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

    钟敬文先生,广东海丰人。20年代初毕业于广东陆安师范学校。30年代中曾在日本留学。1927年以后,先后在中大、浙大及达德学院等校执教,任讲师、教授、研究生导师等职。1949年从香港归国,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中间曾兼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至今。
 钟先生自20年代前期就开始在故乡搜集歌谣、故事,并陆续发表有关民间文艺的谈论文章。近70年来,他在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坚持不懈,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及专著,为使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学派能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家。他曾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之父”。
 和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自“五·四”以来,先生一直追随时代前进,从早期接受西方先进人文科学思潮影响到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步完成了一个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人生历程。先生近70载的教书治学生涯,充分表现了我国老一代知识分子为国家、民族终生奋斗、坚韧不拔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操。
  
 一、从“五·四”走来 
 
    1903年3月20日,先生诞生在广东海丰北部靠近山区的公平镇。父亲是开生果行的商人,家境一般。先生原名谭宗,上小学时改名敬文。后来用过笔名静闻、静君等。
    “五·四”运动爆发时,光生正在故乡读书,他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清查日货,还表演时装剧,揭露敌人的野蛮侵略和中国政府的腐败投降。从此以后,年轻的先生不甘于乡野的闭塞,将零用钱寄到外面,订阅《新青年》、《小说月报》等刊物,并开始写作新诗和散文。先生早期的散文《花的故事》,就是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文学周报》上发表的。叶先生还曾去信勉励这位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1977年先生在《题叶圣陶先生散文册子》一诗中曾云:“五十年前承奖掖,眼中人愧负先生”。那以后,先生发表过《荔枝小品》(北新书局1927年出版)等散文集子。他的作品冲淡平和、飘逸清新,被郁达夫誉为可继冰心之后武,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五·四”运动给予先生更大的影响,是把他引上了一条充满荆棘、当年还是清冷寂寞的民间文学研究之路,并且终生不悔。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和民主的旗帜下,学术界积极介绍苏联社会革命思想,大量输入西方的哲学、文学和社会科学,同时也开始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特别注意到对民族底层文化的发掘和展示。1918年春,在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沈尹默、周作人诸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大学成立了歌谣征集处,1920年改为歌谣研究会,并把征集到的近世歌谣在校刊上连载,至1922年出版了《歌谱周刊》,前后出版96期,形成了一种热闹的歌谣学和民俗学运动。
    当时民俗研究的指导思想是“五·四”后流行的民主与科学思潮,还有民族觉醒意识。这无疑影响着先生的学术倾向。而更使他深受刺激的是,当时西方某些学者一方面宣扬中国人缺乏想象力,没有神话体系;一方面却又把手伸向中国民间儿歌、传说和神话等各个搜集领域。“这太不公平了。”钟先生想,“中国民俗和中国民间文学,应该首先由中国自己来搞。”从1922年到1926年,正在故乡小学教书的先生开始对歌谣、传说、故事及风俗习惯进行搜集、记录,并将十数篇随感寄常惠先生(常惠当时是《歌谣周刊》的主编)。这些随感大部份发表在1924年至1925年度的北大《歌谣周刊》上。这可以说是先生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工作之发端。六十多年后,先生在和《文艺报》记者的谈话中还说道:“‘五·四’,我一生都不能忘。它是个矛盾体,既对旧文化有矫枉过正地鄙弃,又号召人们用新的目光审视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沙林:《一座不停摆的钟——访钟敬文教授》,《文艺报》)1987.5.30)   
 
