉港成了潮州、普宁、惠来的物资集散地”的文字,虽然在表述上是有些不贴切,但是此书依托古庙而作的推论,有其逻辑上的合理。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揭阳除了拥有神泉这样的中转港外,还有以榕城为依托,以榕江为区域的临海河口揭阳港。这一港口随着南宋初年揭阳县城的开辟兴起以后,利用榕江江阔、水深、感潮的“黄金水道”优越,一直保持作为潮州地区最有活力外贸港口的态势。而区域内也涌现了大量外贸商人。如《揭阳县续志》所载地都钱岗望夫石逸事,就反映了元代揭阳外贸的已成规模与风气。明朝由于海禁的实施,外贸一度转入沉寂与反复。及至清康熙二十三年海禁解除之后,则进入繁盛发展时期,以至于政府除了在沿江的钱岗、青屿、炮台各设立税口(海关分支机构)外,还有众多外国商人在县城南城根建设了全国唯一一座由外国人经由中国政府同意之后合建的天后宫。在北河中游新亨境内,有一座南海神庙;乾隆版《揭阳县志》也记乾隆中期一场台风中,揭阳南河有两艘洋船翻沉的事件。

  这些文献与实证都显示,由于历史上某些原因而在文献上默默无闻的揭阳,其实在悠久的历史上,不但是与世界特别是东南亚各国进行交通贸易的巨港大埠,而且是开展国际间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实质性重要口岸,揭阳留存着很多(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性的)史迹。它包含丰富,面广涉深,涵盖了政治外交、经济贸易、港口交通、民俗文化、工艺美术等诸多领域。道光年间作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曾经坐镇靖海指挥,收集从南澳缴获的走私鸦片两万余斤,转运广州集中焚毁,这是关系“政治外交”的一个显例。

  “海上丝绸之路”海外之于揭阳:引进和吸收方面,包括生物品种、语言词汇、建筑样式、食物与生活生产用具等

根据《揭阳县志》记载,乾隆时代揭阳境内的许多物产,都是通过从国外引进,培育而后成为“当家”品种的。包括水稻中的占稻,蔬菜中的菠薐、蕹菜、丝瓜、南瓜,花果中的李、树兰、海棠、鸡冠花等。其卷七记“稻”云:“有占稻,俗名黄占、白占、赤占、埔占、抱龙占。其云‘占’者,宋真宗时闻占城稻耐旱,遣使求其种,得十石,以遗闽粤之民”;记“菠薐”云:“本颇薐国之种,西僧将子来者”;记“蕹菜”云:“本生东夷古伦国,番船以瓮盛之,故名”;记“丝瓜”云:“土人呼为秋瓜。因其种自南方来,故又名蛮瓜”;记“李”云:“东方之果也”;记“树兰”云:“传自暹罗,树高丈余”;记“海棠”云:“花以‘海’名者,悉从海外来”等等。虽然不一定最早“登陆”揭阳,但是反映了它对揭阳作物结构的重大影响。这些品种的引进,不但丰富了揭阳的食物结构,提升了单位面积产量,同时也优化、美化了生活环境。

  揭阳方言本于古代汉语,至“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后,由于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词汇,以及由东南亚间接传入的英语词汇随着华侨传播的纷至沓来,使传统的语言面貌愈是丰富多彩,愈有表达效果。如吉贝(胶卜)、咕哩、五脚砌、基罗、罗厘等,其数量特大。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语言形态多元化的实例。

  建筑样式的传入影响尤大。以华侨为媒介引入的东南亚风情西式建筑,使揭阳的城镇面貌,发生“革命性”的改变。如榕城、炮台、洪阳等骑楼街的建设,就显示这样的效果。此外还有乔林兰香楼、玉浦亮成楼、广美番花楼等西式、中西结合的单体建筑,开启农村住房建设由一式传统向中西结合的转化。

  “沙茶”调料从东南亚的传入,为亚热带潮州菜传统的清淡滋味,注入了热带浓烈甘香风韵,在粤东传统食俗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至于水(浴)布的传入,使具有保守服装传统的揭阳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发生了十分深刻的变化,乃至成为潮人标志性的生活形态之一。

  “海上丝绸之路”揭阳之于海外:由本土输出、传播而在东南亚扎根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多样

从略饮食习俗的影响,即潮菜、小吃等经由“过番”潮人的保持、推广,而对气候、食材、风俗等与潮州地区原本并不同质的东南亚地区,产生几达“同化”的覆盖。

  传统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等传统文化现象,经由“番客”的传播,而对居留国产生几近“汉化”的影响,增强了“中国—东南亚文化圈”两极的文化认同。

  建筑、戏剧等传统艺术,丰富了当地的物质形态和审美趣味,对其住、娱的生活习惯产生极大的改善与补充,乃至带动它的转化。而由揭阳人牵头创新的泰语潮剧,作为中外文化交融的创意产品,更是中华文化交流史上醒目的丰碑。

  中文学校、中文报纸等教育、新闻阵地的建设,既传承、传播中国文化,加强对祖国信息的了解,也增强对祖国文化的自信与推进交流的自觉。

  华文文学创作,是东南亚中外文化交流的又一方式,而且有着悠久历史与重大成就。揭阳海外华文作家在当地文学史上有着相当地位者已不可胜数。他们是出色的中外文化交流的优秀使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于去年10月3日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具有外交、经济与文化多重意义的战略构想。

  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要体现出发展了的中国能够给东盟国家带来机会,促进互利共赢。这就需要有效利用海洋这个平台,很好地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结合起来,开拓更宽的领域,实现区域合作一体化,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同时,也推动他们的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战略实施背景下,揭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大有可为。限于本文题旨,其他方面就不多赘述了。

作者: 
彭妙艳
来源: 
揭阳新闻网 http://www.jynew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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