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潮汕人

    前段时间在网上遛达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书《民国潮汕人物评传》,潮汕人物、有没有李嘉诚?民国的、应该没有吧?点开目录看看,真的没有,没有就买。5天后,书到手,2小时,书看完。 
 
     说实在的,要找一本(或一篇)说潮汕名人而不讲李嘉诚的书(或文章),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只要是从潮汕老乡的嘴里说出李嘉诚这三个字,我每次听到几乎都要打嗝——心里腻歪,哪怕是很好的朋友;并且每次我都会在心里嘀咕:李嘉诚跟你有卵关系啊?!
 
     我对李嘉诚先生没有任何个人成见。截止今天,所有能公开看得到的资料都可以充分显示,李嘉诚先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位值得尊敬的人物。我反感的是把李嘉诚拿来当遮羞布!这种反感绝对是彻头彻尾的!今日之潮汕大地,政治、经济、文化几乎都乏善可陈,这种情形下,自身就像是一堆又臭又硬的牛粪,却整天拿李嘉诚这朵鲜花来往身上插,还居然插得那么理所当然,插得那么喜气洋洋,悲乎哉!
 
     个人认为,李嘉诚这三个字,已不再仅仅是李嘉诚先生个人的名字了,这三个字早已升腾为一个符号了,什么符号呢?颠过来,叫“具有深刻经济内涵的文化符号”,倒过去,是“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经济符号”(到目前为止,在面上与政治科技不沾边,恰当与否,有请方家教正)。既然是个符号,那不就更是人人可用、处处可用了?恰恰相反,我主张慎用,真要用时则一定要用好,否则,只能是糟蹋。
 
    《民国潮汕人物评传》(以下简称《评传》)共绍介了28位人物,牛人还真不少。择几个我比较感兴趣的在这里学一学舌。首先一位,是杨邨人。
 
     杨邨人,1901年生于潮安,1925年加入中共(入党监誓人为董必武),1932年脱党,1949年以后分别在四川理县中学、南充高级中学、川北大学(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1955年肃反运动时跳楼自杀。杨邨人这位前辈老乡,其牛有三:
 
     其一,“第一个由中国**直接领导的我国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作为我国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戏剧组织‘左翼戏剧家联盟’的首任党团书记”(《评传》P.162);其二,“对鲁迅攻击最力、持续时间最长,竟是杨邨人”、“杨邨人脱离中共以后,对鲁迅的攻击更加猛烈,从第一次攻击鲁迅开始到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为止,时间持续长达6年多之久”(《评传》P.169),6年间杨前辈攻击鲁迅的文章到底有多少不得而知,我手头有一本1994年北京群言出版社出版的《被亵渎的鲁迅》(孙郁编),该书专门收录有当年骂鲁迅的一部分文章,其中杨邨人的有《聪明之道》、《给鲁迅的公开信》2篇(见该书P.155,P.158,《聪明之道》中,他戏鲁迅为“世故老人”)。当然,鲁迅可不是给随便骂的,骂了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这是鲁迅回赠给杨邨人的,鲁迅的话比大清皇帝的圣旨管用,民国建立了,大清皇帝的圣旨就跟屁一样了,而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鲁圣人的话依然管用。其三,当年大革命处于艰难困苦之时,有多少扛不住而主动或被动离开革命队伍的,不得而知,但像杨邨人这样离开了还公开发表文章,把自己为什么离开还认认真真做了个交代的,实在并不多见。
 
