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序文

    人间世代长相续, 事业今人接古人。 千载东流河上水, 波消浪涌迄于今。  ──《黄河游艇上有感》(《兰州吟卷》之一)  
   
  一 
 
    这是我在西下庄度过的第九个暑期了。
    桌上放着朝戈金同学日前送来的一本新书:《口头诗学:帕里─洛德理论》,这是他用了数年时间翻译出来的一部民俗学理论书籍,著者是密苏里大学“口头传统研究中心”主任约翰·迈尔斯·弗里教授。我一眼看到这本书,就直觉地喜欢它:深绿色的封面上,一位南斯拉夫史诗歌手正抚琴演唱,老树下是专心致志的听众,有妇孺、农夫、猎人……虽然这只是一幅油画(封底上注明它现藏于贝尔格莱德的一家博物馆),但却一下唤起了我的想象:在中国有多少类似的场景──不是静止的风俗画面,而是鲜活的史诗演唱活动!  
 
    为什么这里我要先提及这部译著呢?一是因为它的出版为我们的民俗学研究带来了一个新的视野。所谓“帕里─洛德理论”又称“口头程式理论”,它正是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中发展起来的三大民俗学学派之一。1997年秋天,著者弗里教授在朝戈金同学的陪同下去内蒙古考察,他途经北京时,曾在敝寓与我谈及过该学派侧重研究史诗乃至口头诗歌的理论与方法论。所以,见到他这部导论性的著作终于出版了中译本,我深感欣悦。为原著作序的是我们都十分熟悉的阿兰·邓迪斯;《美洲民俗学学刊》也称该著是“此领域中参考书的典范”,我想它也能够对我国民俗学界有所裨益。二是由于朝戈金同学的这部个人专著,题为《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正是基于本民族史诗传统,从个案研究入手,在吸纳和借鉴这一理论的工作原则及其分析模型的基础上,于今年5月完成的一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从译著到专著,自然贯通着他本人的学术思考,其中不乏自己独到的创见和新义。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自1953年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陆续培养了数十名硕士、博士研究生,他们已经构成了我们今天民俗学界又一代重要的研究者。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招收的一批博士研究生,大多是80年代毕业于不同学科的硕士,他们在各自的科研和教学岗位上都有一定年头的学术积累,无论从治学道路、知识结构、科研态度、理论观念,以及学术旨趣等方面,都与“从校门到校门”的研究生有着明显的不同,而这些不同给我们民俗学专业的教学和人才培养带来了新的气象,也使我们这门学科的队伍建设日益显露出一种新的发展前景。 
 
    朝戈金同学即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于1986年在内蒙古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后,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民族文学研究》担任编辑工作,数年后转到当代文学和理论研究室,开始专门从事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那时他便对史诗研究发生了兴趣。1995年夏秋间,他参加了芬兰“世界民俗学者组织”举办的暑期高级研修班,在史诗工作小组为期三周的讨论后,又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研修了一年。在那里,他凭着自己较好的英文功底,广泛吸收了当代口头传统研究领域的新鲜知识,进而将学术重心转到了史诗的田野作业和理论研究方面。这一“转轨”正是他在工作了十数年之后,郑重地选择了民俗学专业以充实和调整自己的知识架构,以期对中国史诗研究做出理论性探索的主要缘由吧。 
 
    1997年9月,朝戈金同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那时他可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稳健的学者了。但在校期间,他还是要求自己多学少写,谨慎从事,有朴学之风;在课上课下,他轻易不苟言笑,一旦开口,都很能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带动大家去思考。记得1998年的酷暑之际,我们教研室的几位老师和96-97级的博士研究生一道工作了一周多,对将作为高校教材的《民俗学概论》进行最后的审订,朝戈金同学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在诸多难点问题的讨论中,确实反应出他知识结构较为全面,眼力敏锐,提出的看法和建议也往往击中要害,有自己的见解。 
 
