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撰地方民俗志的意义

    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从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后改为歌谣研究会)活动开始,到现在已经将近八十年了。但是,从1918年到1976年(“四人帮”倒台的时候),一路上起起伏伏,尽管整个学术活动没有完全中止过,成绩是有的,却不能说是太理想——或者应该说距离我们的理想颇遥远。十多年来,由于领导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明智号召,由于学科本身的生命力和发展要求,更由于学者们的学术意识自觉和认真努力,这时期民俗学跟其他社会科学、文化科学一样,呈现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繁荣景象。
    1976年以后,我们民俗学的各方面(机构、队伍、搜集、研究、出版、及其他活动),有着不同程度的发展,而且步子相当迅速。从学术的机构方面说,全国32个省市(包括自治区),不但都恢复了固有的民间文艺研究会(现在改称“民间文艺家协会”),而且2/3以上的地区先后建立了民俗学会——中央一级的“中国民俗学会”是在1983年成立的。许多文科院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院校,都开设了民间文学或兼及民俗学等功课,设有教研室或教研组,有的并设立了师生共同活动的民俗学社。有些院校兼设有本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北京师大并设有博士学位授予点,现在国内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已有数千人,得到硕士和博士学位的也有数十人。专业活动和培养机构有很大的发展,队伍也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为壮大了。
    著述方面的进步,更体现了这时期民俗学的景象的繁荣。这方面的著述,在质或量上都显示了它脚步的前进。理论反面,除了个别课题的专著之外,并出现了许多系列性的著作。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同一主题(例如关于傩戏、萨满教等)的理论著作陆续出现了。总之,在理论著作上,更扩展、更集中、也更深化了。民俗资料记录(民俗志)的编著、出版,数量更大,规模更大,成就也更显著。不仅有许多地,县级的民俗志送上书店,省、市级的大部头的民俗志也相继出版了(例如河南、山东、广西等省志的“民俗卷”)。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记录中,有文化部牵头主办的全国民族民间文艺志书、集成,近日已经出版了一百多卷(全书约三百多卷),成为我国这方面的民族民间文化的巨大长廊,使国内外学者对之不禁瞪目动心,叹羡不已。
    此外,像这方面学术专题的研讨会、国内外学者意见交流会的经常出现,外国专业名著(如《金枝》、《原始文化》、《原始思维》……)的不断译成中文,等等的可喜现象,就不遑一一举述了。总之,我们这十多年间、民俗学事业大有一种突飞猛进的趋势。它已经成为我们学届的一种 “显学”,或者用现在的时髦话说,成为一种“热门学科”了。
    如上所述,形势的失却非常喜人的。但是,我们冷静地进一步加以审查,就不免有些歉然,我们这门新学问,尽管已经历了数十年的历史,近年在它的个方面又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平心地说,它到底还是一种未成熟的学问。它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大力耕耘。这种学问,在整个结构上大致有三个主要方面:1.理论研究(包括方法的研究);2.民俗现象的记录,即民俗志;3.民俗发生、发展史及思想史(民俗科学史)。成熟的民俗学,必须在这三方面都有比较圆满的成果。现在,我们只就民俗志方面的情形来说吧(民俗现象的记录,是民俗学的一种基本作业,,而中国这方面的“矿产”又是惊人地丰富),六十年前那位曾在中国工作过的美国学者詹姆森,他那句带有感叹意味的话:“中国是民俗学者的乐园”。就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实际情形来看,它不但不算夸张,而显然有些不足之感。十多年来,我们对各地民俗资料的记录和出版,的确尽了巨大的力量,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是,如果把已经取得的成就,去跟客观铺天盖地、无处不存在的民俗现象相比,就会感到彼此差距之大。这种差距,即使不是鸿毛与泰山之比,至少也是侏儒和巨人之比。别的话,我不想多说,只试举一点阅读的经验,来证明我们现在的民俗志工作成就距离应该达到的程度的遥远。近来常有一些认识或不认识的朋友,给我寄来一些地方民俗志的书,我翻读一下,总觉得书中有些资料是自己所不知道的(我自从跟这种学问打交道已经七十多年了,自己又是一个重视资料的实证论者),而有些却是在学术史上至关重要的:它们有的在二三千年前就已出现于我国文献上,有的更具有世界民俗学史的比较价值。我往往为之赞叹,也痛感到我们民俗志工作的薄弱。
    我们正在打算加强我们的民俗志工作,并且在草创“民俗志与民俗志学”这种新分支学科的时候,有机会读到朱元桂同志主编的这部《绍兴百俗图赞》,我一时心上的快慰,真是不容易用语言表达的。
    绍兴,是幅员辽阔的祖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它地方并不怎样广大,也并不是商业或政治的要区。但它牵系着许多知识分子的心,自然同时也牵系着我的心。这大概是因为它具有一种历史和文化的意义吧,春秋时它是越国的所在地,所谓报仇雪耻之乡。汉以来,它产生了(或在此寓居过)许多名贤。随便举几个名字,如王羲之、谢安、贺知章、陆游,以及徐文长、张岱等,都是大家所熟知和敬慕的先贤;在现代,名豪杰士就更多了。一些新文学届的先辈(如鲁讯、周作人等)的学艺业绩,是哺育了当时我们年轻一代的食粮。就我个人说,又曾在杭州住过几年,得以跟一些绍兴籍的文友(例如许钦文、孙福熙、陶元庆诸君)交往,不但在学艺上得到益处,在为人处世上也很受他们的熏陶、感染。在过去数十年中,我曾前后两次到过绍兴,在游览大禹庙、快阁、东湖、兰亭、古轩亭口和鲁讯故居等名胜古迹时,自然的美和人文之美是交织于心灵深处的。
    在杭寓居的几年中,正是我民俗学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建立中国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刊物和丛书,广泛搜集学术资料及潜心进行研究,这些活动,都是和浙江籍、特别是绍兴籍的学术前辈和朋友密切相关的。刘大白先生不仅是优秀的诗人、文学史家,他也是民间文学、民俗学事业热心的支持者和实践者(三十年代,我所编辑《故事的坛子》,就是他老先生记录的成果),浙江第一个民俗刊物(《民俗周刊》民国日报副刊),是以他的名义从报社领受而交给我和钱南扬先生负责编辑的。中国民俗学会的建立和《民国月刊》的刊行都是和绍兴籍的同行(娄子匡、陶茂康)合作进行的。这些事情,现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没有历史,就没有现在。眼看到我们今天民俗学事业的繁荣,眼看到朱同志所主编的这部民俗志的成果书,我怎能不深切地回忆起那些绍兴籍的先辈和同行呢?
