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弼士:百年张裕酒飘香

    “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这是清末商界的流行语。
 
   张弼士是“客家八贤”之一,也是潮州商帮著名领袖。就财力而言,张弼士资产达8000万两白银,而当时的大清国库年收入也只有7000万两,其可谓“富可敌国”。张弼士不仅留给后人天文数字般的财产,更以张裕葡萄酒而传世,留下一个令人敬仰的百年老店。
 
   ■ 发迹
 
   1858年盛夏,张弼士踏上了下南洋的大眼船。
 
   到了印尼巴城(现雅加达),虽然浓郁的异国风情让这些初来乍到的唐山人感到新奇,但举目无亲,工作无着落,让这个17岁的年轻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经过几天的失望徘徊后,小张重新振作起来。
 
   在巴城,经过老乡们的辗转介绍,张弼士当过米店杂工,做过矿工,最后到一家姓温的福建华侨开设的纸行当帮工。
 
   在温氏纸行,一开始,张弼士纯粹打杂,裁捆包箱,搬运送货,打扫卫生,样样都干。尤其是其干净利索的包装功夫,让温老板倍感惊讶,加之张弼士“不贪意外之财”的善行,温老板便提升他为买手。
 
   曾有三年私塾弟子的张弼士,记账收款不在话下。加之小伙子学语言的天分很高,除了南洋通行的各种华族方言外,他还能讲英语、荷兰语与马来语,这为其成为一名称职的推销员奠定了基础。
 
   这样的好青年,当然是众多女孩的心仪对象。就在张弼士成天在温家店里店外的忙碌时,有一双美丽的眼睛经常在窗帘后面偷偷打量他——她,就是温老板的独生女儿。
 
   没过两年,温老板去世了,温氏纸行也就姓了张。张弼士当家后,没有沉湎于眼前的小康生活,他决定以现有财产为基础,相机进行扩张。
 
   经过一番考察,头脑灵活的小张发现,当时巴城外国人逐渐增多,经常出入夜总会的他们,非常需要高档洋酒,而这在当地几乎没有——天赐良机,小张果断地调拨部分资金,开设了一家专营各国酒类的商行。
 
   商行开业后,大鼻子们看到张弼士经营的真是从欧洲进口的原装葡萄酒,且价钱适中,便纷纷前来购买,生意由是很快火起来。
 
   此时的小张,已经成长为一个成熟的商人。多年的闯荡,让本就聪慧机敏的他磨练出一双洞察世事人情的利目,遇事能屈能伸,能发能收,善于权变;而长期淳朴的家教,让他能对人仁义宽容,深知“来者都是客”的经营要诀。精干与宽容在他身上如水乳相融,使得他走到哪里都挺得人缘,为未来发展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有一段时间,一位名叫亨利的荷兰籍青年军官经常来张氏酒吧喝闷酒,有时不付酒钱,甚至无理取闹。店伙都觉得这小子是个无赖,但张弼士不这样看。他告诉手下伙计:“这位军官看上去气质不凡,时常买醉闹事可能是因为有什么难言的苦衷,大家以后对他不要冷眼相看,也不要向他要酒钱,相反,还要以礼待客。”店伙依言行事,让这位年轻军官甚为诧异,便探问究竟。店伙如实说明,让这位年轻军官感叹不已,含笑而去。
 
   命运真是神奇,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一度酒吧买醉的荷兰青年,若干年后会重返巴城,并成为当地的最高长官。
 