    两年前的夏天,我也是在西下庄观竹纳凉,朝戈金同学临时来跟我小住了两天。我们从他刚刚发表的一篇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建设的论文谈起,随后的话题自然转到了他即将要开题的博士学位论文的设计上来。当时,他就蒙古史诗研究的文本类型、程式化风格、歌手问题和田野作业问题,逐一谈了他自己的想法。可以并不夸张地说,从他如数家珍、洋洋洒洒的一番直陈和议论中,便能见出他思考的深邃,视野的开阔和掌握资料的丰富翔实,同时,唤出了我以往对中国史诗研究的某些思考。整整两天的时间里,我们的话题始终围绕着史诗,谈兴酣畅……甚是投合,不觉晨昏移转。通过这一番面对面的讨论,从他设定的几个问题中,初步理顺了博士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去探究建设中国史诗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另一方面,要在方法论上尝试并倡导一种可资操作的实证研究,通过个案分析以支撑大幅度的理论探索。这也是后来在他写作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又结合论文的进展多次促膝长谈的一个主要话题。可以说,这两方面的学术初衷,通过朝戈金同学精审深细的论证和分析,成功地体现为这部即将面世的专著。 
 
    正如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的总评语所说的那样,朝戈金同学的这部专著“在蒙古史诗的研究中很有创见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是蒙古族的中、青年学者,掌握蒙、汉、英等语言文字,选择本课题具有相当的优势。论文显示了作者对国外史诗研究的新成果――口头程式理论、民族志诗学、和表演理论等都比较熟悉、且能消化吸收,对本民族的史诗传统和相关学术史也较为了解;经过田野调查,又获得了新的理论思考。在此基础上,作者对以往国内史诗学和史诗哲学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整体考察,提出了许多个人创见。另一方面,作者又以蒙古歌手冉皮勒演唱的《江格尔》为个案,在国内首次运用口头程式理论,对这个民间唱本的词语、片语、步格、韵式和句法进行了扎实精密的研究,第一次证实了在蒙古史诗中确实存在“程式句法”的现象,还就蒙古史诗的“程式句法”和“语境”、“语域”的关系,提出了有价值的科学意见。这对于深入挖掘我国的史诗文化遗产是一种学术贡献,同时对于提高作者所在蒙古族的文化地位也有现实作用……”  
 
 二  
 
    至于论文的研究步骤和相关的田野作业,这里就不多说了,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本书的附录和后记。如果留心,便能从中发现这一著作的确在这些关联研究中树立了较为严谨的学术规范。这里,我想结合我对中国史诗研究的几点想法,来谈谈这项研究的学术价值、理论意义和努力方向。 
 
    首先,从论文的选题和理论探索说说中国史诗研究的转型问题。 在中国,科学意义上的民俗学研究,已有80多年的历史。在其一波三折的发展进程中,最初以歌谣学运动为先声,继之以民间文艺学为主脉,进而扩及到整个民俗文化,这是中国民俗学走过的特殊历程。因而,文艺民俗学作为一个支学,一直有着重要的两个发展方向,一是作为一般的民俗来加以研究;二是吸收了文艺学的思想和观点。但在这一支学的理论探索中,相对于歌谣学、神话学、故事学的发展而言,中国史诗学的研究则起步较晚。这里也有诸多的历史成因与客观条件的限制。 
 
    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80年代以后,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的发掘、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不仅驳正了黑格尔妄下的著名论断:中国没有民族史诗,也回答了五四以后中国学界曾经出现过一个“恼人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原来是否也有史诗”?(闻一多《歌与诗》)而且,更以大量的事实雄辩地证实了在东方这一古老国度的众多族群中,至今流传着数以百计的史诗,纵贯中国南北民族地区,且蕴藏量非常宏富。尤其是藏族和蒙古族的《格萨(斯)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已经成为饮誉世界的“中国三大英雄史诗”。此外,在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人民和突厥语族人民中,至今还流传着数百部英雄史诗;在南方的众多民族中同样也流传着风格古朴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和英雄史诗。这些兄弟民族世代相续的口传史诗,汇聚成了一座座璀璨的文学宝库,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实属罕见,比诸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来得更加丰富多彩,也是值得中国人自豪的精神财富。  
 
    我国史诗大量的记录和出版,在资料学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当然,从科学版本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尽管如此,这方面的工作是应该予以肯定的。比如,著名的三大史诗,每部的规模都在20万行以上,其中藏族的《格萨尔》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最长的史诗,约有120多部,散韵兼行,达1000多万字。又如,迄今为止,在国内外发现并以不同方式记录下来的蒙古语族英雄史诗,数量已过350种,其中三分之一已经出版。这些诗作短则几百行上千行,长则达十多万行。更不用说,不同歌手的各种异文,也在被陆续记录下来,这又在怎样的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史诗的百花园! 
 