    《绍兴百俗图赞》,是绍兴市文联为传播乡土知识、发扬民族文化而编篡的《绍兴百字图赞丛书》的一种。它的主编是绍兴市文联主席。他先制出蓝图,约请有关专家学者执笔,而后汇集成书。书中正文一百篇,附录三篇,内容遍及“岁时节令、衣食住行、婚育丧葬、交际礼仪、生产经贸、文体技艺、社会组织、信仰祭祀,兆卜禁忌”九个方面(见该书《编写过程的几点说明》)。全书为随笔体,各篇相对独立,彼此没有什么明显关系。文字一般为叙述体,必要的地方稍作考据。全书文字清晰、简要,可读性较强。并附有许多线条简朴的插图,更有利于广大读者的鉴赏。我仿佛读后,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现在简述两点如下:
    一  资料搜罗丰富
     本书像写作说明上所说,涉及民俗事象有九个方面,对于这些方面,大都提出了一些事项加以叙述。自然,在个别方面叙述的事项中,并不都是重要的(例如关于社会组织的叙述,家庭、宗教及村落形态等相当重要的事项却没有涉及)。当然还有那些没触及的民俗方面。可是,作为一部地方民俗志,像这样方面周全,叙述又比较得当的并不容易见到。我批阅着它,颇有点像前人所说,行在山阴道中,千岩万壑,应接不暇的感觉。
    二  提供了一些极具学术价值的资料
     本书所记述的民俗资料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颇不少。例如第四则《正月初一敬女日》,它告诉我们,在嵊州民间流行的那种很值得寻味的古俗。大家知道,在过去人们受封建伦理束缚的许多地方民俗中,年初一这天大都是禁止妇女到人家拜年或串门的。但嵊州人却不然,这一天,他们的妇女却被称为“玉女”,不但可与“金童”(男人)同出去拜年,并且还备受欢迎。她们也可以单独去做这种活动,并得到与上同样的待遇。“尤其是伶俐的女孩,漂亮的姑娘,生育旺盛的妇女和福寿双全的老太太,则被认为是利市的吉星。”人们往往事前就约她们到时(初一)去做客,以求吉利。这种习俗,决不时偶然出现的,它一定有它产生的社会 背景。依我们看来,它很可能是当地原始时期女系制度所产生和遗存的一种古俗。把它去与本书中所记同地区(嵊州)流行的“麻鸟饭”仪式中女性(头脑婆)主祭的习俗联系起来看,性质就相当明显了。此外,书中如关于那些民间工艺、民俗文学艺术活动的记载,大都是民族文化的可贵资料。至于像《吃讲茶》中所记,那种民间自动调节民事纠纷事件办法的美俗,就不仅是民族社会文化史的宝贵资料,而且是在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中特别值得提倡的良好风尚了。
    除上述两点外,本书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就不细说了。
    完美无缺的事物,大都是只存在于人们的理想之中。大多数优秀的著述,都不免同时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或不足之处。这本民俗志,如果我们对它严格检查起来,当然也可以找出一些缺点。这里试举一例,那就是关于民俗起源的解释。书中有些地方对民俗的起源作了解释。这种解释资料,大都是有两个来源,一是从古书上授引来的,另一是采自现在民间流行的传说。前者之中,有的是学者们的推测,有的也是当时民间有关传说的记录,不管是前者或后者,大都是距离民俗产生较远的后代的人们凭籍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去推测的结果;而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社会背景已经跟产生它(民俗)时的情绪有了很大的差异,他们的心里状态也不一样。因此,他们一般不可能理解那些风俗产生的实际情况和真正意义。严格地说起来,他们的推测和臆断,并没有多少科学价值。要真正解决民俗的起源,只有凭籍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史等现代科学知识,对它加以分析判断,才有较大可能性。但由于我们民俗学等学科还不够发达,因此,民俗学上的那些问题,没有做出比较正确的答案并给以传播;而一般学者就只好满足于古书记载和民间口头传说的解释了。这是近年所刊行的这方面著述的共同现状,并不仅是本书所独有的缺点。这种现象的存在,使我们深深感到民俗学者任务的沉重。本书虽然也有这类缺点,但从全书的成就说,它不过是“白壁微暇”罢了,何况这种缺点,又是当前这类著作的共有现象呢?
    在当前全国学届正在共同致力于地方民俗志编著的时候,当有些专业学者正在搜集资料,企图建立民俗志学科的时候,同时又是全国读书届正在盼望读到较好的民俗志这类出版物的时候,这部具有自己一定特点和优点的绍兴民俗志的出现,无疑是适时的,是值得大家鼓掌欢迎的。而这部书也将以自己的实际成就,去鼓舞民俗学者的工作,去唤起和满足广大读者的兴趣。作为一个老民俗学者的我,对此深感欣慰,那更是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1997年7月23日序于京郊八大处。时年九五
作者: 
钟敬文
来源: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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