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传统民间组织潮汕老人组:凝聚力胜过村委会

    在中国人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传统的民间组织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中国的潮汕地区,至今还到处存在着被家族、宗族影响着的老人组,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善堂。
 
   在过去,宗族精英通过不断提供公共产品和道德资源长期维持着中国乡土的秩序,达成相对稳定的社会运转。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宗族的政治功能逐渐衰退,其社会功能却更充分地显示出来。而善堂则扮演着另外一种相似的社会功能。由于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和服务的触角,很难抵达社会需求的各个角落,善堂就逐渐由一个宗教与慈善组织,主动、被动地纳入社区中,成为一个不分宗教、语言和社会阶层的福利团体,为社会提供更为广泛和多元的救济和福利。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探寻潮汕地区的老人组和民间善堂,为读者呈现这些民间组织的新活力。
 
   “要尊重中国乡村社会这种传统的自我管理方式,不一定什么全都由政府来解决”
   “村委会要求老年人协会的老人坐在那里压阵,控制村民不要有过激的行动。最后,一场激烈的冲突得以避免。”汕头德华学校的校长纪汉裕,在谈及几个月前发在汕头市区北部金平区的城中村浮西村的一场冲突时,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老年人协会”,俗称则是潮汕民间人人熟知的“老人组”。“老人组”由当地有威信的老人组成,每每在村级重大事务中发挥作用。
 
   潮汕地区有着非常强烈的尊老敬老传统,宗族里的老人威望一直未曾动摇。上个世纪70年代末,经济已经很富裕的潮汕地区,老人为了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基于以前的传统,组织成立了很多类似于老人组、老人社、敬老院等老人欢度晚年的活动场所。
 
   “改个名字,与时俱进,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民间组织。”浮西村老年人协会的会长纪来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老人组还没有在民政局登记,但在事实上,老人组已经发挥了重要的一些功能。
 
   2009年年底,浮西村村民租给金平区一些商户的土地马上就到期了。自浮西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以后,租金成了村民的主要收入。冀望租金收益、但却没有了土地的村民希望提高租价,要么就重新转租给出价更高的人。而租户则认为,经过多年经营,租户们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装修和心血,“突然收回,怎么赔偿我们?”在这里经营了四年五金家电的王老板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根据合同,原来的租户享有租用的优先权。
 
   整个2009年内,浮西村村民和租户为此争执不下,屡起冲突。最后,村民和租户都要求老年人协会参与调解,来合理公正地解决纠纷。
 
   “在潮汕,村委会的凝聚力不如老人组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而汕头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则干脆将“老人组”称之为“基层第二党支部”。
 
   “老人组解决不了,
 
   找到政府也很难解决的了。”
 
   浮西村是一个老村,建村已有300多年历史。1981年,汕头市从荒芜的沙丘上起步,与深圳、珠海、厦门一道创办特区,浮西村就在改革开放中撤镇转制,村子并入城区街道管辖。
 
   村里有村办企业,村委会变为了企业型的经济联合会,每个村民都是股东。村里留下的600亩“自留地”和厂房、铺面的出租是村属经济联合会的主要经济来源。私人房屋的出租则成为每个家庭的主要收入。而并入城区后的居委会只负责开证明、管理户口等简单行政事务。
 
   作为从城郊聚落到都市村庄的代表,浮西村的村民,已完成“从种庄稼到种楼”的转变。但是,村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如城镇住房制度、医疗、养老等基本建设以及社会行政管理制度,却尚未与汕头市的市民看齐。
 
   特点之一是,虽然并入汕头市区已经长达近30年,浮西村的路面还保留着以前的石板路,凹凸不平。而两边的“握手楼”“贴面楼”则仍然像一个村庄一样布局混乱,步道狭窄。
 
   除此之外,这个城中村还保留着一座宏伟的纪氏祠堂和一个池塘。由于土地资源有限但收入颇高,近年来,池塘边上的村民们不断地在填池塘,扩充自己家院子的土地。年复一年,池塘的面积就越来越小。
 
   2009年,居委会决定把新填的土地挖出来,重新恢复池塘,这个决定遭到了村民的反对。“填出来的土地就是钱,如果要挖,村民也要求赔偿。”纪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最后,老人组的老人发话,说池塘一定要恢复。村民就没有人再反对。
 