   亨利当然没有忘记那个曾经无私帮助过自己的年轻的中国商人,上任伊始,就故地重游,亲自登门拜访张弼士,以示感谢。
 
   多年前结下的善缘,终于开花结果。在进行巴城酒税和典当捐务承办权的投标竞争时,熟悉进出口和税收业务的张弼士,在亨利的帮助下轻而易举地中标。同时,张弼士还承办新加坡的典当业务。这几样生意,成本低、利润厚,让小张老板的资本迅速增值,不久就变成巴达维亚的大富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张弼士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前来南洋淘金的众位乡亲。许多潮州人,借助于张弼士的帮助,在南洋各地办起典当行,很快形成业内垄断,并进而发展成雄霸一方的潮州帮,直到21世纪的今天,依然对当地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从卖身的猪仔到南洋首富,张弼士用了不过短短30年。这其中的因素很多,除去个人的勤奋与因缘际遇外,经营上最值得借鉴的经验有这么几条:一是主攻垄断行业,获取垄断利润;二是捕捉市场空白,占领行业先机;三是效仿狼群战术,依托商帮投资。
 
   ■ 上书
 
   1893年春,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奉命考察欧美富国之道,途经新加坡。
 
   那时,张弼士已经在南洋营建了他的庞大的企业帝国,清朝政府也多次跟他接洽,有意要他为祖国作贡献。龚照瑗到达新加坡后,张弼士给予热情接待。
 
   在接风宴会上,龚照瑗询问张弼士的发财之道。张弼士不假思索地回答:“吾于荷属,则法李克,务尽地利;吾于英属,则法白圭,乐观事变。故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征贵贩贱,操奇致赢,力行则勤,择人任时,能发能收。亦如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若智不足以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终不足以学斯术。吾服膺斯言,本此为务,遂至饶裕,非有异术新法也。”
 
   龚照瑗听完这番理论,啧啧称赞。他拉着张弼士的手,诚挚地说:“君并非商界中人,而是天下奇才,现中国贫弱,归救祖国如何?”
 
   张弼士早存“实业兴邦”的宿愿,当即欣喜答道:“怀此志向已很久了,愿君指点!”
 
   见张老板欣然同意,龚照瑗一点不敢也不懈怠,马上致函李鸿章,推荐张弼士为槟榔域首任领事,获准。不久,清政府又升任他为新加坡总领事。从此。他开始奔走于中国与南洋之间。
 
   自1893年应诏归国后,张弼士先后受到光绪帝的召见。趁此机会,他多次上书朝廷,建议振兴商务。归纳起来,张的建议主要包括三个核心思想:一是设商部,二是开特区,三是引外资。
 
   1903年,在奏札中,他向光绪皇帝直言:“现时库款支绌,财力困微,其能筹集巨资,承办一切者,惟仰赖于商;农、工、路、矿诸政必须归并商部一部,否则事权不一,亦非商战之利。”
 
   清廷君臣认为张弼士的建议有道理,于是光绪皇帝于当年9月下诏成立商部,钦命载振为商部尚书,钦命张弼士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这个事件影响颇大,创刊于1904年的《东方杂志》评论说:“实业之有政策,以设商部始。”
 
   1904年10月,张弼士获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他又上陈奏札,提出发展商务的12条建议。在奏折中,他建议动员海外侨民回乡投资:“动之以祖宗庐墓之思,韵之以衣锦还乡之乐。”在策略上,他提出:“凑集华资,认真提倡,选择要地,筑路一段,开矿一区”。就是以华资用在最迫切的筑路、开矿上,以此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要想富,先修路。这样的见识,在张弼士的商业实践中,其实算是常识。最能开人眼界的,还是他建议在闽粤两地开设特区的建议。
 
   张弼士在奏折中说,中国经济的发展,要有所侧重,首先要以沿海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外埠华商,籍隶闽、粤者,十人而九,其拥厚资善经营者,指不胜屈”,所以“振兴商务,尤非自闽广等省入手不可”。
 
   光绪皇帝当时正急于改革,他认为,海外华商能在短时间内发达起来,除了聪明才智之外,主要是他们的理念正确。因此,朝廷很快采纳了张弼士的建议,先后颁发《奖励华商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以种种优惠政策吸引海外华商投资。
 