     杨的“自白”——《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来让人不胜唏嘘(《评传》中并没有收录全文,这是比较遗憾的,有兴趣的朋友可在谷歌中搜索得到),以我后辈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看法,杨前辈就是一个书生或者说书生一个,他参加革命是真诚的,但革命的残酷与复杂不是他想像得到和应付得来的,于是,“落伍不赶队”,自我选择离开,悲剧也就这么注定了。鲁迅在《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中,虽给杨邨人冠以革命场中的一位“小贩”,却也认真地将之与“奸商”做了严格的界定:“我所谓奸商者,一种是国共合作时代的阔人,那时颂苏联,赞**,无所不至,一到清党时候,就用**青年,**嫌疑青年的血来洗自己的手,依然是阔人,时势变了,而不变其阔;一种是革命的骁将,杀土豪,倒劣绅,激烈得很,一有蹉跌,便称为‘弃邪归正’,骂‘土匪’,杀同人,也激烈得很,主义改了,而仍不失其骁。先生呢,据‘自白’,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但并没有反过来做大批的买卖”,我赞同《评传》作者所说的“鲁迅的评价,准确、贴切而又生动”(《评传》P.168)和“入木三分的剖析”(《评传》P.170),但我比较愚钝,对鲁迅“革命与否以亲之苦乐为转移,有些投机气味是无疑的”、以及《评传》作者认为杨邨人脱党是“惧怕革命的艰苦”(《评传》P.170)的观点,不大理解得了、因而也就不大认同。在《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中,杨邨人坦露了同为同志的高语罕、蒋光慈的遭遇、以及湘鄂西苏区肃反“捕禁了一两千干部份子”给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有逃亡途中,同为逃难同志的“刘敬和刘曜”的丑恶行径对他的刺激,此外,还有苏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凡此种种,归结为“惧怕革命的艰苦”实在是过于简单了,而忽略其参加革命七年来的整个过程,仅从开头入党,结尾脱党,就判为“投机无疑”,也不能完全服众。当然,在滚滚的革命洪流中,不管你什么理由什么原因脱党,更甚者还公开“自白”,肯定是“后果很严重的”,20多年后,也即革命胜利后,杨邨人为自己的过去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再其后,后人重新出版的鲁迅《南腔北调集》中(收录《答杨邨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的),对杨邨人的注解是“叛变革命”;再其后,《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甚至杨的家乡《潮州市志》等等,将“杨邨人”遗忘了(《评传》P.161~162)。
 
     《评传》中,还有一位与杨邨人和鲁迅都沾边的人——冯铿,史沫特莱称她为“新进的稀少的妇女作家”(《评传》P.226),她与杨邨人同乡,也出现在鲁迅的文章中——我读中学时是被要求背诵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她是著名的“左联”五烈士之一,1929年入党,1931年被杀,身中7弹,年仅24岁。
 
     《评传》中另一位了不起得前辈是张竞生(《评传》P.28),张竞生1912年作为民国政府首批官员留学生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16年在里昂大学攻读哲学博士。1921年33岁的张竞生应蔡元培之邀,担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专门开设性心理和爱情问题讲座,他的讲义《美的人生观》在北大广为流传。
 
     1923年,张竞生就公开发表过“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以比较的;爱情是可以变迁的;夫妻是朋友的一种”的“爱情的定则”而惊世骇俗(百度百科·张竞生)。张竞生公开声称“性快乐也是人生快乐之一种”,在他看来,“人生哲学,孰有重大过于性学?而民族学、风俗学等,又处处与性学有关”。1925年冬,他在《京报副刊》上刊登《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法》的启事,公开向社会征集“性史”,张竞生在先后收到的300多篇稿件中挑选了其中7篇编为《性史》第一集,其中包括《初次的性交》,以及与其当时的夫人褚问鹃所写的《我的性经历》等篇目,1926年4月由北大“性育社”印行,在序文中张竞生声称:“我们不但看性为一种学问,我们尤当看它作一种艺术”,为当时社会所不容,鲁迅、梁实秋、林语堂等都曾撰文声讨;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甚至以“诲淫”的罪名提请天津警方在天津查禁;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更是在张去杭州讲学时,请警方以“性宣传罪”将他拘禁于“待质所”,随后驱逐出境;宋子文在南京教育会议上更是点名斥责张倡导“乱爱”和“淫乱”。1927年,他又发表了可谓中国第一篇专门研究男女性器官构造、男女性欲的形成过程、女方受孕的科学机制的《美的性欲》,文章一出,更是石破天惊,引致生物学家周建人、乃至翻译过《性心理学》的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强烈指责,随后,被浙江省政府以“宣传性学,危害青年”为名拘捕入狱。
 
     “卖春博士”、“淫虫”、“文妖”等等,是当时社会给张竞生的“馈赠”,张死后30多年,“中国第一性学家”、“中国计划生育首倡者”、“中国现代民俗学先驱”、“中国浪漫主义开山祖师”、“中国旧婚姻制度头号杀手”等等,是今天社会给张竞生的“回报”,这也应了他自己说过的:“毁誉原无一定的。凡大思想家类多受诋于当时而获直于后世者”。但即便是如此,今天的社会就算是真的读懂了张竞生?我很怀疑,还是鲁迅老辣,先生当年曾言:“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25世纪。”(鲁迅这话被广泛引用,但网上有人考证出先生当年的话没这么直接,是先生俩公婆打情骂俏时说的其他话、但隐含有这意思)
 