    在这样喜人的形势下,史诗研究确实应该进入一个崭新的转型时期了。所谓转型,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对已经搜集到的各种史诗文本,由基础的资料汇集而转向文学事实的科学清理,也就是由主观框架下的整体普查、占有资料而向客观历史中的史诗传统的还原与探究。这便是我从朝戈金同学的这部著作中受到的启发之一,也是他在史诗文本界定中反映出研究观念上的一大跃进。我认为,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科学的态度,主要针对学术性的探讨和研究;另一种是文学的态度,针对知识性的普及和教育。前些年,我们民间文艺学界一直在强调“科学版本”,可惜口号虽然提出,讨论并未上升到理论意义上来加以具体展开,诸如我们一直耿耿于心的“忠实记录”、“整理加工”、“改旧编新”等问题,也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  
 
    朝戈金同学的研究实践明确地回答了这些问题。那就是民间口传史诗的研究,应当注意甄别文本的属性,而文本分析的基本单位,不是简单排列的一个个异文,而是具体表演中的一次次演唱的科学录音本。这就不是各种异文经整理加工后的汇编,而是史诗演唱传统的有机活动系列,包括一位歌手对某一诗章的一次演唱,不同歌手对同一诗章的一次次演唱,诗章之间的关系,歌手群体的形成与消散,个体风格的变化,演唱传统的兴起、衰落与移转等等。这之中,口头诗学的文本理论,是上个世纪西方史诗领域最出色的成绩之一。朝戈金同学的论文选题定位为口传史诗诗学,通过江格尔奇冉皮勒演唱的一个史诗诗章进行个案的文本分析,再回归到理论层面的总结。在这些方面,他下了相当的功夫,对史诗《江格尔》十分复杂的文本情况做了沉潜的研索,他的著作就使人耳目一新。此外,他从文本属性界定史诗研究的科学对象,又从文本间的相互关联,从更深层次上说明了《江格尔》作为“史诗集群”,在叙事结构形成上的内在机制,由此构成了卫拉特蒙古史诗传统的文本形态。这也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对民间文学的其他样式的文本研究,也有同样的参照价值。比如,元明戏曲和后来的小说中广泛使用的 “留文”,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有“说收拾寻常有百万套”;又如《大宋宣和遗事》与小说《水浒传》之间在文本互联上的关系,特别是话本小说的研究,我看也都可以从这一理论的文本观中得到某些启发。 
     其次,再看理论研究的转型。 
 
    今年6月我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举行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新闻发布会,也讲了话。这套丛书属国家“七五”社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主要涉及到的是三大史诗和南方史诗,正如该丛书的前言所说,这些成果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史诗的总体面貌、重点史诗文本、重要演唱艺人,以及史诗研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反映了我国近二十年来史诗研究的新水平和新成就,并再次提出了创建中国史诗理论体系的工作目标,这是令人倍感振奋的。可以说,这套丛书正是从总体上体现出了这一时代的学术风貌。 
 
    史诗研究要向深度发掘,就要着力于史诗内部发展规律的理论探求。但这种探求是不能孤立进行的,也不可能将理论大厦建立在缺少根基的沙滩上。当前中国史诗研究有了多方面的展开和深入,无论是史诗的普查与发掘,文本的搜集与整理,歌手的追踪与调查,史诗类型的考察与划分,以至于有关课题的专门性论述,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呈现出良好的势头。特别是被列入国家级重点研究项目的“中国史诗研究”丛书的面世,都为我国史诗理论的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迄今为止,我们确实在资料学的广泛收辑和某些专题的研讨上有了相当的积累,但同时在理论上的整体探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继续出成绩的。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二、三十年来将工作重心主要放到了搜集、记录、整理和出版等基础环节方面,研究工作也较多地集中在具体作品的层面上,尚缺少纵向横向的联系与宏通的思考,这就限制了理论研究的视野,造成我们对中国史诗的观感上带有“见木不见林”的缺陷。不改变这种状况,将会迟滞整个中国史诗学的学科建设步伐。 现在可以说,我们已经到了在理论建设上实现转型的时候了,因为时机已经成熟了! 
 