 二、拓荒者的足迹 
 
    1926年,先生离开故乡到广州岭南大学中文系任文牍员。后来又担任附中国文教员,他一边旁听中文系《文学概论、《经学通论》等课程,一边继续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出版了自己辑录的第一本民间故事集——《民间趣事》。
    1927年秋,先生转到中山大学,给文学院院长傅斯年当助教。这年春天,顾颉刚、容肇祖、董彦堂等北大教授和有关人士。因不满于当时京城黑暗的军阀统治,南下至中山大学。他们继续发扬“五·四”民俗、歌谣学运动精神,在广州创建中大历史语言研究所民俗学会。这是我国民俗学史上第一个民俗学会(以前北大只成立过民俗调查会)。民俗学会拓宽研究领域,除民歌外,还研究传说、故事、谚语、神话,并注意到民间文学不同体裁之间系统化、多种方法的介绍、运用。民俗学会还开办了民俗传习班,举办民俗物品陈列,展示从民间搜集来的乐器,唱本和神码、冥器等。学会还办有会刊《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使中山大学成为继北大之后的全国民俗学活动中心。
    先生参与了学会的创建工作。作为年轻人,他热心地承担了学会的许多事务性工作,他参予编辑的《民间文艺》及《民俗》周刊,常常是一个人组稿、编辑、跑印刷所,并继续在其中发表随笔、短论等研究性文章,如《中国古代几个鸟的传说》等。在此期间,先生首次翻译、整理并重印了我国仅存的第一部多民族歌谣集《粤风》(分为《俍僮情歌》及《粤风》二种,《俍僮情歌》作为中大民俗学会丛书之一出版)。先生还与杨成志合译了《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在当时学界颇有影响。
    1928年秋天,先生继顾颉刚先生编撰《吴歌甲集》之后,将苏州人士王翼之编的《吴歌乙集》连载于《民俗》周刊。对里面收集的民歌俚话,校长戴季陶认为是“有伤风化”,作为编辑人的先生被迫离职。经刘大白先生推荐,他转到杭州高级商业学校及浙江大学文理学院任教。面对西湖胜景,富于热情和文采的先生写下了不少品格高雅、笔墨清新的散文佳作。1929、1930年先后出版了《西湖漫拾》、《湖上散记》两部散文集。
    然而先生仍旧没有忘怀于他的民间文学事业。他参加编辑杭州《民国日报》的《民俗周刊》,继续认真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1931年,先生参照《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把中国故事型式整理为52式,发表了《中国民间故事型》一文,引起国内外同行的注意(此文1933年译成日文,发表于东京《民俗学》月刊)。这时,先生已注意从理论上探讨、把握民间文学的特性,接受和运用英国人类学派的理论,写下了比较有份量的论文如《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民间教育季刊》第3卷第l号,1933年1月)、《中国地方传说》(《开展月刊·民俗学专号》第10、11期合刊,1931年7月)等。
 1930年夏,先生与钱南扬、娄子匡、江绍原诸先生在杭州发起成立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学会宗旨是从民族学、文化史、社会学等多角度考察、搜集、研究民俗和民间艺术,掀起了继北大、中大之后的第三次民俗学运动高潮。当时在福建、广东、四川和浙江的宁波、永嘉等地都建立了分会。先生参加编辑《民间月刊》和《艺风月刊·民俗园地》,编辑了《中国民俗学会》丛书12种,以及辑有钱南扬、刘大白、顾颉刚、黄石诸多学者专论的两部论文集《民俗学专号》(1931年夏)和《民俗学集镌》(1932年8月)。这两部论文集被杨堃先生称为“我国民俗学界未有之大著”。 
 