     在记得张竞生《性史》的同时,也请记得,张竞生是中国第一个提出逻辑学学科概念的学者,也是把卢梭《忏悔录》翻译成中文的第一人(百度百科·张竞生)。光以《忏悔录》对中国人的影响而论,张竞生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这是我的话,百度上没有的。
 
     此外,《评传》中有两位革命者:“与毛-泽-东、邓-小-平并肩战斗过的传奇人物”许甦魂(《评传》P.91)和“唯一参加过四次著名武装起义的中共早期高级将领”徐光英(《评传》P.128),另两位学术思想界的重量级人物是杜国庠、许涤新(《评传》P.43;P.189;1955年两人均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四位科学界重量级人物蔡翘(《评传》P.121,1948年民国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55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学部委员)、郭任远(《评传》P.138,26岁时便担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代理校长,35岁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杨遵仪(《评传》P. 228,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美洲地质学会终身荣誉会员)、马大猷(《评传》P.243,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战略核武器制造的幕后功臣),都是值得一读、值得潮汕人记住的人物。他们都是时代的弄潮儿,值得后辈纪念。
 
     作为一本专讲潮汕人的书,《评传》,在我读来,感觉就像是久困于恶俗、污浊的“潮商”空气中迎来了一缕清风,书中人物的历史价值、思想文化价值、社会价值,丝毫不亚于李嘉诚。假如你有一小时休闲时间,建议你不要都用来陶醉于李嘉诚的商业成功之道,哪怕用个五分钟十分钟读一读这本书,知道一下杨邨人或者许甦魂或者马大猷或者谁谁谁,相信你的视野会更开阔,精神会更充实,对你的生活工作、做人做事会更有帮助。大的不敢说,起码不会无知无聊到去咋唬什么“潮汕人没有什么嚣张的,华人首富是我们潮汕人而已!”(网上随便就可搜到,排比句、一堆“而已”,看第一句时特担心,很怕最后会不会像某国人一样,也考证出“孙中山是我们潮汕人而已”,幸亏没有)。并且也绝不至于那么几个潮籍官员商家一出事,就惊叫哀嚎什么“潮汕帮触礁”了(网上随便可搜到),当初在网上看到这标题且还没点开时,我还以为是中纪委在公布调查结果或者是团伙中有人出来揭发呢,及把文章看完,真叹了一口气,不就是炒点新闻冷饭嘛,作者这个“帮”字用得真是豪气和坦荡啊!我很好奇,很想知道那几个人是怎么个“帮”法?他们是否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工有分享的在策划着每一项事情、或者用个贬义词叫“勾当”?如是则“帮”;如不是,“帮”从何来?就仅仅因为ABC都是潮汕人?那假如再牵扯到不是潮汕人的EFG是否就要叫“广东帮”了?假如再牵扯到连广东人都不是的OPQ是否就要叫“中国帮”了?行行好,有事说事,不要动辄用“潮汕帮”“触礁”这样惟恐天下不乱的话语来刺激更多更多老老实实做人、规规矩矩做事的潮汕人,他们的神经已经给你们吆喝得很脆弱了。写着写着,脑子里突然浮现出了电影《芙蓉镇》那个拿个破喇叭撕扯着喉咙沿街在喊“革命啦,革命啦”的疯子。奇哉,怪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外地人喜欢用“你不像个潮汕人”来夸奖他的潮汕人朋友(据说崔咏元也在电视中调侃过这话),我相信这话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属夸不属骂的(假如你有过同样情形不妨闭眼10秒回放一下),而问题恰恰也就在这,要用“不像个潮汕人”来夸“潮汕人”、而且还让被夸的“潮汕人”爱辩莫能的接受了,这难道不荒谬又荒唐吗?你脖子上那好几斤重的东西,难道会不知道“潮汕(潮汕人)”给人已经留下个什么印象吗?非得让人把公仔的肠也画出来?不,你知道,你只是无可柰何。那一刻,相信你会跟我一样,皮笑肉不笑的把嘴角轻轻咧一下就应付过去了,算是或聊当另一种的“大智若愚”吧。
 
     潮汕(及潮汕人)形象为什么会越来越差呢,一半是自己做出来的,一半是自己宣传出来的!
 