   除了在纠纷中发挥作用,在面对不公正和自身利益受到侵害时,潮汕的村民们也会选择老人组作为依靠和庇护自己的力量。
 
   2009年,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北湾村的老人组就曾带领村民进行了一次很大规模的游行。几年前,当地政府征用农地盖了一个面积不小的菜市场,而2009年在中央要求力保18亿亩耕地红线的时侯,出于某些原因,菜市场又被拆掉了。但是,做过建筑用地的农地不能复耕,农民利益受到了不小的损害。
 
   农民最清楚自己的土地。几年来,地卖了多少还有多少,拿到的补偿又有多少,村民们发现问题越来越不对劲,在菜市场事件的导火索下,“老人愤怒了,后果也很严重。”
 
   村里的有识之士征得老人组同意,要求维权。鉴于老人组的威信,老人组要求每一家必须出人参与游行,老人们领着只有逢年过节才有的锣鼓队从村里步行出发,到汕头市广场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虽然最后,这场“维权”以失败告终,但“老人组”的老人们威信不降反增。
 
   “自治村民的维权、农民为保护土地的抗争,只要是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村民寻找自己信任的老人作为代表也不是什么坏事。”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他认为,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孕育着基层民主的力量,随着公民社会的出现,基层民众的维权行动在推动着社会的变革。
 
   除了在维权中发挥作用,老人组还有更多的功能。
 
   “即使在现在,潮汕农村很多的村道都是老人组发动捐款修建成水泥路的,村内的一些基础设施都是老人组主持的,除了那些可以营利的水电之外。”北湾村所在的莲下镇建阳乡,一位老人组的陈姓老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老人们甚至尝试从风水的角度来治理乡村的环境污染。”
 
   陈姓老人解释说:村民自治是老百姓当家做主,现在村里的状况大多变成了村委会自治,村委会自治又变成了村委会主任自治。“村主任做得不好的时候,有的村里的老人会拿着拐杖去找他,村民希望老人组能监督一下村委会。”
 
   有大事发生时,老人组是村民面对政府的代表;而平日里,老人会去协调和解决村民之间的矛盾。对于老人组依据乡规民约作出的各种调解方案,村民更为认同。清官难断家务事,“老人组做出的和解能代表村民的预期评价,村民也愿意配合处理的结果。”实在解决不了的问题,村民才会去找村委会。
 
   “老人组解决不了,找到政府也很难解决的了。”纪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
 
   在潮汕农村,将纠纷诉诸法院是村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会做出的行为。陈姓老人说,对于法院的判决,村民不敢不服,但是,很多判决无法真正解决矛盾,“很多时候,村民根本就不打官司”。
 
   宗族传统下的老人组复出
 
   潮汕地区尤为注重宗族和血亲。在潮汕,最漂亮、豪华的建筑物是林立于各乡村的祠堂。一般一姓至少有一座祠堂。
 
   纪姓是浮西村第一大姓。纪氏祠堂宏伟古朴,外形飞檐翘壁。祠堂内,由老人组成的小乐队或在飞檐下拉弦唱曲,或在屋内下棋打牌、喝功夫茶。在这个曾经代表势力和权力的宗祠里,现在则类似于一个公共领域。下棋打牌之余,老人们也会讨论、处理各种事务。
 
   “老人组里很早以前就重视协商的概念。”浮西村老年人协会会长纪来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有纠纷,各姓氏的代表就坐到宗祠一起来协商,大姓的人也不欺负小姓的人。”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族权被认为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潮州宗族活动曾“受到严厉批评而衰微”。近20年来,由于人民公社制的取消,小队这一乡村最基层的政权形式退出历史舞台,大队虽然由乡政府取代,但对基层社会秩序的管理十分薄弱。
 
   此后,老人组作为宗族力量在地方基层社会中慢慢复出。
 
   “村民对老人组的信任要超过对村委会的信任。”经常到乡村拍摄潮汕民俗的汕头市电视台《潮汕风》节目主持人兼记者刘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到村里拍摄游神赛会等民俗活动时,很多事情宗族家长不同意都办不成。有一些村委会对老人组很敬畏,“不敢惹,有时候要小心翼翼地去和老人商量一些事情。”
 