    步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怎样才能推进中国史诗学的建设呢?除了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各项专题性研究外,我觉得,朝戈金同学从口头传统这一基本角度,通过个案研究去考察蒙古史诗的本质特征,探讨民间诗艺的构成规律,进而在史诗诗学的语言结构上对研究对象与任务所作的一番审视与阐述,对学界是有所裨益的。通过他的论证,我们可以看到,史诗,作为一种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口传文学现象,是有着内在统一性的,它虽然由一个个具体的歌手及其一部部诗章所组成,而又决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单个歌手及其文本或异文的相加。 所以,史诗学的研究也不能停留在资料的堆砌和歌手唱本的汇编上,必须从这些单个、局部的传统单元之间的贯串线索,藉以把握每一个民族史诗传统的全局。我感觉到,这对于探求蒙古史诗传统、突厥史诗传统,或某个南方民族的史诗传统都是同样重要的一个视角。只有在对这一个个史诗传统做出全面细致的考察后,我们才能进一步从更大范围的全局上看中国史诗。 
 
    有一些根本性问题,在朝戈金同学的著作中是没有回避的,而且他做出了卓有见地的阐述与论析。例如:什么叫口传史诗,也就是说,史诗之为史诗,其特质究竟在哪里?又如史诗演唱传统的特殊品格是怎样产生的,即史诗传统何以能成为史诗传统,又何以出现盛衰?再有:口传史诗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歌手传承下来的,即歌手是在什么样的民俗文化氛围中习得演唱技艺的,等等。可以说,朝戈金同学对这样一些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解答,也对史诗学建设有了理性的自觉。与此同时,他的研究工作也并不止于抽象的一般原理上,因为他的分析又转回到了具体的史诗个案中去印证、去检验、去深化对史诗传统的理解。而有了这种整体之于局部,个别之于一般的意识,在观察、分析史诗的演进过程,论述蒙古史诗的语言风格、程式特征、叙事手段等等时,也就没有陷入盲目的就事论事,更深入地揭示出了史诗的口传本质,辨明了史诗传统在当今民间的社会生活中的发展、演替的规律,基本上达到了对蒙古史诗传统的诗学特征进行科学总结的研究目的。 
 
 三  
 
    值得一提的是,朝戈金同学的研究,确实在“口头性”与“文本性”之间的鉴别与联系上,找到了问题的关键,也尝试并实践了一种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这样一种尽可能尊重民间口传文学的历史与实际的观察与分析问题的方法,同过去我们自觉不自觉地以书面文学眼光来研究口头文学的做法相比,差别是很分明的。我特别地注意到了他对我们以往在民间文学特征问题上的再检讨,也就是说,“口头性”是我们过去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在他的这部著作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总的说来,我们以往对“口头性”的论述,偏重于它的外部联系,相对忽略它的内部联系;偏重于与书面文学的宏观比较,相对忽略对“口头性”本身的微观分析。也就是说,外在的研究冲淡了内部的研究。尽管我们对“口头性”有了相当的理解,而对什么是“口头性”或“口头性”究竟是怎样构成的,又是怎样体现为“口头性”的问题上,面不够广,发掘不够深,仍然是显明的弱点。这是应该有勇气承认的,至少,这引起了我更多的思考。比如,我们在史诗记录和整理的过程中,往往根据学者观念去“主动”删除那些总是重复出现的段落或诗节,认为那是多余或累赘的,而这里恰恰正是口语思维区别于书面思维的重要特征,正是歌手惯常使用的“反复”或“复沓”的记忆手段,而“冗余”、“重复”正好表明这是口头文学的基本属性。这仅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口头性”特征的深入探讨,将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民众知识,理解民众观念中的叙事艺术。  
 