     翻开历史,对照现实(简单一点,就依这本《评传》),窃以为,在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方面,真正算得上“潮汕人”对社会进步有贡献的,是在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方面,尽管这贡献会因人而异,或大或小,但这始终是属于具有“普世价值”的范畴;而政治领域里出几个领导干部、经济领域里出几个富翁有没有贡献呢同样是因人而异的,但这里的因人而异就不是“或多或少”、而是“或有或没有”“正或者反”的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了。有理性有深度的宣传,应该是着重于文化科技领域,应该谨慎小心的是商业政治领域。然而,潮汕人却偏偏喜欢“扬短避长”,并且表现出来的是“整体性的无知”和“整体性的别有用心”,真是让人欲哭无泪。
 
     最大的无知,就是口口声声喜欢自我标榜的所谓“抱团”,须知这“抱团”本来是早年漂泊海外的潮汕游子在异国他乡艰难求存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不如此无以立足、不如此无以生存,而其后,他们更多的也是与当地社会当地族群进行融合。不讲“融合”只吹“抱团”,而且把“抱团”概念无以复加的用到自己国内同胞来,请问,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内,你抱的哪门子的团,你抱了团准备对付谁?本来,你嘀哩咕噜的潮州话就听得人头大,听得人有种“外外”的感觉,你倒好,不主动消弭隔阂,反而美滋滋的说,我们潮汕人比较抱团,难道你想自外、自绝于其他全体中国人民吗?有谁没见过比这更无知的?!至于“别有用心”方面,就是喜欢把海外港澳潮汕人的优点说成全体潮汕人的优点,把海外港澳潮汕人的经济贡献说成全体潮汕人的经济贡献,故意把时间、空间搅乱大挪移,把只存在于海外的“潮商”与只存在于国内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等混放一起,再冠以大大的标题叫“国内N大商帮”,好像200年来诺大中国的生意就是这N个地方的人做的,并且,还把自己的幻觉扩散——其他“商”不存在了,现在最大的“商”是“潮商”了,因此,什么“华商第一族群”“最富是潮商”的结论也有了。呜呼,创意是有创意,可惜事实又不争气,一边是“潮商”大旗到处飞、“首富”战鼓到处擂,另一边走私骗税造假一回之后又一回(并且,不搞就不搞,一搞就成重灾区)。这种近乎缺心眼的集体无意识的自我宣传行为,是误导不了别人的,害的永远只能是自己。而问题更可怕的是,人们对此还挺乐此不疲的。
 
     要重塑潮汕(潮汕人)形象,潮汕人自己得从“商”啊、“帮”啊、“抱团”啊等等这些作茧自缚式的宣传中突围出来,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上,哪一个犄角旮旯,不是地灵人杰、人杰地灵的?哪一个中华儿女没有家乡情结、“谁不说俺家乡好”?所以啊,潮汕人啊,别把自己弄得那么与众不同,弄得神不神鬼不鬼人不人的,何况,这都已经是互联网全球化时代了,需要的是更大的胸襟和情怀去积极主动的融合,什么“东方犹太人”?什么“华商第一族群”?要不得耶,哥哥!
 
     读《评传》的过程,就可以是个重新建立起信心的过程。
 
     就书论书,《评传》稍嫌不足的是,书名假如叫《民国潮汕人物传略》可能更妥贴一些。首先,本身书中涉及人物就有28位之多,个个都要既“传”又“评”的,那是现有书的体量所承载不下的;其次,书中部分人物还健在,“评”少了,有“遗珠”之嫌,“评”多了,有急于“盖棺”之忌。这事不好弄。最后,也是重要的,个人看来,始终觉得“评”之部分显得单薄。毕竟,真要对一个对历史对科学对文化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话,就必须首先建立一个覆盖人生价值文化传承时代局限历史影响等等完整并具有普世价值的评价坐标体系。比如说杨邨人,作为后人,我们是否已认真梳理出了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什么吗?他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如果说有潮汕文化基因的话,那这特有的潮汕文化基因对他又有什么影响?尽管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撕开阶级标签以后,他又算什么“知识分子”呢?参加革命脱离革命,是杨邨人人生的一个部分(尽管这部分重要到他要以生命来做代价),但也绝不是他的全部,脱离革命以后他还活了20年,这20年是以什么样的精神姿态活着的?不会是行尸走肉吧?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又是什么?是零?是反面教材?鲁老爷子对他的评价有特定的背景和前提以及有鲁老爷子自己架设的评价坐标,鲁老爷子架设的评价坐标难道也成为所有后人必须全盘接受的坐标?此外还有,国破山河在时,他是如何面对的?看着革命的不断胜利,他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他的人生际遇对后人有什么启迪?等等,这些问题,真要论起来,都属于“评价”范畴。如果书是《传略》,那么这些问题就是读者阁下你自己去思考的事了,既然书叫《评传》,那作为读者,我可要赖你作者得给我说道说道、指点指点了。故说叫《传略》更妥贴一些。
 
