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詹安泰及我与饶宗颐先生的两代交谊

    1996年8月,我参加首届“饶宗颐学术研讨会(国际)”,曾以《我所认识的饶宗颐教授》为题发言。那时,宗颐先生虽然已年近八十,但他的著述仍在不断刊行,他的贡献还在与日俱增。
     此后十五年间,饶公著述不断,宏论层出不穷,更兼书画创作不辍,艺术日臻巅峰。两年前,学界在敦煌为他祝寿,温总理在北京亲切会见了他,中央党校也专门请他到校举办书画展。
     说起这个十五年,倒也十分凑巧,作为饶公稔熟的晚辈,我也已年过八十,进入晚年暮境。同是潮州“读书人”,同饮韩江水。我与饶公是两代世交,饶公比我长十五年,而家父詹安泰先生,又刚好比饶公长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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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父力荐饶公任教韩山师范
     饶公生于1917年,这位潮州才子,并没有什么高学历高学位,他是靠着书香门第,自幼饱读家中藏书而自学成才的。
     饶公父亲饶锷,是潮籍著名学者。少年时期的饶宗颐,生活在书香弥漫的家庭环境,跟着父亲终日埋头于浩瀚的卷轴之中,饱览群书,浸淫诗文。
     他自小聪颖过人,凡诗、词、书、画,以至琴艺古乐,莫不一试即通,“神童”之誉,由是而生。16岁时,宗颐先生就曾以咏优昙花而语惊四座。
     18岁那年,他应聘到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纂修史志,《潮州艺文志》就是在此期间完成的名作。至此,不到二十岁的宗颐先生,已是尽人皆知的潮州才子。
     家父詹安泰(着名词学家,原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编者注)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于广东高师(中山大学前身)毕业后,就回到潮州,进入韩山师范执教诗、词、曲以及文学史等课程,平日赋诗作墨,跟饶家父子时有酬唱过从,那时的饶宗颐先生,是我家的常客。
     父亲每上天啸楼饶府去看书论学,也常把当时四五岁的我带在身边,耳濡目染,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就对“潮州才子”和“天啸楼”有了较深的印象。
     我父亲早就对年轻多才的饶宗颐多有赞赏。现今韩山师范学院图书馆大厅的墙上,挂有我父亲和饶公的肖像。家父跟饶公关系密切,比我父亲小十五岁的饶公,常常被人误以为是我父亲的学生。
     饶公进入韩山师范给学生讲课,的确是我父亲推荐的。当时,我父亲因为生病,需要休养一段时间,校长要他找位代课教师,我父亲就推荐了这位二十岁左右的潮州才子。
     年纪轻轻的饶宗颐先生果然不负所托,出色地承担了我父亲所授的课程,并深得学生的欢迎,可谓一鸣惊人!而我父亲当年不问学历、资历,推荐饶公,也可见那时韩师的不拘一格、唯才是用。
     无独有偶,后来我父亲也被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以名士身份,聘到中大接替岭南词学名家陈洵讲授诗词学,从一个地区师范学校的教师一跃而为国立大学的教授。
 
     .饶公前往云南途中滞留香港
     我父亲虽非饶公的老师,但对这位才学非凡的年轻英才,倒是时刻深怀爱才之心,一有机会就想要推荐他进入更高层次的学术机构,好让他充分发挥才华。
     我父亲在接到聘书,将前往因抗日战争内迁云南澄江的中山大学任教时,又欲推荐宗颐先生到中山大学任教,并且跟宗颐先生坦言他的想法。
     我父亲前往云南履新之际,广州已经沦陷,须绕道入滇。我母亲当时怀抱不到两岁的妹妹,不便跟随前往。后得知宗颐先生有意应我父亲之邀入滇,便和他相约绕道惠州到香港,再从香港经安南(今越南),取道滇越铁路进入云南昆明。
     不料路上宗颐先生身体不适,到香港后留下来,被香港文化界所聘用,便中止了入滇之行。宗颐先生因此和香港结了缘。尽管他曾回内地,先后任教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广东文理学院及汕头南华学院等院校,但到1948年,他就在香港定居下来了。
     家父执教中山大学,凡三十载,战乱中多次随校播迁,最终病逝中大康乐园。他生前与饶公虽无缘同居一城,共处一校,然音讯常通,酬唱不辍。堪称莫逆之交。
     上世纪四十年代,饶公任教广西“无锡国专”期间,两度进入大瑶山,赋诗结集为《瑶山诗草》,家父闻讯喜亟,即赋古诗一首作为题辞,后为饶公录入《选堂诗词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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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饶公,多年后再次见面
     1949年中秋前后,家父惦记着香江的文坛故旧,曾赴港短暂探访,与时在港大执教的饶公及多位诗坛友朋相聚,尽享酬唱之乐。数日后,家父北返羊城,广州随即解放。到了1958年家父被错划为“右派” ,丧失自由,知己如饶公者,亦不得不断绝来往,失去联系。