 三、创用“民间文艺学”术语 
 
    为研究国际学界的先进成果,深人推进我国的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运动,1934年4月,先生毅然放下浙江大学的教鞭,东渡口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中文学院研究部专攻民俗学、民间文艺学。导师是日本著名的文化史家和人类学家西村真次教授。
 先生奋发努力,连星期日都把自己关在九层楼上的图书馆里。他潜心钻研欧洲和日本民俗理论和有关方法论的著作;钻研图腾、禁忌、巫术等原始文化,以及其中“万有精灵主义”、“动物崇拜”、“仙女型故事”、“种族起源神话”等专题,并涉足中日民间故事、传记的比较研究领域。1934年写成的《老獭稚型传说的发生地》,首次把中国和朝鲜、越南同类传说进行比较,引起日本民俗学界的关注。50年后,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博士在其《民俗学》中译本序言中还提到:“钟教授在日本民俗学会会刊《民俗学》(1933年)上发表的《中国民谭形式》,使我得以对中国民间故事第一次打开了眼界。”
    先生在日本期间,与鲁迅先生的友人和学生增田涉、鲁迅研究家竹内好先生等相识并建立了友谊。1935年5月,他还应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邀请,为该会做过《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与探求》的讲演,引起日本学者对中国这方面学术研究的注意。
 先生在埋头苦学中,既读涂尔干、居友、哈顿等西方人文科学著作,也读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论述。这时先生对民俗学对象范围有了更广泛的理解,他认识到:“民间文化不仅应该包括故事歌谣、岁时习俗、人生仪礼等内容,而且应该注意到所有产生、流传并作用于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东西,以更开阔的角度对其进行搜集和研究”。
    先生在日本两年多,共写了17篇长短不等的理论文章。特别值得提起的是,1935年底,先生写就了《民间文艺学的建设》一文,刊登在1936年1月国内出版的《艺风》第4卷第1期上。在这篇文章里,先生首次提出了构建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理论体系的一些设想,并创用了“民间文艺学”这个学科术语。
    这时,先生已逐渐摆脱了前期北大那些教授的影响,“一方面吸取人类学派的合理部分,一方面又辅之以社会学派的某些唯物因素”,认识到“国际某些学派注重形式的研究法的缺点”。先生还通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科学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他认为,“民间文艺往往和民众最要紧的物质生活的手段(狩猎、渔捞、耕种等)密切地连结着”并注意到要从实际生活和实践中寻找民间文学的根源。他在出国前撰写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一文,就已表现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自觉倾向。先生还注意到民间文学、民俗学和其他邻近人文科学诸如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宗教学的关系,研究视野进一步开阔。神话、传说、故事、儿歌、叙事诗、史诗、笑话乃至外国民间文学,他皆有所涉猎。
  
 四、不懈的跋涉
 
    1936年夏,先生回到杭州,在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和国立艺术学院任教。他为《民众教育》月刊编辑过一些专号,如《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
    1937年5月5日至9日,先生与同事施世珍在杭州浙江省民教馆办了一个《民间图画展览会》,展出了江浙各地数千幅民间绘画、木刻作品,在当时影响很大。先生自己后来回亿说:“筹办‘民间图画展览会’是我国这方面科学史上的创举,也是我这方面学术思想和实践向前发展的一个小小里程碑。”
    抗日战争爆发后,先生离开杭州,经浙西、南昌、衡阳,于1938年初到达桂林,在内迁的无锡教育学院教书。是年夏季,他应友人尚仲衣博士的邀请,毅然投笔从戎,到广州四战区政治部任上校视察专员,帮助宣传组起草、修改抗敌宣传材料。1940年夏,受战区政治部委托,与作家杨晦、黄药眠等到粤北考察军民抗敌情形和搜集写作材料。这期间,先生写下了《抗日的民间老英雄》、《到温泉去》等报告文学,文笔激越雄健,开拓了个人散文小品的新境界。1988年8月上旬,先生在门头沟区博物馆西峰寺避暑,所作《观革命史陈列室》一诗还提到这段经历:“难忘挟笔从戎意,来采山花奠鬼雄。”
    在战火纷飞中,先生并没有忘记他的民间文学,在1939至1940年间写成的《民间艺术探究的新展开》一文,明确阐述了民间艺术在战争宣传教育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半个世纪后先生说:“抗日战争对于我的学术思想(包括民间文学思想),是一个颇为重大的冲击。它加强了我的社会实践的观念。……社会实践的观念像一道桥梁,使我后来比较容易进一步接受马列主义的学术观点和方法。”
    抗战后期,中山大学由云南澂江搬回粤北石坪,先生回校任中文系教授,开设《民间文学》、《诗歌概论》等课。这时他有机会读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认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思考民间艺术问题。1947年夏,他被中山大学以“思想左倾”为由解聘,化装离广州赴香港,任达德学院文哲系教授,同时兼任中国文学家协会香港分会常委、方言文学研究会会长,主编了《方言文学》文集。期间,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作了《民间讽刺诗》、《从民谣角度看(王贵与李香香)》等论文。
    1949年5月先生应召来到北京,筹备并参加全国文联第一次代表大会,结果被选为文联全国候补委员及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委。当时周总理曾在先生的纪念册上题词:“为建设人民文艺而努力 敬文先生 周思来”予以勖勉。1950年春,先生出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理事长。
    新中国的诞生使先生由衷地感到他本人和学术的春天的来临。先生一边在北大、北师大、辅仁大学等校开设民间文学课,一边任《民间文艺集刊》、《文学遗产》等刊物编委。写下了《口头文学——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等论文、专著。先生注意并重视苏联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在师大专设了苏联口头文学讲座,在刊物上发表介绍文章。他还为《苏联口头文学概论》中译本写了题为《学习苏联先进的口头文学理论》的序言。
    1951年,在先生的主持下,全国高等学府的第一个民间文学教研室成立,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民间文学三大支柱”之一的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先生出任教研室主任,后兼任北师大副教务长、科学研究部主任等职,教书育人,为我国民间文学研究队培养人才。
    1957年“反右”,先生亦遭不白之冤,他的学生甚至也受到株连。先生中断了教学,后期也只能参加《教育文选》、鲁迅著作的注释工作。然而先生依然钟情于他的民间文学,并没有因境遇不好而放弃这门学术的研究。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先生开创了我国民间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写下了《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应用》,以及《看了乐亭皮影戏以后》等文章。
  