     透过《评传》,还有个问题引起我的兴趣,就是潮汕籍科学家的问题。利用互联网的方便,我在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北京潮讯》的网站上搜到了一篇《学术精英 国家栋梁——潮籍24院士名录》,经过和科学院网站资料对照及整理,我把健在的潮籍(不计大埔丰顺揭西海丰)院士,按年龄排序,列了个表:
 姓名 院属 专业领域 入选时间 祖籍
 杨遵仪 科学院 地学部 1980年 揭阳
 侯祥麟  化学部 1955年 
 马大猷  数学物理学部 1955年 潮阳
 郭慕孙  化学部 1980年 潮州
 钟香崇  技术科学部 1991年 
 吴佑寿 工程院 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  
 黄旭华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揭阳
 林励吾 科学院 化学部 1993年 汕头
 郑儒永  生物学部 1999年 潮阳
 唐希灿 工程院 医药卫生学部  
 郭予元  农业学部  
 周国治 科学院 技术科学部 1995年 
 周福霖 工程院 土木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部  
 陈运泰 科学院 地学部 1991年 
 林尊琪  技术科学部 2003年 
 吴国雄  地学部 1997年 
 
 
     通过这个表,想说的只有一句话:看看人家深圳为了争取“院士”资源(也即尖端科技资源),这几年来持续不断的做了多少努力和工作(创办院士活动基地,购房补贴等等),而反观潮汕,现成的就有这么多深圳所没有和稀罕的极其宝贵的“老乡资源”, 在这方面又有何战略作为呢?话题再说开去,再看看珠海,其拥有的“历史名人”与潮汕可谓不相伯仲,这几年来,硬的方面,什么陈芳旧居啦、名人蜡像馆啦、名人雕塑园(占地18000多平方米)啦,古元美术馆啦,杨氏大宗祠啦,文化资源的重视和项目开发一个接一个,旅游资源也随之走向纵深;软的方面,制作系列光盘(作为官方公务和商务礼品)、连环画、组织外地和本地作家创作话剧小说、出版《香山文化系列》著作、《南方都市报》每周还有一期珠海名人介绍,等等等等,文化建设的重视使得城市品位和市民的自豪感都得到迅速提高,而反观潮汕,在这方面又有何系统作为呢?(有意思的是,珠海这几年主抓宣传文化、主导上述项目的官员,就是个普通话带潮汕口音的人)。系统的、有战略高度和长远目标的、有计划有步骤的重视科技、文化建设,潮汕是该好好思考、并认真学习和借鉴深圳、珠海的成功做法,不要碌碌无为。而要有为,也千万别海绵体平滑肌一收缩,就硬一下,一松弛就歇了,或者像“着猪母彩”一样间歇性的却又老让人拿不准下次什么时候发作,或者这任官员榔头下任官员槌子的,诺大潮汕或曰小小潮汕,真没多少本钱可供糟蹋了!
 
     希望潮汕地区各级主管宣传、文化、教育的大小老爷们都重视这本书,所谓重视,绝不仅仅是指大小老爷个人自己看了了事,别忘了,你们还负有“正确引导宣传”这一党有要求的、最起码的责任。
 
     希望还有更多的潮汕人读到这本书。
 
 《民国潮汕人物评传》,作者黄羡章;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2008年8月第一版。
 
    “潮商”二字值几钱?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凡人们一讲到“潮汕”、“潮汕人”,有一个词,叫“潮商”的,必定紧跟而来,在种种天花乱坠的语境下,三者之间,不说已经用等号给连了起来,起码也是用破折号给顺了起来,一切显得那么天衣无缝、顺理成章,而且心安理得。
 
     那么,什么叫“潮商”呢?这是个专用名词、还是个普通名词?被描述的对象是个体、还是群体?
 