    过去我们的史诗研究,主要受西洋史诗理论的影响,也就是以希腊史诗为“典型”来界定这一叙事文学样式。这样的史诗观更多地来源于西方的古典文艺理论及经典作家的看法,而他们那个时候探讨的作品则大多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理论见解大多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伏尔泰、别林斯基等人的相关论述为参照,或以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为依据。我们知道,古希腊史诗、印度史诗、欧洲中世纪史诗,早在几百年或上千年前就被记录下来,以书面方式而定型,离开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演唱传统和文化环境,而被束之高阁地当作了书面文学来加以研究。实际上,维柯在其《新科学》中基于强调民众文化的立场,对荷马和荷马史诗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看法,在我国却少有人问津。所以,我一直要求师大民俗学专业的研究生一定要看这本书。  
 
    前面说到史诗研究在理论上的转型,我还是强调要认真对待引进的外国民俗学理论。借鉴一门新的理论,要真正做到“泡”进去,只有“涵泳”其间才能“得鱼忘筌”。如果自己“昏昏”,别人怎么可能“昭昭”?参照任何理论,只有对理论本身做到分析、辨识、推敲、汲取乃至质疑,擘肌析理,才不流于浮光掠影地盲从,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发展和突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朝戈金同学从一开始接触到口头程式理论,就敏感地发现了这一学派的优长之处。就我目前所见,“口头程式理论”对以往古典史诗理论的偏颇进行了方方面面的检讨乃至批判,对史诗研究乃至口传文学现象确有它较强的、系统的阐释力。迄今,它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了多达150个语言传统的研究之中,包括汉语的《诗经》研究(在美的华裔学者王靖献)、苏州评弹(美国的马克·本德尔。顺便提一下,1981年夏间他来中国做田野选点时我们曾有过一次晤谈,后来据说他听了我的建议后在刘三姐的故乡广西一呆就是7年。目前他已经成为研究苏州评弹和中国南方诸民族文学的专家),等等。因而,可以认为其中包含着很多创见与合理之处,对我们的思路会有所启发。  
 
    从朝戈金同学对这一理论的运用情况来看,他将史诗从根本上纳入到了口头传统的民俗学视野来加以重新审视。从这一个角度上讲,这一专著一改以往史诗研究的惯有路线,在活形态的史诗演唱传统正在逐渐消失的实际中,从文本分析入手,通过引证大量的实例,去探查和梳理文本背后的口头传统。我认为,除了上面我谈到的,这部专著对民俗学文本问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外,他所阐述的“程式化风格”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原本探讨得不够深入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也为我们民间文艺学乃至某些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比如,《诗经》的“兴”,古代诗论多有探讨,直到近代学者的看法也是林林总总,莫衷一是。我看,大多是从书面诗歌的“辞格”角度去分析“起句”之兴,唐王昌龄在“诗格”中就立有“入兴”之体十四之多,我大体还记得的有感时入兴、引古入兴、叙事入兴、直入兴、托兴入兴、把声入兴、把情入兴、景物入兴等等。实际上,这些所谓的“起句”之兴,在当时的民歌咏唱中可能就是一种民间自发产生并沿传的程式要求。再如,古代戏曲中的宾白、陈言、套语一向被讥评为“陈词滥调”,明末冯梦龙在《双雄记》“序”中谈到“南曲之弊”时就指责为:“但取口内连罗”、“只用本头活套”。又如,元杂剧的“定场诗”,有学者认为它“可谓之中国文学中‘烂语’最多一种”,甚至“到后来‘曲词’也是满目陈套烂语,粗制滥造也是大众文化一贯的作风。”(见唐文标著《中国戏剧史》)殊不知,这些个约定俗成的“程式”恰恰说明戏曲源自民间,在民间成长,而后的表演也皆口授相传的。其他可以用这一理论重新去做出恰当解释的,我想还有话本小说那种口语化的叙事模式,乃至几大古典小说“究天地、通古今”的开卷(大凡都要说天论地,由天道引出人事的楔子)等等。民众自有民众的艺术才能,正如我早期的诗论中曾经提到:  
     一段故事, 一个思想,都有它最理想的表出程序。能够捕捉住这种程序的,便是干练的艺术家。(《诗心》) 
 