 五、新的驿程 
 
    “文化大革命“再次使先生和他所钟爱的民间文学事一起蒙受挫折。1971年,先生还曾去山西临汾干校劳动,放羊、拔草、看果园。然而一旦阴霾散去,大地回春,先生便不顾年逾古稀,又踏上新的驿程。翻开这几年的报刊,不时可捕捉到行政先生的足印,一位高龄老人身影矍铄,行路勿勿……
    1978年5月,在中国文联全委会扩大会议上,先生作了《用百倍的成绩回击“四人帮”对民间文学的野蛮破坏》发言。
 这一年的暑假,教育部在武汉召开文科高等院校会议,把民间文学重新列入高校课程,并决定由先生主编教材。10月,在兰州召开的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审会议上,先生征求对民间文学教材编写工作的意见。
    1979年,先生为解决民间文学教材不足的困难,主动承担了主编《民间文学概论》(高校统编教材)的工作。通过采用民间文学进修班编写教材的办法,一年就完成了任务。这年7月,他还受教育部委托,倡议主持了北师大中文系民间文学暑期讲习班,参加者有高等学校、文学研究所、出版社等30多个单位的教师、民间工作者70余人。先生作了《怎样学习和掌握民间文学》、《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等专题报告。
    1981年5月中旬,先生以中国民研会副主席身份筹备和领导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首届年会。先生主持了开幕和闭幕式,作了《民间文艺学的科学体系及研究方法》的学术报告。他还亲自参加小组座谈,会议闭幕后又在解放军总政招待所三号楼主持召开了从事民间文学教学工作同志的座谈会。这一年,国务院批准中国民间文学专业有权授予博士学位的教授,全国只先生一人。
    1982年春节,先生带领教研室师生前往延庆,参加当地民间花会活动,搜集第一手资料,增强感性认识。11月,先生去宁波参加浙江省民间文艺年会并为大会留言:“我们要为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工作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园丁,历史是不会忘记我们的劳动的。”先生是23日坐火车到达杭州的,次日又赶到宁波,25日参加开幕式。他说:“人生百岁,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做点事情啊!”先生在年会上作报告、讲话、召集座谈会,就搜集整理民间文学、正确理解神话与迷信等学术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
    这一年,先生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1983年初,先生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作《关于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的报告,提出我国应该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系统的民间文艺学”,进一步明确了民间文学工作的方向。
    早在1979年,先生就联抉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罗致平等七教授发表《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1983年5月,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全国性的民俗学学术机构——中国民俗学会在京成立,先生代表筹委会致了开幕词,并被推选为学会理事长。先生对学会的成立实感欣慰,他认为这是自己晚年足以自慰的一件大事。此后,民俗学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蓬勃热潮。
    1984年11月,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先生被推选为主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就职并话:“祝愿大家团结起来,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我们民间文学事业的现代化——而奋斗!”
    80年代中期,先生完成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新文艺大系》的“民间文学卷”的编辑工作,领导着编著《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的工作。
    难能可贵的是,先生不吃老本,不断地总结、完善着自己的学术思想。粉碎“四人帮”以后,先生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其中《为孟姜女冤案平反》(1978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歌谣学运动》(1979年)、《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民俗学的历史、问题和今后的工作》(1983年)、《大力保护民间文化》(1986年)、《洪水后兄妹婚再殖人类神话》(1990年)、《中日剧司故事比较泛语》(1991年)等文章都具有相当学术价值。
    这一时期,先生还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干流问题。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由三部分构成,上层社会文化是封建地主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文化,中层文化主要是市民文化,下层文化主要是广大农民群众所创造和传承的文化,他们都发生于原始文化,在后来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既互相排斥也互相渗透。这一理论的提出,比一般国际学界仅限于上下两层文化的研究更符合中国国情,因此它也可以说是先生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化学的一大新贡献。
    直到今天,先生仍在总结学科理论,用他那充满激情和文采的笔触,对参与过的中国现代史上民间文学、民俗学活动,一一进行回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构想。特别是在进一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探索新民问文艺学的特殊规律上,他提出:“一、民间文学(主要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口头创作)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书面文学,对于它的理论研究,也应该是一种特殊的文艺学——民间文艺学;二、民间文艺学是包括文学、历史、方法论、资料学诸多文学所结成的系统科学;三、民间文学是民众创作的一种特殊文艺,不仅要从文学角度,更要从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社会学、考古学、原始文化以及民族心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角度来研究,才能揭示它的丰富内涵,充分认识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先生积肋余载研究之大成,为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艺大厦奠定的基石。
    中国大地广袤丰腴的民间文学艺术土壤养育了先生,先生又把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事带到了一个时代的高峰,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六、“中国民间文学之父”  
 