     据说,潮汕籍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给“潮商”的定义是:“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一时找不到萧先生原文或原话的出处,这里转引自网上找到的郑国烈《潮商的若干软肋》一文),噢,原来如此,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就叫潮商。那么,分布于海内外的黑龙江籍商人就叫黑商、青海籍商人就叫青商?佛山籍的叫佛商,神木籍的叫神商?听说贵州还有地名叫狗街、兔街的,叫个狗商兔商的也是蛮好玩的,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看似较劲但逻辑上你没法说我不对吧?问题是,如此一来,这顶“商”帽还有啥意义?我看其价值到菜市场可能都换不来一根葱!
 
     前段时间在看一本书,叫《老上海的同乡团体》(以下简称《团体》),书有14章、半个枕头厚,除第一章“绪论”外,其余13章共介绍了在老上海的12个同乡团体,“凡是较有历史影响而至今能够搜集到一定的资料的同乡团体,都尽可能列入了章节”(《团体》P.952),其中,有关“潮州会馆、潮州旅沪同乡会”,用了两章,篇幅最多,有187页,占全书954页的19.6%。
 
     “潮州人来到上海经商是在明末清初开始的,据上海碑刻资料证实,早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上海已出现潮州会馆。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埠(1843年),汕头也于1860年1月开埠通商,推进了潮州人向上海经商和迁移”(《团体》P.108)。
 
     “上海的各客籍商帮的职业选择大都与原籍物产或经营传统有关,潮州商帮来沪经营潮糖业者居多,潮帮中小商人多,资金较少,大都经营些投资风险小而利润高的行业,早年‘以蔗糖、夏布为大宗’嗣后,如典押业、杂货业、抽纱业兴起,早年潮阳少数商人在沪经营烟土(鸦片)业”(《团体》P.108)。“潮州商帮在上海的商业活动以经营潮糖占相当大的比例。潮州商帮在运销潮糖的同时,也贩运故乡的其他农、副产品,诸如:陶瓷、刺绣、柑桔、茶叶、杂咸、干果、鱼脯、菜干、土布、土纸、麻纱、鱼网、竹器、菜籽等。这就构成了潮州商帮从事潮糖杂货业的特色”(《团体》P.109);此外,“资本轻、规模小、剥削重”的典押店,“大都为潮州人所开,称为‘潮帮’”、“十之八九为潮州帮”(《团体》P.113);
 
     “潮州商帮自清末以来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上海从事的抽纱业占上海抽纱业的大部分”(《团体》P.118)。
 
     “潮州帮在烟土业中形成垄断地位”(《团体》P.120),“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成立的三鑫公司,20年代曾有21家潮州帮土商加入了该公司”,“民国建立后,中外政府严禁鸦片,部分潮州商帮中经营烟土业者,不得不改行,将烟土业中积累的巨额资金投向利润丰厚而风险较大的钱庄业”,“这些潮州籍钱庄老板,大都聘请精通钱庄业的绍兴人为经理,雄厚资金加上精明的管理,使这些潮籍人的钱庄能够久经社会的动荡而立于不败之地”(《团体》P.121)。
 
     “在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受‘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也有些潮商以雄厚的资金投资工业”(《团体》P.121)。
 
     总体上,老上海的潮人,有“重贩运,轻实业”的传统(《团体》P.108),“急功近利”、“大都从商而不从工,创办工业者为数寥寥”(《团体》P.121),但不管如何,“它随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与发展,又随上海城市经济一律转为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而不得不结束。它为上海城市近代化做出过贡献,也为其故乡的公益事业作出过贡献”(《团体》P.202)。
 
     1954年6月18日,上海潮州会馆登报声明,“向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市分会申请结束,办理移交”,“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成立至此历经195年”(《团体》P.202)。
 
 “潮商”二字值几钱?
 
     《团体》一书,除“潮州商帮”外,还详细介绍了“洞庭同乡团体”、“徽商同乡团体”、“广肇公所和粤侨商业联合会”、“宁波商帮及同乡团体”、“绍兴同乡团体”、“湖州商帮及湖社”、“山东同乡团体”、苏南“无锡苏州吴江同乡团体”、“苏北移民及同乡会”、“福建旅沪同乡团体”、“浦东同乡会”等等活跃在老上海的大小商帮,而所有这些同乡团体,尽管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是,“老上海的会馆(公所)全部属于商人会馆类型”(《团体》P.14)、“老上海的同乡团体的主要功能有四个方面,即:互助功能、公益功能、中介功能、法制功能”(《团体》P.80),那么,作为特定的商业群体(不是政治群体、文化群体),他们共同体现出来的具有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的特性又是什么呢?《团体》的作者,已经替我们总结好了,那就是——“这些会馆、公所贯串着地缘性(同乡性)、物缘性(地方特色物产)、业缘性(行业性)、神缘性(祠祀共同神祗)、亲缘性(文化心态亲近)的凝聚力”(《团体》P.22)。
 