   为借重张弼士的海外影响力,清廷还任命他为商部考察外埠商务大臣兼槟榔屿管学大臣。据当时记载,返回南洋后的张弼士,每到一处,“悬灯结彩,高挂龙旗,行者塞途,马车轰轰。观者如堵,极一时之盛。”
 
   ■ 扬名
 
   创办张裕,是张弼士一生最大的成就,也是他回国投资创办的企业中最成功的一家。
 
   1892年春,张裕酒厂在烟台海边正式开工了。
 
   意外的是,烟台当地的野生葡萄根本无法酿造出上等的葡萄美酒。在分析各国优质的葡萄产区后,张弼士做出了一个横跨欧亚两洲,引进欧洲当地优质葡萄苗的大胆决定。如果说,张骞在历史上第一次从西域引进了食用葡萄,那么在两千年之后,,张弼士就是第二次大规模地引进了能酿造红酒的葡萄, 而这一次却是通过波涛汹涌的海上丝绸之路。
 
   "七分葡萄,三分酿造"。张裕公司创办初期,张弼士酿酒师的引进非常严格,曾经“三聘酒师”。张弼士未雨绸缪,指派侄孙张子章等人到法国等地学习酿造技术,巴保进厂后,又安排他们拜巴保为师。
 
   张裕初创时,烟台郊外一片荒凉。此时,张弼士还有许多政商活动,不可能长期呆在烟台,因此,张弼士最为信赖的侄子,毕业于槟榔屿圣西韦斯学院土木工程专业的张成卿作为首任总经理,成为张裕酒厂建设的实际操盘人。在所有事务中,最让这位年轻的CEO揪心的,就是地下大酒窖。
 
   这个亚洲一流的大酒窖耗尽了张成卿的最后一滴心血,就在酒窖攻关得胜之日,他却溘然去逝,年仅四十。直至今天,据说夜深人静时,置身地窖深处某一条甬道的尽头,往往会听到时隐时现的回声,有人听到当年施工时的嘈杂声响,有人分辨出当年张成卿时断时续的广东口音……
 
   大酒窖建成后,三只容量为15000公升的橡木桶被推进来,这三只“亚洲桶王”,是用法国林茂山所产橡木制成,橡树树龄都在百年以上。每一个酒桶能容纳15吨的葡萄酒,据说,如果一个人每天喝一斤酒的话,那么他需要80年才能喝完这一桶酒。
 
   初创时的张裕酒厂,无疑拥有一支当时国内最国际化的企业团队,其中,有老外,有海归,更有大批经洋人培训过的本土技师与工人。在这个优秀团队的努力下,一桶又一桶的美酒,开始充填起张裕庞大的地下酒窖,高挑的石拱地下,齐整的木桶如同列队的士兵顺着墙面延展排开。
 
   好酒也怕巷子深。
 
   尽管张裕酒厂生产的葡萄酒口味绝佳,可喝惯老白干的中国百姓,对这洋玩意并不怎么买账。卖酒多年的张弼士深知,要将美酒化成人们口中的美味,还有不少事要做。
 
   为了有效开拓市场,张弼士可谓千方百计。
 
   那时,张裕公司北边的海上停了不少外国军舰。张裕人自然不会放过这些“识货”的顾客,于是就摇着舢板,先送一些酒免费尝试,士兵们很欢迎。这种体验式营销,张弼士本人也亲力亲为,甚至不失时机地客串一下推销员的角色。
 
   当然,在今天司空见惯的媒体广告宣传也被张弼士在当时应用的淋漓尽致。注重名人效应,这是张裕营销中另一着妙棋。为此,张弼士特在东葡萄园高岭处,建了一片豪华别墅和花园,专门接待贵宾。
 