   先生在民间文学园地里兢兢业业、孜孜以求近70年,共撰写、编译民间文学著作二三十种,论文数十篇,他是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当之无愧的拓荒者和莫基人之一。
    1983年4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北京八大处别墅为先生八十寿辰和从事民间文学工作六十年举行了座谈会。担任中国民研会第三届主席的周扬同志发表了《继续发展民间文学事业》的讲话,指出,像钟敬文先生这样搞民间文学的,在中国是“稀有金属”。……钟先生是毕生坚持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像他这样的人,中国能有几个?在这一点上,我们确实应该向钟老学习。林默涵同志也在发言中指出:“钟敬文同志始终是跟着鲁迅,跟着时代前进,始终站在人民这一边,几十年如一日,没有动摇,没有变化,这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美国学者洪长泰在《到民间去》(1987年)一文中指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上,民间文学基本都是进行描述性的研究,唯有钟敬文是进行分析性的研究,他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善于进行理论构架的人。”他还指出:“钟敬文的儿歌理论恢复了儿歌的本来面目,使儿歌获得了独立的意义。这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是第一次。”“他作为现代中国民间文学史上‘下层文化’科学理论的奠基者,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的马昌仪同志在钟老从事民间文学六十年座谈会上发言指出:“钟先生是中国民间文学这门学科的同龄人,从钟先生所走过的道路,我们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艰苦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风貌。”
  先生的名字被收入国内外各种名人学术辞典,主要有:《中国文学家辞典>(北京语言学院编,1978年)、《德国民间故事百科全书》(沃尔弗拉姆·爱柏哈德执笔,1979年)、日本《文化人类学事典》(石川荣吉等编辑,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1986年)等。先生被国外学界友人赞誉为“中国民间文学之父”。  
 