    在理论层面上讲,我们要对中国史诗乃至其他民间口传文学现象的研究经验进行更为深入的总结和探讨,那么在借鉴口头程式理论的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是西方学术及其文化传统本身为这一理论的预设与检验提供了前提,也就是说,这一学派的根基来自于西方文化传统与学术观念,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 
 
    从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新格局和新思路来看这部书,可以说,朝戈金同学在选择外国民俗学理论的这一些个问题上是机警的,也是认真审慎的。我在师大民俗学讲习班上曾讲到过,在引进和运用外国理论的问题上不能囫囵吞枣。朝戈金同学在译著到专著之间所做的工作,是充分地考虑到了吸收、消化、融会、贯通等因素。他硕士时专攻的是现代文学,有较好的文艺理论知识作背景。在新疆卫拉特和内蒙古科尔沁等地的史诗田野调查中,参与观察过多种传播环境下的歌手演唱场景,因而他机警地意识到了书面史诗与口传史诗之间的差异与联系,而针对其间的复杂关联应该有不同的研究手段。这个关键问题的索解,则直接得益于他从1995年开始下功夫的“口头程式理论”,他先后翻译、介绍和研究这一学派的文章陆续出现:《南斯拉夫和突厥英雄史诗中的平行式:程式化句法的诗学探索》、《第三届国际民俗学会暑期研修班简介──兼谈国外史诗理论》、《口头程式理论:口头传统研究概述》、《口传史诗的“创编”问题》、《口传史诗的田野作业问题》等,其中可以见出他对这一理论的来龙去脉、适用程度、操作框架、理论局限等问题持有“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科学态度,并始终坚持以传统为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做出了符合自己民族口传文学实际的整体把握,在这种把握中才能表明作为本土研究者的力度与深度。也就是说,他的这些努力,是消化了在域外民俗学领域发展起来的“口头程式理论”的研究成果,而又能“和而不同”(《左传》),有意识地对他所掌握的蒙古史诗文本进行了清理,而且重在清理事实与实证分析,而不是简单地照搬或套用。这样做,不仅考虑到本民族史诗传统与其他史诗传统的共通性,更要探索口传史诗在具体的历史─文化环境中怎样显示其本质上的民族诗学特征。  
 
    因此,本书在理论探讨上最为突出的一点是严谨的实证性研究。西方的“口头程式理论”主要成形于对“荷马问题”的解答,力图打破静态的文本分析,而转入前南斯拉夫的一系列田野考察的比较研究来验证理论的假设;而本书立足于中国蒙古史诗的当前的客观实际,在方法论上就没有亦步亦趋,恰恰“反其道而行之”:从立论与论证过程看,他基于蒙古史诗传统的盛衰与变化,集中清理史诗《江格尔》多样化的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的复杂关联,并在实地的田野观察中主要依靠民族志访谈,把既定文本放到了正在隐没的演唱环境中进行对照和还原,从文本阐释中引申出个案研究的普遍性意义,也在一定深度上揭示出口传史诗的演变规律及其文本化过程中的诗学涵义,这样才能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论思考,才能修正西方“理论先行”的局限性。所以,这里一再强调本书的实证研究路线,是我们应该予以高度重视的。 
 
    此外,我要顺便提及的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精审深细的诗学分析,是朝戈金同学这本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又一个特点。“论必据迹。”在清理了文本事实之后,他直接提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工作步骤:参考国际史诗研究界共享的分析模型,根据蒙古语言文法特点和史诗传统特征,设计出6种具体的文本分析方法,是自成一体的。在此基础上,严格甄选出了一个特定的史诗诗章作为主要案例,即冉皮勒演唱的《铁臂萨布尔》,再辐射其他《江格尔》史诗文本,从而循序渐进地就“程式句法”的各层面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诗学分析。说到具体的操作也是有其独创价值的。例如,本书首次采用了电脑数据统计法,从而构造出“句首音序排列法”,由此系统地揭示出蒙古史诗从词法到句法的程式化构成方式。这种引证分析是需要相当大的工作量的,可见他十分重视从民间口头诗歌的具体特征来阐发其论点,其索解过程的复杂程度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不畏枯燥、单调、繁琐的钻研精神,在年轻一代学者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荷马的作品虽然被各时代的人用种种不同的理由鉴赏着,但是,她仍然有着那一定的客观的艺术价值。(《诗心》)  
 