   当时许多政要都曾在这里留下足迹或文墨。一生诗酒相伴的康有为,曾先后两次光临张裕做客,并留下诗篇。
 
   翻开张裕的题词簿,往昔那些政要的题词比比皆是,黎元洪的“酝酿太和”,袁世凯的“瀛洲玉醴”,都不失文雅,最贵重的首推孙中山的题词。
 
   1912年8月,孙中山先生由上海水路北行,应袁世凯邀请赴京议事,途经烟台作短暂停留。当月21日,他参观了张裕公司,并为张裕题写了“品重醴泉”四字。这是孙中山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
 
   “品”字既指酒品,更重人品,好人品酿造好酒品。这既是感谢张弼士当年30万两白银的慷慨捐助,也是他们"实业兴邦"的共鸣。因此,有人戏称,中山先生的题词,每个字价值7.5万两白银,乃是世上成本最贵的题词。
 
   但张裕葡萄酒名留史册的最大原因,还在于它在巴拿马太平洋(601099,股吧)万国博览会(即世博会)上荣获金奖。
 
   1915年2月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美国政府为庆祝巴拿马运河开凿通航而发起的。应美国总统的邀请,民国政府决定选派已成为工商界领袖人物的张弼士出任“游美商业考察团团长”。此时的张弼士,已是75岁高龄。
 
   在这次世博会上,葡萄酒是个热门展品。
 
   一天,张弼士倒了一杯张裕可雅白兰地,向一位名叫莫纳的法国商人走去。莫纳先生在法国葡萄酒业很有影响,他漫不经心地摇晃着酒杯,不料那琥珀色液体弥漫出的酒香扑鼻而来,令他十分惊讶;泯上一口,醇厚的味道使他更觉陶醉。回味再三后,莫纳询问道:“此酒产自哪里?”张弼士悠然一笑,吐出四个字:“中国烟台。”
 
   就这样,张裕白兰地非常好喝的消息四处传开,很多人前来品尝,有时候,一天多达万人,人们端着酒杯,聚在一起,细细地品味。
 
   口碑很好的张裕可雅白兰地,在本届世博会上一举荣获金质奖章;而解百衲、琼瑶浆和雷司令这三种葡萄酒也均获优秀奖。后来,人们为了纪念,将获得金牌的可雅白兰地酒改为“金奖白兰地”。
 
   在出席庆祝宴会时,75岁的张弼士,捧起红绸裹着的获奖金樽,回想起创办张裕的一波三折,想到那些付出青春与生命的亲人与员工,他老泪纵横:“唐人是了不起的,只要发愤图强,祖地的产品都能成为世界名牌。”在总结张裕创业史时,张弼士写道:“备历艰阻”、“掷无数之金钱,耗无量之时日,乃能不负初志。”
 
   “举杯回首望云烟,一八九二到今天。”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的先驱和中国食品行业为数不多的百年老店之一,张裕缔造了令人回味无穷的百年传奇。
 
   ■ 伤逝
 
   美国之行,是张弼士一生事业的顶峰。
 
   这次赴美,不仅张裕葡萄酒荣获金奖,而且中国代表团还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邀请,做客白宫,张弼士本人更是被称为中国的洛克菲勒。这无疑是国际社会对他一生事业的充分肯定。
 
   次年,为了筹措中美银行资金,张弼士不顾年迈,前往南洋四处接洽,积劳成疾,在巴城病倒。……
 
   1916年9月,张弼士在巴城病逝,享年75岁。他临终遗言:“死葬家乡”。作为一代巨商,张弼士逝世的消息,自然引起国内各界的广泛瞩目。不少论者认为,作为客家名贤,张弼士身上集中体现了“客商”文化的真髓,即:崇名务实的职业品质,“仕”“商”相济的人生理念,自律济世的儒商情怀,强烈深沉的家国意识。
 
   当时流行一句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张弼士。”
 
   二人都是叱咤一时的红顶商人,家有巨财,亦官亦商。胡雪岩以办胡庆余堂闻名,张弼士以创张裕公司传世,两人都留下一个令人尊敬的百年老店。
 
   但从成就来说,张弼士无疑要比胡雪岩成功得多。论官位,胡雪岩仅为二品大员,张弼士却是一品顶戴;论财力,张弼士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
 