 七、一代宗师桃李满天下   
 
    先生多年从事教师工作,毕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先生从中山大学时期就开始讲授民间文学课。1947年先生在香港达德学院开设民间文学课,他把各地民谣、故事与现实相联系,讲给学生听,非常生动,很受学生的欢迎,旁听的人很多,教室门口都坐满了人。生动活泼、妙趣横生的演讲使听课的学生几十年后忆起仍津津乐道。
    新中国成立至50年代中后期,先生和他的学术事业都沐浴着和煦的春光。自1951年北师大民间文学教研室成立起,先生培养了一批批今天已成为我国民间文学事业骨干力量的弟子,如北师大许钰、张紫晨教授,河南大学张振犁教授,北京立新学校特级教师连树声,北大中文系屈育德教授等等。
  1978年以后,先生为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民间文学事业,南征北旅,讲学、作专题报告,为培养新一代研究、教育人才不遗余力。
    1979年7月,先生除倡议并主持北师大中文系暑期民间文学讲习班外,还主持民间文学进修班的18位同志编写了20余万字的高校统编教材《民间文学概论》,编印了60万字的《民间文学作品选》,并招收了6名民间文学硕士研究生。
    1980年8月,先生前往昆明为云南大学中文系民族文学师训班讲课,他所作的《马克思神话见解管窥》、《建立具有中国特点的民间文艺学》等专题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1983年5月,先生筹备主办了首届全国民俗学、民族民间文学讲习班。7月,讲习班在中央民族学院隆重揭幕,有来自29个省、市、自治区30多个民族的180多名学员参加。先生亲自过问课程设置、聘请教师、学员生活,多次讲课。为中国民俗学会的成立,先生将自己所撰写的两首绝句:“神禹导洪流,愚公移王屋。有志事竞成,初基灿在目。”“开基诚不易,成业更艰难。持此必胜心,战彼万涛澜!”特意请启功先生书写下来,分赠讲习班学员。
    先生久已有著作《女娲传:从这个神话考察我国的原始社会史》的打算,并搜集了不少材料,但他考虑到自己眼前的任务,“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写出有价值的专著。自己的东西是否写成,并不是很重要的”。1984年3月20日,先生在北京市政协六届二次大会上发言,题目是《我愿做培花的泥土》。这几年,先生常说:“一粒麦种如不播种到土里去,将永远是一粒。如播下到土里,那就会生出无数的麦穗。我的时间不多了,与其自己写一部著作,不如培养出许多学生,让他们去写出许多好的专著来!”
  先生对学生既谆谆教导又严格要求。他要求研究生在假期继续留校学习。学生写论文,他要他们写两三稿。先生往往从自己的工资里掏钱买书送学生。他风趣地说,老师送的书,学生总不好意思不看吧?
    先生带的众多留学生、进修生里,有来自日本的青年。先生一直怀念自己留日时的导师。他说,我年轻时日本老师教给我的,我现在要把它还给日本年轻一代。
    先生在粉碎“四人帮”后共招收了12名研究生。1986年,他还招收了我国第一位民间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现在正在各条文化战线上发挥着作用。
   