     “文革”期间,家父因癌魔缠身,药石罔效,含恨辞世,从此与饶公再会无期!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在武汉大学任教。恰好1979年冬,他应邀访问湖北博物馆鉴赏出土文物,一到武汉就和我取得联系,专程到武大来看我,见面之后,亲如家人。
     那天我陪饶公游览东湖,一同追忆先人往事。他听我诉说家父三十年来风风雨雨的坎坷人生,叹惜之余,他把话题落到如何搜集、整理我父亲诗词遗稿遗墨,设法梓印刊行这一“慎终追远”的大事上。
     他说︰“我一到武汉就急着要找到你,是想和你商量这件事。”并强调说︰“祝南先生的遗稿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是宝贵的财富,一定要想尽办法刊行问世。”又说︰“诗词稿本以影印祝南先生原手书刊行为宜。”“有困难我一定竭力帮助。”
     说来也真有缘分,就在饶公访问武汉的第二年春天,我受教育部推荐,应聘出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席两年。而这年初夏,饶公也应京都大学清水茂教授之邀,到日本访问讲学四个月。按照饶公的主意,我出国时把家父手写的诗词遗稿带到东京,再由我送到京都给他,由他负责张罗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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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促我父亲詹安泰的遗作出版
     饶公将家父的遗墨带回香港后,不出两年,就由他出面联系到热心刊行岭南文献的何耀光先生鼎力支持,作为何氏《至乐楼丛书》第25种,以典雅的线装影印形式,将《鹪鹩巢诗》和《无庵词》合刊印行。
     此举尽显饶公尊贤崇文之节,令学界赞赏不绝,诚如香港作家联谊会创会会长曾敏之先生在纪念家父的《感旧见遗篇》中所言︰
     “很感激饶宗颐教授为我送来《鹪鹩巢诗》及《无庵词》合集。这是中山大学詹安泰教授的遗作,几经波折终能付梓问世,这真是文苑中值得一记的美事。”
     “饶教授学贯古今,也是诗词能手,崇尚道义,引詹老为乡贤,遂毅然承担擘划出版詹老著作之责,曾几何时,詹老之诗词就能以装帧精美、影印其手迹问世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大江南北,都留下了饶公的足迹,各地学府及文物单位都以能够迎接饶公到访为荣。国务院也聘他担任古籍整理的顾问。 “南饶北季”的说法也在国学界广为传播。但他始终谦逊待人,一再表示不能称他为大师。而对于我们这些熟悉的晚辈,他始终热情亲切,关爱有加。
     1981年初,我从东京大学回国度假前,接到香港大学中文系单周尧先生一封信,说是饶宗颐先生要他写的,信中说港大中文系想请我趁回国之便,到港大中文系做一次学术讲演。
     后来,我在假毕返东京途中到港大做客。主持讲演会的是系主任马蒙,正好那天港大欢送马教授荣休,我的讲演会,是马教授退休前最后一次主持中文系的学术讲演会了。从那以后,我和港大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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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宗颐先生对我的关怀和支持
     1982年,我从日本讲学归来,翌年从武汉大学调广州暨南大学,此后常有机会见到饶公。1985年,我担任暨大复办后的首任文学院长时,欲聘饶公做顾问,他一口答应了。学校给他的聘书,就是我到他跑马地的家中呈递的。
     2002年,是我父亲诞生一百周年,中山大学筹划举行纪念活动,请一些海内外词学名家,开一个以我父亲词学研究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我向饶公报告此事,他十分赞同,表示一定支持,一定到会。
     后来,我又约同曾宪通兄和中大唐钰明教授,到香港登门拜访潮州同乡总会的陈伟南会长,请他支持办好纪念我父亲百年诞辰的活动。伟南先生一听说是纪念詹安泰,二话没说马上表示大力支持。
 他说︰“祝南先生是我在韩师时的老师,我一定要参加。”说罢当场答应资助十万元港币。我们用这笔钱做了三件事︰
     一是请香港翰墨轩许礼平先生以影印手迹的形式制作一本完整而精致的《詹安泰诗词集》;二是请暨大出版社重印业已绝版的先父遗着《屈原》及《离骚笺疏》两书,合成《屈原与离骚》,在会上赠送与会嘉宾了;三是用作补贴会议的开支。
     这个会议开得十分成功,饶公和陈伟南先生专程前来与会,气氛十分热烈。我母亲也从医院坐轮椅前来和大家见面。她跟饶公亲切叙谈忆旧。重温当年潮州、韩师的旧谊。
     去年年底,潮州市政府和韩山师院隆重举行“纪念詹安泰先生国际学术研讨会”,一百多位海内外嘉宾汇集潮州古城。饶公闻讯十分高兴,立即挥毫写了“博学于文”的贺词,派人送到会场,表达了他对自己的深交、“岭南词宗”的敬仰和怀念之情。
     会议专门组织大家参观了饶平新丰詹氏故居的土楼,又在潮州市内参观了五年前建成的饶宗颐学术倌。
     近两三年,我这个退下来的“文人”,在朋友们的怂恿和鼓励下,也拿起早已搁下的毛笔来写写字,并借此寄托我对书道名家已故父亲的怀念。
     我从未想过要把我写的字展示人前,倒是想写完送给亲朋好友看看,让他们也感受到我的自得之乐。
     没想到的是,几位热心书画艺术的朋友,在我有了一定积累之后,竟提出要把我的书法“作品”挂到广东画院的展览厅上展览,这让我受宠若惊!
