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牌坊街轶事之三鼎甲坊

  所谓“三鼎甲”,是科举制度对状元、榜眼、探花之总称。以鼎有三足,一甲共三名,故称。潮州市区太平路昔日曾建有三鼎甲三座牌坊,他们之中曾有不少趣闻,岁久恐湮灭,兹试录之,以作茶余酒后的佐料。

  抱“状元亭脚”

  在唐宋以来盛行的科举制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晋升良机,高官厚禄的诱惑与驱动,促使仕人举子将立身仕途作为毕生奋斗的最高目标,这亦成了对主宰文运神灵的崇拜的催化剂、兴奋剂和凝固剂。这种状况,至明清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在昔日潮州,尤为文人学子所崇尚的,有三种方式:

  一是往凤凰洲奎阁拜文武帝君及魁星爷。1999年重新修复的奎阁在二楼供奉有“职司文武爵禄科举之本”的文昌帝君及尊为武神的关公云长;三楼供奉的是魁星爷。这位神灵是汉族神话传说中所说的主宰文章兴衰的神,在儒士学子心目中,魁星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为读书士子的守护神。把“魁”字拆开,便是“鬼”和“斗”二字,汉族民间工匠雕造或绘画魁星像时,刻意塑造成面目狰狞的模样。它单足立于鳌头之上,另一脚翘起,一手执笔,一手捧斗,寓意魁星点斗、独占鳌头。而魁星手里那支笔,专门点考试中榜者的姓名。谁梦见魁星,谁就能成为考场上的幸运者。

  二是往韩文公祠祭拜韩公,祈求“韩文公教示”,保佑文运亨通。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唐宋以来历代文人士子受儒学、理学熏陶,大多“尊韩”,但很少有像潮州这样全方位地尊敬和崇拜韩愈的现象。直到现在,潮州民间的老一辈在教育后代时,经常用的口头禅还是“韩文公教示——知小理”,可见这种“尊韩”是如何深入人心的。

  三是去大街抱“状元亭脚”。科举考试,是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出官人仕的唯一途径,而科举考试中的状元,更是万众仰慕的佼佼者。

  每年的夏天,全国每座城市都会出现同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学生拥入考场,参加为期3天的高考,这三天,一定会牵动许多中国人的神经。在2015年高考中,有942万名考生参加考试(广东有75.4万多人),就有942万个家庭和数倍于这个数字的中国人在关注高考,而在这个庞大的队伍后面,还有一个更为庞大的队伍在为明后年的高考做着冲刺的努力。

  另一组数字来自于600年前,亦就是在公元1400年(明建文二年),明朝开国初期,6500万人口中,有3万人考中秀才,最终取中进士的人数是110人,亦就是说,每2000个人当中,只会有一个人考中秀才,而在这2000名秀才当中,每20个人才会有1个人题名金榜。

  换句话说,今天的“高考状元”和科举时代的状元是远远不能相提并论的,现在的高考状元一年能出几十位,而科考史上的状元,三年才出现一位。除此之外,今天的考生通过高考获取的是高等教育的入场券,而科举,却是古代中国选拔官员的制度,通过科举考试获得的,是权力的通行证。这张通行证背后的力量,是对个人命运的绝对颠覆,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竞争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像的。

  而作为潮州乃至粤东地区古代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更是成为众人所向往的目标,来大街抱一抱状元亭正中这两条大柱,沾一沾运气,争取来年金榜题名,中个榜首。

  林大钦(1511-1545),字敬夫,海阳东莆都(今潮安金石)人,自号东莆子。明嘉靖十一年(1532)壬辰科状元及第,依例听选为翰林院修撰,两年后乞归。其《廷试策》洞悉时政弊病,所议深中肯綮。著有《东莆先生文集》。

  王利亨重书“榜眼”亭

  乾隆《潮州府志·坊表》:“秋台坊,在大街。为尚书王大宝建。” 坊南镌“榜眼”。 此坊在嘉靖《广东通志·舆地志三·坊都》已有记载,《潮安县城关镇亭坊简略史迹》(1951年抄本)谓:“当是明代追建者”。此判断是正确的。著名建筑学家陈从周先生就认为,宋、元时期的牌坊都是木结构,至今没有见到明代以前的石牌坊,可见石坊都是入明以后的产物,因为“自施工有盘(绞)车(滑轮),吊装石料始具备条件,则重于千斤之巨石可缘架而升,石牌坊遂风行于世,尤以明中叶后为多,其与技术、工具之改进息息相关也。斯时资本主义开始萌芽,为促使各方面进展之主要原因”。“此言石坊之变迁不能不知者。”(《梓室馀墨·明以前牌坊皆木制》)入清后,此坊可谓时乖运蹇。雍正《海阳县志》言“废于火”,乾隆年间仍“今废”,(乾隆《潮州府志》)乾隆《潮州古城地形图》则标示“废砖亭”,说明此坊从一开始就是砖石结构。