   除了调解纠纷和关注村里的公共事务,老人组做的最多的是组织并传承潮汕特有的民俗活动。刘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每年村里最主要的节日不是春节,而是村里自己设定的“节日”。在潮汕,几乎每一个村都有自己设定的“节日”。在“节日”的整个白天里,村里的老人组都将接受来自每一户村民或从外地托来的村里子弟或多或少的钱物捐赠。当天所接受的钱,将用于老人组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组织村里各项活动及老人组本身的运作,或是救贫济困、奖励先进;所接受的物则主要是茶叶,用于老人组平日里的聚会。
 
   潮汕农村的民俗活动非常多,每月的初一、十五要拜老爷,每月的初二、十六要拜土地爷,加上时年八节,还有家族祖宗的祀日,一年到头,粗略算起来,每年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都在祭拜。
 
   宗族活动是连接起村民日常生活的最主要线索,村民们都习惯性地在宗族的框架下进行着集体生活。在这个集体生活里,老人组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也增加了老人组在其他领域的威望。
 
   农村的“人大”和“政协”
 
   建立在宗族和血缘关系上的老人组,有没有弊端,如何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宗族的不一定就是不能容于现代的,非政府也不是反政府。”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称老人组可以现代化,并能够成为“传统社会的现代化价值”。“要尊重中国乡村社会这种传统的自我管理方式,不一定什么全都由政府来解决,政府也不一定就能解决得更好。”
 
   例子之一,是在社会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香港,并没有完全取代村落传统中人际关系的互动。村落民众依然运用宗族共同体的力量,来维护和争取自身的权益。在新加坡的华人中,有173个宗族组织,大部分属同姓宗族集群的性质,在现代化中寻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平衡。
 
   而2002年发生在潮汕潮阳区的“9·7”事件,也成为老人组渐渐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转折点。甚至有人认为,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潮阳撤市,变为汕头市的一个区。
 
   2002年左右,潮阳部分农村农民税费繁多,农民收入并没有增多,村级政府一直无法收取到各种税费。于是,村干部们采取搭车收费的办法,即在学生入学交学费时,把有关收费项目加在学费里面。在当时该市26个镇(街道)中有20个镇(街道),在2002年秋季开学期间,将征收社会抚养费、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敬老院费、保安费等税费,与中小学生入学注册挂钩。因此,农民们出现了上访、堵路等现象。
 
   到2002年9月7日,潮阳上千村民同时围攻潮阳市政府、堵塞高速公路、焚烧镇政府、砸毁警车、抢掠商店、殴打政府公务员和有关部门执法人员。
 
   纪汉裕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追寻起来,关联的因素错综复杂,但也有老人组被利用的因素。”走在最前面要求维权的都是老人,但是做出破坏活动的都是一些年轻人。“老人的能力、文化有限,有时候很顽固,容易被利用,变成傀儡。”
 
   “老人组不要去变成第二级政府,承担了村民的信任就要考虑自己的责任,行事一定要三思而后行。”纪汉裕对记者说。所以,他一直建议老年人协会的理事长不一定是最年长的,最好是推选出60岁到65岁,德高望重,英明能干,明鉴事理的长辈担任。
 
   自从这次事件之后,老人组也开始反思,并出现了一些变革。现在,潮汕宗族的老人组理事会成员组成已经不再排资论辈,而多根据老人的个人能力以及公正程度来决定其在理事会中的地位。在处理乡村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也不再依据过去的宗族利益和宗法规则,“努力希望在现行法律法规和宗族规则、宗族利益中去寻找一种平衡。”纪汉裕介绍说。
 
   如今,每个姓氏的祠堂都有自己的理事长和理事成员,管理本姓氏内的财政和解决同宗族内的纠纷。而不同姓氏的理事再组成老人组,评理解决不同宗族的纠纷。“这就有点像民间的"人大"和"政协",来配合基层政府解决村里杂难、纠纷的事。”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顾问、汕头大学原党委书记黄赞发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如此评述老人组的功能。 
 

作者: 
庞清辉
来源: 
中国新闻网(2010.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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