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士杰和他的抗日诗文

    许士杰同志1920年生于韩江上游离出海口不远的农村,那地方以前叫店仔头,属饶平县,现在则叫樟籍,属澄海管辖。他的父亲英年病逝,祖母又体弱多病,生活是贫困的,但他勤奋,好学,能吃苦,好歹也上了中学。“七·七”抗战爆发后,他加入了“青抗会”,第二年,他又加入了共产党。当1939年日军大举进犯潮汕以后,他成了敌后游击队队员,和战友们于黑夜里两次渡过韩江,突袭了在日军眼皮底下的彩塘警察所和东凤派出所,取得了胜利,鼓舞了潮汕人民。他不仅从事抗日活动,而且开始在大后方的两家大报——《中山日报》和《汕报》投稿。那时,我刚好担任这两报的副刊编辑,读了他的散文、诗歌和杂感,觉得它充满了爱国激情,文字也相当流畅,便加以采用,且长时间一直为他开放“绿灯”。抗战胜利后,大家都各奔前程,失去联系,直到他担任广州市委书记以后,看了报纸,才略知一二。
 
     提起许士杰,有两件事情,大概是广东人,特别是潮汕人所难忘的。因为它有特殊的新闻价值,爱读报纸的人,几乎无人不知。头一件是,许士杰以市委书记的身份,买了lA号座位的飞机票,准备到云南开会,想不到他上了机以后,那位“只重衣冠不重人”的空中小姐,看见他穿着打扮非常简朴,不像是一级顾客,便告诉他,“这里没有第一排的座号,你要么到后仓去找”。许士杰只好提着行李到后仓去找。到了后仓,东找西找,警务人员却照样奚落他:“这里没有这种座号,你要么下飞机到机场找售票员办”。这件事,后来是听说以机上有关班组长的认错道歉结束。
 
     第二件是许士杰离休以后,退居二线,中央为了建设海南大特区,急需人材,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认为只有许世杰比较适合,于是做工作请他出山。许士杰觉得中央对他的期望与信任那样殷切,只好鼓起勇气把任务接受下来。从那时起,他花了大量时间对全岛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对国内外的形势进行了广泛的分析,然后写出了建设海南的近期与远期规划。这个规划文件,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十多年来,海南成为一个闻名国际的具有重大经济价值、国防价值和旅游价值的大岛,和许士杰的规划与建议是有一定关系的。
 
     然而,俗语说,“万事起头难”,就当许士杰把海南北部一个极其荒凉、遍地是石头、仙人掌,非常贫困的地区——洋浦,拨出30平方公里,批准给港商去开发,以70年为期时,却引起一些当地人的反对、谩骂,甚至全国政协也有少数人站出来反对,闹得沸沸扬扬。幸亏国务院和邓小平先后对许士杰表示了强力支持,这场风波才告平息。可是,为了工作而过度劳累的许士杰,却患了不治的胃癌,于1991年7月不幸去世了!
 
     《风雨苍黄十年路——怀念许士杰》一文的作者最后写道,“许士杰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名字,却永远留在潮汕大地,留在珠江江畔,留在五指山下”。笔者相信,这几句是切合实际的,毫不夸张的。潮汕人是明是非,有礼貌的,从善如流的,对这位毕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同胞,决不会忘记。
 
     不过,我还有要说的话。一个爱国者,并不是天生如此的。除了他本身具有坚强、正直、大公无私的性格之外,还有党组织对他的教育、影响。许士杰的青少年时代,不但家境清贫,还有日本强盗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因此他除了谋生活以外,还要分一份心去读书、读报,写抗日的文章。他写的文章不少,作品多数用“亚杰”的笔名,通讯处则一律是“饶平店仔头”,三四年间我发表他的来稿至少有50篇以上。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和报社一位编辑吕礼宣一起,在岛宾馆见过他一面,行色匆匆,宾客如云,不便多说,在握别时,他表示他很希望我能找到他40年代的作品寄给他。事隔将近半个世纪,况且中间还有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文化大革命”,谈何容易?不过我还是答应他,“我会尽力而为之。” 
 
     两年前,我因事回家乡,想起许士杰对我的嘱托,便到梅县的图书馆去询问旧时报纸的去向。管理人员回答我:“我们的旧报纸都移交给叶剑英博物馆了。”于是,我便转向叶剑英博物馆去询问,果然,在梅州市的“叶剑英博物馆”发现了经过“浩劫”保存下来的旧报纸,便要求管理人员让我查一查。他答应了,我便动手去翻阅大堆残缺不全的报纸。前后去了三次(每次大半天)终于找到三篇许士杰的文章,事隔多年,纸质和印刷都很差,但是殷勤的服务人员还是依我的要求,复印给我。字迹怎样辨认,繁体字怎样改为简体,就无需多说了。
 
     许士杰这几篇诗文,写于上世纪40年代初期,他那爱祖国、爱人民、憎恨日本强盗、反对社会少数人因敌人的逞凶而显得堕落变质的思想意识,可谓溢于言表。它标志着,许士杰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革命者,是潮汕人应当学习和追念的崇高榜样。
 

作者: 
刘庆英
来源: 
汕头日报(2012.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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