     更让我意外的是,画院的朋友还找到了饶公,告诉他要为我办书法展的事。饶公竟然给我写了个题词“文士情怀———詹伯慧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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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家乡的“白糜”情有独钟
 1980年春我到日本东京大学讲学,饶公在我到后不久就来到京都大学,住在清水茂教授按照饶公的意愿给他安排的一座庙宇———三缘寺内。那可是一个清幽洁净,读书做学问的好地方。
     六月初我到那里去看他,把他时刻惦记着的我父亲的诗词遗稿交给了他。在谈及为什么不住宾馆酒店而偏爱住进庙宇来时,他谈了许多关于民族化和现代化的见解,对我很有启发和教育,让我难以忘怀。
     他举了好多身边的例子,赞赏日本在保护历史文物方面,在民族化和现代化的结合方面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还引述了日本朋友的批评︰“为什么你们中国人一修马路就想到要拆城墙?”
     我接触过的日本汉学家,都对饶公的才华赞叹不已。
     那年六月,饶公回港前北游到了东京,日本书道家们为他举办了规格极高的个人书法展览,请他做书法艺术讲座,新闻媒体纷纷采访,可谓轰动书坛。
     就在那次访问期间,和日本权威的书画出版机构二玄社达成协议,他的《敦煌书法丛刊》29卷由二玄社开始陆续刊行。
     而此时我也利用难得机会,作为东道约请日本一些大名鼎鼎的汉学家,在一家中国餐馆宴请饶公,他们都应约而来,欢声笑语,饮宴畅叙,气氛十分热烈。
     席间,饶公向与会学者分发他来日后一路创作的《九州岛诗稿》复印件,大家都惊叹饶公“下笔成诗”,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在饶公的诗作中,常常出现日本文坛典故,一些鲜为人知的日本史料,也跃然纸上,实在叫人拍案叫绝。
     饶公逗留东京期间,在繁忙酬酢之余,还偷闲挤出一个夜晚来到我在东京的客居寓所。我特意煮了潮州白粥款待他,他对久违的家乡“白糜”情有独钟,连声叫好,说难得有机会来你家洗洗肠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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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感动全世界的汉学大师
     法国学术界对饶公的学问也极为赏识。特别是关于敦煌学的研究,饶公的成就很多都是在法国实现的。他多次前往法国从事研究,利用法国一些研究机构珍藏的大量文物文献,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探索。
     早在1962年,就获得了法国儒莲汉学奖。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和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合作研究敦煌写本,出版了集敦煌写本词曲大成的《敦煌曲》一书。
     1978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后,又再赴巴黎,在法国高等研究院担任客座教授一年,继续从事研究工作。1990年五六月,我应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之聘前往巴黎讲学,我所接触到的法国汉学界人士,几乎没有谁不熟知这位常到法国的饶宗颐教授的。
     一次我经法国朋友预约,到国立图书馆去参观,作为来自中国的学者,我被特别优待,允许进入馆内阅看该馆珍藏的敦煌写本资料。该馆写本部东方组的学者向我说明这些写本都是珍品,一般读者是不能阅看的。
     接着就向我介绍说︰“香港的饶宗颐教授曾到这里仔细翻阅有关的写本资料。他在敦煌学上的研究成果,得益于我们这里所藏数据,实在不少。他是我们非常敬佩的一位学者。”
     当我提到我跟饶教授十分熟悉时,这位管理写本部的学者更滔滔不绝地向我忆述起当年饶教授在这里做研究的情景来。
     在巴黎短短一个月里,耳闻目睹使我深深感到饶公在法国的影响。他不仅是感动香港的国学大师,也是感动全世界的汉学大师!
 
     (詹伯慧,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暨南大学教授。本文为他于2011年12月11日在“饶宗颐与华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有删节)
 

作者: 
詹伯慧
来源: 
羊城晚报(201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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