   而从归宿上看,二者更是天壤之别。当1885年胡雪岩在凄惨中结束自己一生时,张弼士正矗立在人生事业的最高端;而张弼士在1916年逝世后,更是备极哀荣,他的灵枢受到海内外从官方到民间的隆重祭拜。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张弼士可以说做到了,但胡雪岩却没能做到。所以如此,与其说是两人能力与机缘的差异,不如说是眼光与见识的不同。
 
   身为“土鳖”,不谙现代经济运作的胡雪岩,完全依附于晚清官僚,成也清廷,败也清廷;而“海龟”张弼士即使位居高位,也能对清廷腐败无能看得甚为透彻,从而保持一种超然地位,并能广泛结交海内外各类人群,包括正在造反的革命党人。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这正是洞悉世界潮流的张弼士与身陷朝廷党争中的胡雪岩最大的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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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百年地下大酒窖:中国现代葡萄酒酿造史的文化地标
 
    如果说“葡萄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的经典诗句是中国古代葡萄酒文明的历史见证,那么,张裕百年地下大酒窖则是中国现代葡萄酒酿造史的文化地标。
 
   张裕百年地下大酒窖始建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历时11年经三次改建,于1905年正式建成,为亚洲最古老的葡萄酒酒窖。在张弼士以侍郎身份向光绪皇帝奏陈的《振兴商务条议》中写道:“臣于光绪二十年,曾呈请奏设葡萄酒公司于烟台试办,延聘酒司,买地种植,建造酒窖,购机试酿,几费筹划,经营考验,始有头绪,将藉此以开中国之风气,为兴商之先路也。”
 
   酒窖起先是请荷兰人雷德勿设计,张弼士指派侄子张成卿督办建造,耗时两年建成,但在1901年由于渗水而坍塌。接着又进行改建,张成卿与来自奥地利的酿酒师拔保男爵决定采用铁梁拱连、钢砖砌墙,但这些铁梁钢砖却难以承受潮湿的环境,锈蚀程度日甚一日,最终毁于1903年5月的一场洪水。面对两次失败,张成卿集思广益,决定放弃西法,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石头发碹结构,墙壁用大青石砌成,墙体内再以石头填充,蜿蜒而下的螺旋梯亦用永不锈蚀的石条所造,并在窖内设计了排水系统,延至1905年冬初才告竣工。据当时估算,若再以纲铁材料建造,工料成本需银元50余万;而用土法建造,仅用银元20余万。只是在建造过程中,张成卿积劳成疾,每天得让工人用小推车送他到酒窖工地监督施工细节。为建酒窖,张成卿耗尽心血,英年早逝,享年仅42岁。
 
   张裕百年地下大酒窖深达7米,共有8个拱洞,总面积1976平方米,整体方位北距海岸不到百米,低于海平面仅一米有余,却能坚如磐石、固若金汤。1907年的《商务官报》曾记载:“即此酒窖一项,振勋(张弼士别名)改图数次,始乃成功。而将成功时,各国工程师前来观者俱为诧异,竟谓中国人有此绝大本领焉。”
 
   张裕百年地下大酒窖最早的橡木桶,是从奥地利和意大利买来橡木板材自行加工的。这批板材的树龄有百余年,锯开的板材陈放3年,经日晒雨淋,直到寄生出野山蘑菇,并呈黑色,才被张裕选来制桶。据史料记载,至1908年,张裕已有7种规格的橡木桶共计430只。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张裕百年地下大酒窖,至今还矗立着3只被称为“亚洲桶王”的橡木桶:桶高3米,桶宽 3.1米,两端直径2.6米,容量15000公升。这样一桶葡萄酒可以分装750毫升标准瓶2万瓶,如果你从20岁开始每天喝一瓶,需要到75岁才能喝完。 
 
 

作者: 
海川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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