     尽管随着新时代的来临,老上海的这些同乡团体,风流都被雨打风吹去,但潮汕人在海外,香火传承一直不断,并且,在海外(包括港澳台)的潮汕籍商人,他们不管处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们作为特定的商业群体,所共同体现出来的依然也是具有地缘性、物缘性、业缘性、神缘性、亲缘性的凝聚力。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化,物缘性和业缘性会有显著的变化,但不管怎么变,神缘性、亲缘性是绝对不会变的(只不过因时代和环境不同,会赋有一些新的内涵);其次,法制功能可能性质变了,互助功能、中介功能也许弱化了,但公益功能却依然存在。惟其如此,称之为“帮”、“商帮”,才具有实质意义。
 
     因此,我的观点是,真正的“潮商”应该是“潮州商帮”的简称,而严格意义上的“潮州商帮”,只存在于海外(包括港澳台)和解放前的大陆。1954年以后的大陆(直至今日)并不存在。至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30年来,不独潮汕,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民皆商,神州何处不“商”又何处无“商”? 如果“潮商”已经顺应形势并赋有时代内涵地“进化或堕落”到了“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都叫“潮商”,(简单说,一个专用名词变成一个普通名词),不是不可以,但那只会是“潮商”概念的自我贬值、自我矮化。这也就是近十几年来,潮汕内外拚尽“吃奶力”和“放屎力”去宣传“潮商”,结果变成自娱自乐而整体形象却越来越差的核心症结所在。
 
     也许我说1954年以后的大陆(直至今日)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潮州商帮”,可能会让人感情上接受不了。那么,换个说法,我不知道把今天的山西境内山西籍的“煤老板”也称之为“晋商”,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再比如,黄光裕在卖电器,马化腾在卖QQ,翠花姐在卖咸菜,乌李兄在卖发票。他们都是潮汕籍人士,硬要把他们**成“帮”,先不说他们之间愿不愿意,你能够论证出他们之间的亲缘性吗?只要你能,不论到何时,我都愿意按百倍于拜孔子的标准,带上两百斤腊肉,拜你为师。
 
     历史的归历史,现实的归现实。国内的“潮商”和“晋商”都成为历史,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或许正因为其成为历史,反而还有一份光荣存在。至于海外(包括港澳台)的“潮商”,一直存在也一直强大,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于大陆的历史环境、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环境下发展起来的,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作为独立一脉而独立表述,任何试图把他们与解放前国内的“潮商”和解放后今天的所谓“潮商”混为一谈,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其结果注定是徒劳无功的。
 
     老是有意无意的把“潮汕”和“潮商”联起来的这种心态不可能是健康的,这种宣传也更是有害的,更何况一边是把“潮商”概念自我矮化,另一边又想把贬值了的“潮商”旗帜舞个虎虎生威,这可能吗?
 
     君不见,“商”之殇,潮汕已无净土!
 
     真正意义上的新“潮商”有没有可能产生?有!但首先要正视现实,正视什么现实呢?这个问题你不妨从今日的“潮人联谊会”与昔日的“潮州会馆”的本质差别中自己去悟,我实在不想多说;其次,端正心态,历史的归历史,海外的归海外,自己老老实实“如今迈步从头越”;其三,虚心学习,认认真真学学海外同乡的为人做事,仔仔细细学习浙江企业的成长经验;其四,政府要有所作为但不乱作为,特别特别是潮汕的大小官老爷们,如果你们老是把“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落实”为“和私人老板的私人交情”,历史是会诅咒你们的!——这几句“狗尾续貂”的话,临时加上的,绝无“为人师”之意,实在是自己越写越灰心,聊当**纾缓一下自己的情绪,正所谓“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人家坦荡荡的把“潮商”叫得山响海响的,自家何必自怨自艾,关卿叉事又何苦来?自当“小人”?想想再想想,结论:当!
 
     《老上海的同乡团体》,郭绪印编著,文汇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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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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