  迨清道光八年(1828)方由后裔发起重修,坊字由王利亨重书。王系嘉应(今梅县)人,号竹航,嘉庆六年(1801)进士,官翰林院庶常,山西忻州知府。后主讲韩山书院10余年。光绪《嘉应州志·人物》说他“诗词书画兼擅其长……养粹功深,与宋芷湾(湘)、李绣子相伯仲云。”邱汝滨在《蕉窗随笔》记载了一则逸事:“城中牌坊林立,榜书皆出一时名家。嘉应王利亨先生素以八法自负,见坊书少所许可。适宋王大宝尚书坊重修,先生书‘榜眼’、‘秋台’四字刻于坊石,径五、六尺。视‘三世尚书’、‘宫端’、‘人瑞’诸坊之遒健雍容,瞠乎后矣。然后方叹榜书之难,不复敢菲薄古人矣!”宋·米芾《海岳名言》有:“世人多写大字时,用力捉笔,字愈无筋骨神气。作圆笔头如蒸饼,大可鄙笑。要须如小字,锋势备全,都无刻意做作乃佳。自古及今,余不敏,实得之。榜字固已满世,自有识者知之。”古镜今照,未知今天那些急于红黄蓝紫一番的“速成艺家”,而题词、匾额、招牌满天飞,对米海岳之言、王进士的退思补过,作何感想?

  1918年潮州发生7.25级地震,“坊表摧颓墙壁倒”,(郑国藩《地震纪灾》)此坊亦未幸免,1924年才由裔孙延康、敏斋合族重修。坊屡毁屡建,近代爱国志士丘逢甲对此不以为然,“邦人重科举,巍坊九衢树。”心碑方难毁,“安知古名贤,风期足千古。”(《说潮·王大宝》)

  王大宝(1094-1170),字元龟,宋海阳登荣都归湖(今属潮安归湖镇神前村)人。南宋建炎二年(1128)廷试进士第二,是宋代岭南唯一的榜眼。历官至礼部尚书。一生坚持抗金主张。朝廷擢秦桧余党汤相退为宰相,他三上奏章弹劾,不听,中外皆以不听大宝之言为恨。近代学者吴道镕在《广东文徵》说:“盖吾粤宋南渡后,高孝两朝人物,当以大宝为首屈一指,不止潮州八贤之冠。”著有《周易证义》、《谏垣奏议》等。

  探寻“探花楼”

  泰国潮人作家林太深于2011年出版了一本文集《佛塔影下》,把人生七十多年的坎坎坷坷形诸笔端,追述往事,情真意切。其中一篇《大街旧事》说到:“我走遍了中国大部分省份和城市,像潮州府城这般富于文化底蕴和地方特色的城镇尚属少见。潮州是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且不说韩愈治潮八阅月,自宋元明清以降,大街上的状元亭、榜眼坊、探花楼、进士坊、四狮亭、忠义坊、节妇亭、急公好义等近百个,每座牌坊都是当时劳动者与艺术家智慧的结晶,每一个砌口,都是石匠们用生命之浆凝结而成。”但最令我感兴趣的是文中所提到的“探花楼”,考诸志书,潮州科举史上仅有一唯一的探花——姚宏中。那么此亭无疑是为姚宏中而建。但此坊在乾隆《潮州府志·坊表》,雍正、光绪《海阳县志·坊表》等志书并没记载,难道是林太深先生记忆有误,而致信口开河?偶翻嘉靖《广东通志·舆地志三·坊都》,才发现有这样记载:海阳县“坊牌八:进士为王大宝、姚宏中、吴一贯、庄典、盛端明、潘大宾、郭廷序。……”这条记载为林先生提供了佐证,而清代志书不录,只能说此“探花楼”在清代初期已经倒塌,其子孙未能如榜眼坊那样屡毁屡建。而上述中庄典、潘大宾、郭廷序三人的牌坊在清代的志书亦未见记载。

  姚宏中(约1181—1209),字安道,南宋海阳县塘湖(今潮安龙湖)人。天资聪敏,悟性奇佳,专心好学,术业精湛。性格特立不群,狂傲耿介。少年时期就跟随地方前辈学者学习,志向远大,醉心于濂、洛诸理学名家的著作。

  南宋嘉定元年(1208)中进士。刚开始参加礼部贡试时,当时主持贡举考官中有理学家朱熹的门人刘爚,他看到姚的文章,认为他的文章以义理为根本,选拔为第一。一时间,名动京师。在参加殿试之前,他便准时斋戒,静心思考,极力剖露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希望能尽忠报国。但由于他的对策大胆切直,触及当时的政治禁忌,于是主考官不敢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前面,只定为第三(探花郎)。

  登第后,他在京城寓居等候派遣职位有一年光景。在此期间,除了跟师友讲学研讨之外,摒绝其他的交往。从外归来,则镇日里端坐室内,温习从前的学问。后调任为静江府(府治在今广西桂林)教授,遗憾的是,还没有赴任就去世了,年仅二十九岁。著有《姚安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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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贤武
来源: 
潮州日报(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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