 八、拳拳之心  
 
    先生受人尊敬爱戴,还因为他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一生无党无派,但始终追随时代进步潮流,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导致了他与革命先驱和同时代进步人士的友谊,也成为他长期坚持人民文艺工作的动力。
    党的早期活动家彭湃烈士是海丰人,和先生是同乡并先后同学。20年代初期,先生结识了正在故乡从事农民运动的彭湃同志,并多次去他家作客,促膝谈心。后来他们又在广州相遇过。彭湃同志关切地询问了他的民间文学研究情况,并鼓励他说:“每个人应该忠实地去走他自己所挑选的道路。……但是,我们当前的时代是怎样急需着投身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啊!”多年以后,先生在香港达德学院教书时,曾写下一篇充满感情的文章《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回忆彭湃同志》,表达了他对这位青年时代朋友的崇敬和怀念。直到今天,先生在缅怀先烈时还说:“彭家是海丰最大的地主,出了彭湃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真不简单啊!彭湃的战友林海秋、林道文也很英勇,都牺牲了!……彭湃烈士很有才华,他也很尊重别人的选择,但每个人应该正确掌握自己的人生道路。我写那篇文章是有自我批评意思的。”
    1927年1月,鲁迅先生南下广州讲学,先生出于对鲁迅先生的景仰,特别约了两位朋友去中山大学看望鲁迅先生。见面后,他们聊到当时厦门大学学潮和《现代评论》杂志。先生于当天晚上就写了一篇短文《记找鲁迅先生》,生动地记述对鲁迅先生的深刻感想:“我觉得他之所以值得我们特别佩服,比起他在文艺上的成绩来,尤其在于他那激进的思想和不屈的态度上。”当时,鲁迅先生的著译作很受进步青年的喜爱,先生和南大同学韦懿、杨成志想在广州建立“北新分局”,着重发行鲁迅先生著译作和北新书局的进步文化书刊,并写信给北新书局老板和鲁迅先生商量此事。鲁迅曾给他们回过一封信。鲁迅先生去世时,先生在悲悼心情中赋诗云:“文章如鼎图群魅,世路于公直战场。南北青年瞻马首,何曾荷朝肯彷惶?”表达了深深的景仰之情。
    先生在20年代末结识夏衍同志。抗战爆发后,先生经浙西、南昌、衡阳,于1938年到达桂林,在南迁的无锡教育学院教书。不久即赴广州四战区政治部工作,曾一再为夏衍同志主持的《救亡日报》撰稿。1938年10月,日军即将攻陷广州,先生与政治部同事乘坐最后一班火车离开广州。夏衍同志和林林等同志赶到火车站为他们送行。1979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先生请夏衍同志题词,夏公题曰:“三八年泛舟荔湾,饮茶粤海,同游者曾以‘上、中、下、左、右’相笑谑,盖指尚仲衣、钟敬文、夏衍、左恭、郁风也。匆匆四十年,钟老饱经风霜,豪情胜昔。昨日以此册见示,嘱书数字留念,可见童心尚在。愿节劳珍摄,目睹文艺复兴之盛。夏衍,己未、岁末。”先生亦赋诗一首:“海寇纵横国土沦,中流击揖共图存,劫余战友无多在,你我犹怀烈士心。”先生对夏公是怀有特殊尊敬的。打倒“四人帮”以后,先生去看的第一个人就是夏公。先生对笔者说:“夏衍同志是老共产党人。解放前他在蒋管区,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团结争取了一大批文艺界人士。四条汉子的‘罪名’几乎连累了他的后半生,但他还是敬仰鲁迅。为了党和人民的需要可以牺牲个人的一切,这一点我赶不上他。他虽然只大我两三岁,但我很敬重他,把他当先生看待。”
    这几年,先生不止一次地谈到,我每次走过天安门前,心中就很沉重,纪念碑下有着千百万死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英雄。他们大多是无名的,但是共和国的成立,却有他们一份功劳。比起那些无名的英雄来,我们实在惭愧得很!我抱着“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的精神,要把所散射的微光融入时代英雄们的强光里去。
    先生的散文作品里有一部分是怀念革命友人的,他在其中深刻地剖析自己,和他们心心相印。他写过缅怀冼星海、朱自清、郁达夫的的回忆文章,和柳亚子、聂绀弩、黄药眠唱和过诗。
    先生在几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至今没有人听过他牢骚抱怨,他了解自己,更了解历史的严峻,他因此始终保持着率真豁达的天性。他曾感慨地这样说过:“吴世昌先生在英国剑桥教书时生活、治学条件都很优越,回国不久就遇上‘文革’,女儿不幸神经失常。可吴先生说,爱国总得有牺牲,奉献要有代价,爱国是无条件的,没有这样的思想境界,对祖国掂斤论两,那就是庸人自扰。我和吴先生是好朋友,在这一点上我是非常敬佩他,和他共鸣的。”先生还说:“我们的时代和社会,的确是扶掖人前进的。”可以看出他宽阔的襟怀和高耸的姿态。 
  
 九、诗人情怀  
 
    先生在漫长的教书、治学生涯中,仍不忘怀散文、诗歌写作,称之为自己的一项“副业”。
    先生的散文一如先生的气质、性情,自然平易、恬淡似水。对于先生的早期创作,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1935年版)中评价道:“钟敬文出身于广东的岭南大学,本为文风极盛的海丰县人,所以散文清朗绝俗,可以继周作人、冰心的后武。可惜近来改变方针,去日本研究民族传说等专门学问去了。我希望他以后仍能够恢复旧业,多做些像《荔枝小品》、《西湖漫拾》里所曾露过头角的小品文。”阿英编选《现代十六家小品》也把先生列为一家。
    先生的诗歌与他的散文风格迥异,多为豪放、刚健之作。黄秋耘同志在评价先生早年诗作《壮图一绝》“宝刀如雪心如火,肯为艰难罢壮图”之句时,曾推论先生“很可能有过一段可歌可泣的战斗经历”。先生以为诗是历朝历代文人的精神菁华,诗言志。他在困苦时调整自己的方法之一就是读诗和作诗。在古诗中,他对苏轼诗有着超出一般的喜爱。认为东坡虽一生不得意,但诗作却多为豪放。
    先生近年的诗稿有《天风海涛室诗词钞》(1982年)和《天风海涛室诗词近稿》(1988年)等。从这些诗作里,可以窥见先生的经历和思想、情趣。  
 