    这种艺术价值便可以通过诗艺分析而得到印证。我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我们在民间文艺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疏忽──我国少数民族都拥有着一定数量的口头韵文作品,在这种民族的艺术宝库中,大都有着自己的一套诗学,即关于诗节、诗行、音节、押韵等一定形式。这种诗学是跟他们的整个诗歌艺术密切不可分离的。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对于民间诗歌的着眼点,只放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而对与它紧密相连的艺术形体,却很少注意。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偏向……这从研究的成果说,那么将是残缺不全的;如果从民族的、人类的诗学说,那么更是一种“暴殄天物”! (《进展中的民间文学事业》1981年《百科年鉴》) 对于一种文化现象,仅用一种理论去解释是不够的,现在不少学者提倡多角度的研究。如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论”(日本译作“机能论”),普罗普的民间故事31种机能说,对于特定文化传统中的故事现象,具有较大的解释能力,但将它移植到史诗结构分析,去解释它同其他民间叙事文学在母题上的关系,这一点当然很重要,但是不是就很全面?毕竟史诗是韵文体的,在叙事上肯定有其特定的方式。用诗学的观点分析问题,才是史诗研究的一种重要角度。正是在这样明确的思想指导下,朝戈金同学下了几年的苦功,吸收西方当代的口头传统理论,反观漫长的蒙古史诗传统,以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用丰富翔实的例证,写出自己的蒙古史诗诗学。 
 
    我希望这种注重探索民间口头诗学的风气,迅速扩展起来,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从蒙古史诗诗学扩展到各个民族的诗学。它不但将使我们在某一特定民族的民间诗歌的研究上更全面、更深入,也将使我们综合的史诗学、乃至民间诗艺科学的建立,有着可靠的基础和光辉的前程。  
 
    应当指出的是,本书只是朝戈金同学研究史诗诗学这个大课题的第一步,根据他的研究方案,还有一系列环节尚未展开,因此本书不可能面面俱到,也不可能平均用力。至于史诗理论的探索也同样需要继续深拓和发展。“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对史诗的“程式化”因素和“非程式化”因素及其相关的民俗涵义,做进一步的研究,以从整体上逐步完善史诗理论研究这个有益的学术工作。此外,还应继续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争取在更广泛的案例分析中,检验、校正、完善、充实史诗学的研究。 
 