 作者后记:  
 
   本文在酝酿和撰写过程中,先后得到金开诚(全国政协常委、北大中文系教授)、许征、连树声诸先生和钟老亲属钟少华、钟宜同志的热情指教和帮助。钟老的助手董晓萍老师对本文作了重要修改和补充。海淀区政协主席张宝章同志亦给予具体指教帮助。特别是,89岁高龄的钟老亲自审阅全文,予以作者诸多教诲和关怀,令作者感怀难忘。在此,谨向钟老和诸位前辈、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
  1992年3月20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联合举办“钟敬文从事民间文艺事业七十年”学术座谈会。笔者有幸随同张宝章同志应邀出席致贺,目睹盛况,遂赘述于后。
  会场设在中国文联礼堂二楼会议室,四周墙壁上贴满了各省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发来的贺信贺电、各种学术团体、协会和文艺界名流赠送的条幅、寿幛,如:  
  “名高北斗寿比南山”  
  “贺钟敬文先生九十大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敬祝                           陶阳书”  
  “筹添鹤算济民艺德为世重年近百龄犹赤子  
   杖国鸿扶掖后学寿以人尊天留期颐看桃林  
                        中国民俗学会敬贺   
                        壬申年三月甘日”  
  “生命是永不止息的 冰心”  
  “敬业守璞一身综括歌谣史 文思蕴玉百鹤称觞祝退龄  
   恭祝敬文同志九旬寿庆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端木蕻良撰  
                        尹瘦石书一九九二年三月”  
  “恭贺钟老九十华诞暨学海七十年  
  三千弟子仰斯尊毕恭华敬忻然共心礼赞人人竞诩后晚  
  七十春秋迎此日民俗民文垦罢齐首华章历历长开先河  
  中国谚语集成 马学良 陶立璠 李耀宗敬贺”  
  “风檐展君书 古道照后人  
  祝贺钟敬文先生从事民间文学七十周年  
  蓝鸿、恩农、冠品暨广西民协全体工作人员同贺一九九二年三月五日于南宁”  
  “民俗泰斗敬文大师九十寿辰志庆后学来者孙大光恭祝”  
  “恭祝静闻先生九秩寿庆 尹瘦石 一九九二年三月”  
 
    中宣部、中国文联、北京师范大学等均派代表出席座谈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也到会采访。文化、学术界知名人士林林、梁光弟、刘玉山、罗扬、杨国昌、刘魁力、王平凡等在会上纷纷发言盛赞钟老70年来为中国民间文艺学建设和发展孜孜不倦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国民协副主席杨志杰赞扬钟老是近代文学史上唯一抛弃了个人的作家兴趣与前程,彻底转向民间文化研究的人,是中国现代第一位真心实意为中国国风毕生歌吟的知识分子。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说:“钟老对后学是非常的关心和爱护,无论是做人还是做学问都是我学习的榜样。”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兼秘书长孟伟哉指出:“钟老德高、艺高、寿高,他坚持发掘、弘扬民间文化超越半个世纪,走出了一条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科学道路。”正在参加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的书法家尹瘦石先生也特地赶来会场表达对钟老的敬仰,大家由衷感佩先生高尚的思想境界、勤奋的治学精神和朴实的作风人品。
    钟老在答辞中说,在过去几十年的绵长岁月里,我在不大顺利的条件下对民俗学、民间文艺学这样比较偏僻的学科做了一些工作。回顾过去,我稍感自慰的是年轻时选择这个道路是对的,当年我读到毛主席的《讲话》,象在黑暗的房子里看到阳光一样,虽然一向寂寞,还是走过来了。我们现在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间文化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在座的都有责任有义务参与新文化的创造,把生命贡献给这个庄严的事业。有生之年我要更加努力,来回答大家的期望。
   座谈会在祥和、热烈和欢快的气氛中进行,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老敬献了工艺品寿星,李乾元同志扮成寿星代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向钟老敬献寿桃,大家衷心祝愿钟敬文先生更加健康长寿,对民间文艺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撰写于1991年,载《海淀文史选编》第5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第4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纵横》月刊1997年第9期,《海淀名家》一书)。

作者: 
陈芳
来源: 
江山多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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