 四  
 
    平心而论,中国的史诗研究并不落后,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至今未能在国际上引起应有的重视,其中一条,我看就是尚缺乏理论上的梳理和总结。比如,西方古典史诗理论所研究的是印度-欧罗巴语系的作品,在中国史诗情况就比那里的更为丰富,层次更多,可能有些理论就不能无限制地使用。比如史诗的界定,把这个主要针对英雄史诗的理论过泛地去用,就不一定合适于中国南方诸多民族多样化的史诗类型。我们应该在理论上对南方史诗做出较为系统的类型学研究,这样无疑也会打开国际史诗学界的视野,丰富世界民族史诗的长廊。 另外,还要注意一种偏向。近代中国曾经有过“西学中源”的一派,大凡来自西方的学说和理论,都要进行一番源自中国的考证,以便惟我独尊地说一句“天朝自古有之”,就怡然自得地停滞不前。关于“程式”或许有人亦不以为然,认为我们可以在过去的故纸堆发现这种类似的总结,有如前文所述的“陈言”、“套语”等等,只不过我们的古人没用“程式”二字罢了。我们应该认识到,那样的总结往往都是片言只语的,或片断化的,缺乏系统的理论概括。我们也应该认真反思,为什么我们过去就没能从中去进行一番科学的总结,从而理直气壮地肯定民间口传文学之于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动力,从而得出一个有高度的、有普遍意义的理论概括呢?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来自民众智慧的实例:1986年秋天,我从民间文学忠实记录的角度,为已故马学良教授的文集《素园集》作了一个小序。在这部文集中我曾注意到当时翻译整理《苗族史诗》的过程,是在现场根据歌手的演唱进行记录的。那时马先生就指出,苗族史诗几乎全都采用“盘歌”的对唱方式(这与北方英雄史诗就不一样),其中有一部分是传统的古歌,有的却是即兴而作的。马先生当时就发现这部史诗“诗歌句式短,格律性强,比较定型,变异性小。而据歌手讲,在教唱史诗时,民间习惯的教法是只教‘骨’,不教‘花’。也就是说,‘骨’是比较定型的,是歌的基本部分,即设问和解答的叙述部分;‘花’虽然也是传统的东西,但多数是些即兴之作,或为赞美对歌的人,或为个人谦词,或为挑战性的,往往与诗歌本身的内容没有什么联系。显而易见,不是那种特定的对歌环境,就很难迸放出那样的‘花’来(马学良《素园集》191页)。他在另一个场合还指出:“歌手离开了歌唱环境,就很难‘凑’出各种的‘花’来。实践确是如此,当我们要求歌手讲述诗歌内容时,往往歌唱时的许多优美动人的歌词不见了,甚至有的歌手,只能由着他唱,不能说着记。他们说‘唱着记不完,说着记不全。’这话很有道理。这也是口头文学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没有文字记录的口头文学,靠有韵易于上口,便于流传,故大多是采取歌唱的方式,靠曲调韵律传诵下来,离开曲调韵律,诗歌如同失去了灵魂……”(马学良《素园集》126~127页)从这段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众知识的范畴内,对史诗的传承规律已经有了素朴的、率直的概括,其中的某些“原理”与西方学者的理论预设是一致的。可是,多年来,我们竟然忽略了它,也没有对此做出更为深入、透彻的剖析,将之升华到一个理论的高度。因此,我们应该承认自己的不足,才能找到发展自己的新起点。 
 
    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以西方口头诗学理论为参照,可以打开我们的思路,以我国丰富厚重、形态鲜活的多民族史诗资源为根底,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史诗学理论,也是完全可行的。我想强调的是,这种理论体系的建构与总结,必须实事求是地结合中国各民族的本土文化,要超越纯粹经验的事实,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而从民俗文化学的视角──立足于口头传统来进行研究,并将史诗诗学与民俗文化传统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应是当代中国史诗学这门学科所应追求的基本目标与学术框架。 
 
    我坚定地相信,中国的民俗学研究大有作为,因为我们有源远流长的民俗学传统,我们有蕴藉丰富、取之不尽的民俗研究资源。我过去也说过,在中国,神话与史诗这两个重要领地是能够、也是应该可以“放卫星”的。尤其是,史诗是攸关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财富,我国各民族的先祖们为我们创造了如此灿烂、如此缤纷的史诗宝库,他们的子孙后代为我们继承并发展了如此悠久、并富有长久生命力的史诗传统,老一代学者为我们开创了前程万里的史诗研究事业,这一切都为我们的史诗学建设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美国学者研究史诗要到南斯拉夫,要去克罗地亚,而我们得天独厚──拥有着一个史诗的宝藏,就更应该出成果,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出更扎实的理论成果!  
 
    再过两天就是立秋了。“杨柳散和风,青山澹吾虑。”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更有一个时代的学人。耄耋之年,面向21世纪的中国民俗学发展,我希望出现更多像朝戈金同学这样的新一代史诗学者,以开阔的视野,敏锐的思想,全身心投入到史诗研究这一蓬勃向上的事业之中,努力开创一个更加光彩夺目的学术天地。
  
           吾侪肩负千秋业, 
           不愧前人庇后人。 
  
     我希望与年轻的一代民俗学研究者共勉不懈。 
 
 
                2000年8月5日于北京郊外西下庄时年九八

标签: 
作者: 
钟敬文
来源: 
国学网
浏览次数: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